1986年，陈永贵逝世，华国锋深感悲痛。

中南海的同事们，无一人参加告别仪式。

而自离职后便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华国锋，却蹒跚而入，只为送老友最后一程。

1986年深冬，北京复外大街的部长楼院中，陈永贵同志正被疾病沉疴所困。

经医生特许，他得以回家，和家人共度春节。

他被病痛折磨得日渐消瘦，面容憔悴，但那双眼睛依旧明亮。

孩子们跑进跑出，在院中嬉戏，他笑眯眯看着，病痛也在这份天伦之乐中减轻了不少。

他生活一贯简朴，年夜饭也简单至极。

吃了几个饺子，破例喝了半杯葡萄酒，就已经很满足了。

听儿女细数近年的政策春风与乡村巨变，他由衷的高兴。

然而这份喜悦背后，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楚。

他是大寨的农民，心系那片热土；

但他也曾有过辉煌的政治生涯，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一个农民，一个粗人，怎么也想不到，大会上一鼓掌，自己就来到了中央工作。

他没什么文化，批阅文件时也常感到力不从心。

每到这种时候，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就浮现于脑海：“永贵同志，到中央工作可有困难？有问题要说，大家可以一起商量。”

这份信任与关怀，如春风化雨，让他卸下负担，积极工作。

1986年2月28日，陈永贵又来到了北京医院，住进了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病房。

恶化的癌细胞不断折磨着他，此时的陈永贵，已如风前残烛。

他住院以后，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和陈永贵的同事们，纷纷在百忙之中抽身，来到医院探望他。

陈永贵还像往常一样热情淳朴。

他总是努力支撑起身子，招呼子女为每一位前来探望的领导与同志准备座位、茶水。

病情日益沉重，陈永贵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倒计时。

他私下里将一粒止痛栓，分为两份使用，更不止一次地对医护人员说：“感谢你们，但是好药就留给更需要的人吧，用在我身上也是浪费了……”

弥留之际，他示意焦秘书取来纸笔，用尽全身力气，断断续续地表达了他最后的遗愿：“我感激中央领导的关怀与北京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至于我的身后事，我希望一切从简，不举办追悼会与遗体告别，只希望我的骨灰能撒在大寨的土地上……”

焦秘书复述完毕，他费力地点了点头，颤抖着手，签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笔——“陈永贵”。

3月26日这一天，陈永贵已经不能说话了，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

从上午开始，他便陷入了深度昏迷之中，对外界已毫无反应。

到了晚上，医院的走廊里回响着沉重的脚步声，医护人员和他的家人们都围在他身边。

3月26日8时35分，这位经历了风雨、留下了无数功过评说的老人，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二岁。

1986年3月，作家马烽赴京参与全国人代会之际，得知了陈永贵病重，在北京医院静养的消息。

他心中挂念，本欲即刻前往探望，不料命运弄人，一纸讣告突至：陈永贵因癌症病逝，将在八宝山殡仪馆将举行告别仪式。

马烽闻讯，震惊之余满是遗憾。

当日下午，他匆匆请了假，驱车直奔八宝山。

抵达追悼大厅前，却发现门外一片寂静，还以为是看错了时间。

大寨村的几位干部坐在台阶上吸烟，告别室里聚集了大约二百来人，却没有一个中央领导。

就在这时，一辆轿车停在了告别室的外面，从车上走下一位身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

周围的群众瞬间认出了他，那是华国锋。

人们围了上去，又在他前方站成了一条通道，有些人甚至鼓起了掌。

随着华国锋的到来，大厅的门被轻轻打开，人群开始有序地进入。

华国锋默默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他凝视着陈永贵的遗容，眼中泛起了泪光。

周围的人群安静了下来，有些人也开始低声抽泣。

华国锋依然没有说话，他擦掉泪水，绕着陈永贵缓缓地走了一圈，又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

他始终一言不发，沉默着走出告别室，坐车离开，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华国锋出生在山西交城，与陈永贵领导的大寨虽隔百里之遥，却是山西同乡。

