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已在弥留之际。

10日晚约8时，李鹏与其夫人朱琳来到了病房。

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她的耳边轻声告知后，她声音微弱沙哑，却还是艰难地叫了一声：“李鹏……”

这两个字，成为了她临终前的最后遗言。

曾有传闻说，李鹏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女士的养子。

但在回忆录中，李鹏明确澄清了这一外界的说法。

他深情地回忆道：“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我们都称他们周伯伯、邓妈妈。”

周恩来和邓颖超伉俪情深，一生没有子女，却有“儿女满堂”。

1925年8月8日，邓颖超与周恩来在广州结为连理，随后不久，她便得知自己即将成为母亲。

然而，那时夫妇二人都肩负着重要的革命使命。

周恩来当时正忙于东征的指挥，而邓颖超本人也正投身于广东的妇女革命运动。

面对新生命的到来，邓颖超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深思熟虑后，她意识到在革命大局面前，个人的小家需要让步。

为了更广阔的革命事业，为了不影响周恩来的工作，也为了孩子能在更稳定的环境中成长，她决定放弃这个孩子。

邓颖超一个人去买了打胎药，药物的作用远比她预想的要猛烈。

剧痛如潮水般袭来，汗水浸湿了衣襟，她痛得蜷缩在地上，鲜血也未能止住。

心中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似乎给了她无尽的力量与勇气。

凭借着超乎常人的意志，邓颖超克服了身体上的剧痛与心理上的煎熬。

仅仅几日调养之后，她便重新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了。

后来，邓颖超抵达汕头与周恩来相见，她鼓起勇气，向丈夫坦露了私下堕胎的经过。

周恩来听后，罕见地动了怒：“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属于国家，属于时代。你有什么权利剥夺他来到这世上的权利？你更不该这样伤害自己的身体！”

面对周恩来的严厉批评，邓颖超心中虽有万般委屈，却也深知自己行事欠妥，连连致歉。

周恩来虽怒火中烧，但也明白妻子这是把革命事业放在了第一位。

他懂得邓颖超的苦心与无奈，于是转而以温柔与理解包容她、关怀她。

1926年12月，周恩来被调任上海，身兼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及中央军委委员要职。

仅在上海停留三个多月，他便成功组织领导了震撼人心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与此同时，因怀孕待产而留在广州的邓颖超，正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难产。

孩子体重异常，超过了正常标准，经过漫长而艰难的三天三夜仍未顺利生产。

当时，医院的医疗条件没办法做剖腹产手术，如果继续拖下去，大人和孩子都会面临生命危险。

在得到邓颖超的同意后，医生采用了产钳助产的方式，最终成功诞下一个男孩。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助产过程中医生的操作力度过大，孩子的头颅遭受了严重损伤，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

在风雨如磐的岁月，周恩来日夜为转移同志、组织反击而忙碌。

但他的心，始终牵挂着在广州待产的邓颖超。

他发出密电，催促邓颖超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与他汇合。

然而，广州的军阀陈济棠，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逮捕和屠杀。

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也遭到了军警的搜查。

在一片混乱中，一位同志机智地将周恩来的电报，交给了一名工友，叮嘱他务必亲手交给邓颖超。

中山大学也被大批军警包围，中共中山大学党支部委员陈铁军，在生死关头翻墙逃脱，冒险将消息告知了医院中的邓颖超。

邓颖超刚刚收到周恩来的密电，又得知了医院外的动荡，心中焦虑万分。

幸运的是，在医生的帮助下，她和母亲得以搭乘医院前往香港购买药品的小船逃离现场。

那时候，蒋介石悬赏巨款，抓捕周恩来。

因此抵达上海后，邓颖超只能通过秘密登报的方式，才与周恩来重新取得联系。

周恩来将邓颖超安置于福民医院，进行了检查。

邓颖超在分娩时极度紧张，后来又急于撤离，缺乏休息。

她的子宫未能有效恢复，未来或难以再孕。

为了革命事业，邓颖超失去了成为母亲的机会。

这不仅对她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影响，更在心灵深处留下了伤痛。

然而作为革命者，邓颖超以她博大的胸襟与爱心，将这份遗憾转化为对更多革命后代的关爱与呵护。

她以母亲般的慈爱与无私，抚养、温暖了许多革命后代。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战火纷飞间，百姓流离，大批儿童失去了庇护，孤零无依。

南京沦陷后，武汉汇聚了全国上下众多救亡图存的团体与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

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基于汉口难民营中儿童比例的统计，估算出庞大难民潮中，约有400万难童。

邓颖超心潮难平，深感责任重大，她深刻认识到救济难童刻不容缓。

她四处奔波，广结善缘，汇聚各方力量，探索并实施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难童救助措施。

1938年初，邓颖超携李德全、沈钧儒、郭沫若、蔡元培等一众志士仁人，于汉口青年会召开会议，决定创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委会。

3月10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其组织架构初具雏形。

原本，邓颖超是组织委员会主任的有力候选，但国民党顽固派却企图全面掌控领导权。

面对此境，邓颖超以大局为重，主动让贤。

她明确表示保育会的根本宗旨在于抗日救国、庇护战乱中的儿童，而非个人名利的争夺：“我们因抗日救国之志、护佑儿童之心相聚，我无意于任何虚名。只要工作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保育会的主要工作，是战区儿童的紧急救援与保育院的筹建，同时积极筹募善款以支持各项救助行动。