两人虽然都是从山西基层磨砺而出的领导，早年却不曾谋面。

因缘际会下，陈永贵因工作之需与华国锋相识。

两人都是搞农业出身的，因此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他们频繁交流心得，分享经验，彼此间的友谊也日益深厚。

闲暇时，两人常会相聚，一起聊天吃饭，讨论农业问题。

两人在政治理念上也多有相通之处，曾经同舟共济过，最后也同病相怜。

“四人帮”倒台后，大寨的光辉似乎也随之黯淡。

陈永贵与华国锋相继卸任，回归平凡生活。

在这段相对宁静的日子里，两人之间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真挚关怀。

世事纷扰中少见这样的情感，却在他们两人之间显得尤为坚韧。

陈永贵一个农民，是怎样搅进政治漩涡的呢？

1964年3月，毛主席乘坐专列南下，亲临邢台考察。

此时，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紧急赶来汇报工作，讲述了陈永贵引领大寨人民三战“狼窝掌”，开山辟地，增产粮食。

不仅让家家户户粮仓充盈，更为国家发展贡献了力量。

陶鲁将陈永贵誉为山西，乃至全国脱贫致富的典范。

同年5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农业要自力更生，我们应当学习山西昔阳大寨，他们不向国家要东西也不要国家的钱，全凭自身努力。”

6月，在规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再次强调：“农业主要靠弘扬大寨精神。”

由此，“农业学大寨”这一号召应运而生，成为引领全国农业发展的新旗帜。

周总理于繁忙政务中，三度踏上虎头山，引来了各地党政要员与媒体的关注。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更是情系此地，将虎头山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与最终归宿。

尽管毛主席未曾亲至大寨，但他却在此地觅得了与自己理念相契合的典范——“政治引领，均衡计工，合理分配”。

大寨因此成为了时代需求的缩影，历经雕琢与塑造，报纸上刊登，广播里宣传，还跃然于银幕之上。

“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的景致与赞歌，跨越千山万水，响彻中国，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记忆符号。

1967年，在农村土地上不懈奋斗的大寨领袖陈永贵，被选为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其影响力迅速扩大，不久后便升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由此开始，陈永贵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开启了他政治生涯的新篇章。

“十大”会议提前举行，在讨论新一届政治局成员的时候，中央的一位领导发表讲话：

“关于陈永贵同志进入中央的议题，其实早已酝酿多年。大寨与昔阳在他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遵循毛主席的革命道路，历经考验，成绩斐然。陈永贵同志在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考察中，勇于直抒己见，批评中肯，毫无虚饰，深受各地同志的尊敬与赞誉。”

此言一出，中央委员们纷纷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陈永贵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政治局的一员。

随后，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永贵更是被选举为国务院副总理。

一个从虎头山走出的普通农民，竟然一跃来到了中南海。

谈及此事，陈永贵也曾感慨地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

陈永贵身处高位，却不忘本心，始终保持着农民那份难能可贵的质朴与清廉。

他深知农民群体的不易与艰辛，内心对农民长期以来的社会地位深感不平。

成为副总理后，他了解到毛主席也和他一样，不喜欢等级制度。

因此，即便是在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庄重场合，他也坚持穿着朴素的农民对襟衣裳，头裹白巾，一副庄稼地里的农民打扮。

回到了大寨，他也能立刻融入群众之中，与社员一起在田间地头劳作。

他当了大领导，可家乡的年轻人们依旧亲切地唤他“永贵大叔”。

这份亲民与随和，实属难能可贵。

更令人敬佩的是，即便他已经踏入了中南海，可他的家人仍选择留在乡村，通过劳动赚取工分。

山西省的相关部门，曾试图将他全家的户口迁往北京。

陈永贵知道后，不仅断然拒绝，而且非常生气，拍桌质问道：“这是谁的主意？我不同意，他敢！”

就这样，家人的户口又被迁了回去。

当时，陈永贵的粮食来源，主要是队上按家庭人口分配的口粮。

这些粮食他通常会拿到粮站，换成全国通用的粮票，以便在北京使用。

他身为副总理，却并未领取过一分钱的薪水。

大寨根据他的全勤记录，每日按1.5元的标准折算成劳动报酬，作为家庭收入。

但鉴于他进京后的生活开支增加，组织上给予了关怀。

中央每月补助他36元生活费，山西省每月提供100元的兼职补贴。

尽管如此，他的生活依然简朴至极。

他拒绝了作为政治局委员应享有的特殊待遇，日常饮食简单朴素。

大部分时候都是小米粥、馒头、咸菜、苦瓜，这些家常菜。

若是有客人来访，他便以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相待。

在大寨时，他每天都抽自家种的旱烟，烟瘾很大。

进京后没了烟草，他只能改抽香烟，却也总是选择那些价格低廉，三毛钱一盒的，从不铺张浪费。

初抵北京的陈永贵，下榻于京西宾馆。

即使进了城，他还是保持着早起的习惯。

每日清晨，他亲自动手整理床铺、清扫房间、泡一壶清茶，衣物也坚持自己洗。

警卫员主动帮忙，他总是笑着拒绝：“不麻烦你们，我又不是没长手！”

宾馆走廊上的灯光彻夜不息，陈永贵看不惯这样浪费，每次都主动上前把灯熄灭。

自担任副总理以来，中央便安排他入住了钓鱼台国宾馆的3号楼。

此地原为皇家园林，绿树成荫，环境清幽，门外更有全副武装的警卫站岗。

然而，随之而来的秘书、司机、警卫及炊事员的全方位服务，却让一向习惯亲力亲为的陈永贵，感到颇为不适。

因此，他时常外出走访，但每当返回钓鱼台，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总是让他发愁。

1975年5月，陈永贵鼓起勇气，向毛主席致信一封，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计划将时间三等分，一部分用于昔阳的实地工作，一部分用于全国范围内的调研，剩余时间则留在北京处理事务。

同时，他也恳请能够搬离钓鱼台。

不久，毛主席亲笔回复了他的信件，简短而风趣地写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毛主席还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赞扬道：“永贵啊，你的‘三三制’安排得很是妥当嘛！”

随后，他又转向政治局委员们说：“永贵提出搬离钓鱼台，我批准了，毕竟钓鱼台无鱼可钓嘛！”

同年八月，陈永贵离开了钓鱼台，住进了交道口的胡同小院。

小院宽敞，有很多空地，他便利用闲暇时光，亲手开垦出一片片小菜园，种上了豆角与西红柿。

每次收获满满，他总是和警卫班的同志们分享，多余的就送到食堂。

陈永贵在出国访问与国内视察期间，也始终秉持廉洁自律。

赴墨西哥之行，他坚持轻车简从，未带任何服务人员，所有事务均由警卫员统一协调处理。

偶遇驻墨大使姚广，同为昔阳人的他提议利用每人发放的20元外汇券，购买手表作为纪念。

然而，陈永贵听后却严词拒绝：“不行！干什么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都是上海表。”

在云南、贵州的视察途中，陈永贵发现随行人员私自携带了云烟与茅台酒。

他当即大发雷霆，责令相关人员必须将购买费用悉数退还。

拉萨之行，面对宏伟神秘的布达拉宫，陈永贵却选择绕道而行，他说：“最美的风景不在宫殿，庄稼地才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建设，才是最美的！”

卸任副总理之职后，国家体贴地在北京东郊农场，给他安排了一个顾问工作，实际上就是为了让他的晚年生活有一份保障。

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却拒绝了专车与一切公务配备。

他住进了一幢朴素的部长楼，日常出行则以步行或公交为主。

在农场顾问的岗位上，他热情真诚，尽心尽力。

时常亲赴田间，实地考察作物生长状况，细心观察病虫害情况。

在生活中，他更是以身作则，坚持勤劳、简朴、节约的原则。

这种难能可贵的态度，赢得了农场工作人员的一致好评。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肺癌晚期，在北京逝世。

遵照他生前的愿望，他的骨灰被撒在了虎头山上，长眠于这片他曾深情守望的土地。

为了纪念他，虎头山上还矗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功盖虎头，绩锚大地”八个大字

这不仅是对他一生贡献的高度概括，也是中央与广大人民群众对他最为诚挚的缅怀。

参考文献

段存章《大寨驻点记者眼里的陈永贵》

陈国才《陈永贵的六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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