保育会的成员组织队伍，数次穿越硝烟弥漫的战区，不顾个人安危，从炮火中拯救出无数孤苦无依的孩童。

他们的救援行动覆盖广泛，包括烈士遗孤、抗战将士后代、救亡志士子女及受战争波及的无辜儿童。

面对庞大的救助需求与资金压力，邓颖超与周恩来夫妇率先垂范，慷慨解囊。

此举迅速激发了社会各界的共鸣，纷纷慷慨捐赠，有效缓解了经费短缺的困境。

据统计，自1938年秋至1943年夏，保育会所获资金中，仅四分之一源自国民政府补助，其余皆为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

在邓颖超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保育会的足迹遍布全国14个省份。

成功建立了五十余所保育院，为超过两万九千余名苦难儿童，提供了庇护与教育的希望。

邓颖超以深远的眼光洞察到，对难童的援助远超越物质层面的给予，更在于教育。

针对当时社会上，将难童保育单纯视为慈善之举的偏见，她在1938年儿童节之际，于《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

诞生于全民族抗战烽火中的重庆育才学校，其学生大多来自战时儿童保育院。

1940年9月，邓颖超亲赴育才学校考察，并慷慨解囊，为学校购置了急需的运动器材。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中，邓颖超与周恩来始终以慈爱之心，温暖着身边的孩子们。

李鹏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革命烈士李硕勋的后代，李鹏在父亲不幸牺牲后，随母亲赵君陶四处辗转，历经艰辛。

1939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得知李鹏暂居成都亲戚家中后，将他接到重庆，后又精心安排他前往延安深造。

从此，邓颖超不仅成为了李鹏精神上的灯塔，更在日常生活中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从学习的点滴进步，到思想的健康成长，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她都如同对待自己孩子般悉心关怀。

1945年11月，年仅十七岁的李鹏，已是一名怀揣信仰的共产党员。

当时，他即将响应组织号召，奔赴前线。

临行前夕，他来到周恩来与邓颖超所在的窑洞，向他们告别。

周恩来得知李鹏即将奔赴前线，很是欣慰，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不仅要形式上入党，更要思想上入党，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

邓颖超拿出一床延安生产的毛毯送给他，而他们自己铺盖的，是两床岁月磨砺下洗得发白的旧棉被。

李鹏推辞再三，却难挡“周伯伯”与“邓妈妈”的坚持，最终含泪收下这份沉甸甸的关爱。

岁月流转，李鹏屡建功勋，职位也越来越高。

但在“邓妈妈”心中，他永远是那个需要关怀与引导的孩子。

1983年6月，李鹏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了，而邓颖超已经79岁高龄。

尽管酷暑难耐，邓颖超仍不忘亲临李鹏办公室，反复叮咛：“勿忘初心，戒骄戒躁，不要脱离群众。”

对李鹏而言，周恩来与邓颖超不仅是他政治上的引路人，更是生命中亲密的家人、长辈。

“周伯伯”与“邓妈妈”的称呼，饱含了李鹏对他们无尽的感激与敬爱。

邓颖超，这位在中国政治领域，熠熠生辉的女性革命家，其一生经历了无数风雨。

从解放前的艰难岁月到解放后的不懈奋斗，她的身体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她始终勤劳无怠，兢兢业业，但长期的劳累终究还是在身体上留下了伤痕。

进城后，她被确诊患有高血压与冠心病，还做了胆囊手术。

1983年，邓颖超肩负起政协全国第六届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以勤勉之姿在该岗位上默默耕耘了五个春秋。

彼时她已至耄耋之年，但依旧坚持工作。

秘书时常伴她左右，细心搀扶，以防不测。

然而，在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一个不留神的小疏忽，邓颖超不慎跌倒。

在场的所有人都心头一紧，医护人员迅速赶到，中央领导们也纷纷关切地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当时，距离正式开场仅剩十分钟了，邓颖超马上就要上台。

或许也是顾及到这一点，她当即表示自己没事，能够继续完成讲话。

但事实上，在此之前她的身体已有站立不稳的迹象，有时只是起身也摇摇晃晃要摔倒。

1988年，84岁高龄的邓颖超，告别了繁忙的政务，开始与病魔抗争。

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不仅遭受着多种器质性病变的困扰，还患上了帕金森。

两年后，她的身体更是虚弱，一场接一场的感冒与肺炎，让她在短短一年内五次住院。

1991年夏天，邓颖超再次因肺炎引发高烧，被迫入院治疗。

高烧不退，身边的人都揪心不已。

医生也直言相告，说是这一次情况不太乐观，要做好准备。

转过年来，邓颖超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全身多个器官功能衰退。

7月10日清晨，她的病情急转直下，心率加速，呼吸异常，进食困难。

医生紧急判定为病危状态，并立即向中央通报了情况。

当晚8时许，李鹏夫妇匆匆赶至病房。

这时的邓颖超已经是生命垂危，可她依然保持着微弱的意识。

用那几乎听不见的沙哑嗓音，轻轻唤了李鹏的名字。

整个夜晚，邓颖超的病情未有丝毫改善。

直至次日，1992年7月11日清晨6时55分，她在一片宁静中缓缓闭上了眼睛，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

孟红《大公无私邓颖超》

李学通《邓颖超与战时儿童保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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