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弘文阁，一个原本会改变大明朝堂的机构

说到明朝的朝堂，大家都会想到内阁以及票拟、批红。可以说内阁制度差不多贯穿着明朝的始终，左右着这个皇朝的浮沉。两百多年里皇权和文官集团，也以内阁为战场，爆发了无数的争斗。

虽然内阁对于大明的朝堂重要无比，但是内阁本身的实际权力却很小。因为它诞生之初就被定性为一个秘书机构（为皇帝处理朝政提供咨询和意见），不但没有决策权，连奏事权也没有。

内阁办公地文渊阁，现为清代重建

说明：内阁的票拟本质上还是建议，决定权实际上还是在皇帝手中，并且明朝的皇帝们也始终没有承认过内阁拥有决策权（只是皇帝们大多数时候不反对票拟）。

决策权大家好理解，没有奏事权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能发起工单。内阁即便是想做什么事情，他们自己也无权提。虽然明朝中后期，内阁阁员们开始兼任其它职务，从而变相地拥有了奏事权。但是这种方式限制很大，因为这个奏事权不能超出兼职范围（兼职兵部不能奏报吏部事务）。

对于普通的朝廷官员来说这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于相当于丞相的内阁大员而言，这就很麻烦。因为他们想要推行的政策往往不会只局限于某一个衙司，而是涉及到众多部门的国策。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和外朝官员建立广泛的联系，或者说被广泛的牵制。

例如明朝最有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日常除了票拟之外，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给他的党羽们写信。除了联络感情，更重要的是告知他们该向朝廷奏请什么事务了。

正是因为内阁有这个先天性的缺陷，所以明朝的内阁很难摆脱外朝文官集团的束缚，真正的成为可以直接下令的“丞相”。

不过在内阁形成之初，明朝的朝廷曾有个部门可以弥补内阁的这个缺失。

明仁宗洪熙元年正月初八，仁宗下令建弘文阁并铸弘文阁印，这个新成立的弘文阁被仁宗交由他的老搭档杨溥管理。弘文阁的职能是什么？我们看看仁宗是怎么说的：

命溥掌阁事，亲授阁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学问。欲广知民事，为治道辅。有所建白，封识以进。”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

电视剧里的明仁宗和阁臣

我们可以看出弘文阁有两大职能，其一是为皇帝收集信息，其二是对于发现的问题上报建议。

仁宗的意图是日常由文渊阁辅助他处理朝堂政务，弘文阁在外围独立收集信息，以防外朝官员的遗漏或者瞒报。看似只是给予了奏事权，其实隐含了一项很大的权力 – 监督。

“封识以进”的意思是凭弘文阁印可以跳过正常政务处理流程直接上报于御前。这对于外朝官员们来说就是一种无形的震慑，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行为是不是被弘文阁发现并如实上报于御前了。

因为不知道，所以在皇帝降罪或者质问前，他们也没有辩解或者补救的机会。长此以往外朝的文官们会受制于弘文阁，甚至是会唯弘文阁马首是瞻。

仁宗委任杨溥的原因，一是他太子期间长期合作而来的信任，二是杨溥本人也喜欢密报言事。虽然被成祖关了十年，杨溥一被放出来没多久就密报言事并获仁宗褒奖：

仁宗即位，释出狱，擢翰林学士。尝密疏言事。帝褒答之，赐钞币。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

仁宗本人应该是也挺喜欢密报言事这种行为，他除了赋予弘文阁这个机构这项权力外，同时还给予了自己亲信大臣们同样的权力。他赐予蹇义、杨士奇、杨荣、夏元吉、金幼孜等人“绳愆纠谬”银印。凭此印，他们可以向皇帝密奏官员、皇族们的不法行为（不过这种更像是种恩宠而不是制度）。

如果仁宗能活得再久一些，弘文阁应该会如文渊阁一样成为明朝的稳定建制。不论是它独立成长并发展，还是和文渊阁融合形成新的内阁，必然会从根本上改变大明的朝堂。

仁宗这番操作的初衷是想拓宽君臣、皇帝与外界的沟通渠道，广知民事，而不是被隔绝于深宫之中。不过七个月后，随着仁宗的驾崩，弘文阁也被新继任的宣宗给取消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表面上的原因是，为了应对汉王朱高熙的攻击。

电视剧里的宣宗和朱高熙

宣宗继位后，他的叔叔朱高熙指使党羽以进疏谏言为名，指责先帝仁宗给予文臣诰敕封赠、修理南巡行宫、抬升殿阁大学士们等行为违背《皇明祖训》。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开设弘文阁。

宣宗继位初期对咄咄逼人的朱高熙还是以怀柔、安抚为主。所以杨溥为天子分忧，主动提出撤销刚开设不久还没有形成影响的弘文阁。和宣宗默契地玩了一招以退为进，化解朱高熙的凌厉攻势。

不过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皇帝又开始防范文官势力了。在经历洪武、永乐两朝高压统治后，文官们迎来了梦寐以求的贤君仁宗。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皇帝就驾崩了，而且这段时日里双方的关系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融洽。

文官们总是希望皇帝成为传说中的天子 – 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但是皇帝们作为活生生的人，又有谁愿意做“泥菩萨”呢？李时勉案就是这一根本性矛盾的体现。

李时勉以谏言名义攻击仁宗三大罪，一整修宫殿，劳民伤财；二挑选侍女，好色纵欲；三几天不上朝，懒政怠政。仁宗差点被气死（也有不少人认为他就是李时勉气死的），甚至临终前还拉着夏元吉说：“时勉廷辱我”，后悔当时没直接处死他。

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对不屈。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几死......

仁宗大渐，谓夏原吉曰：“时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

《明史·列传第五十一》

难道以李时勉为代表的部分文官真的觉得仁宗是个不堪的昏君庸主么？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希望皇帝能被他们限制和约束而已。

当时还是太子的宣宗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想必宣宗是有仔细思虑过这个问题，而且他在继位之前应该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一点从他继位之后的举措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徐显卿宦迹图》中的“司礼授书”

宣德元年，明宣宗下令在内廷成立内书堂，由外朝的翰林、大学士做讲官，教授内官中优秀者读书。注意是教内官读书，而不是识字。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宣德需要稳定地培养出内官来帮助自己处理政务。

所以宣宗应该是意识到了，文官与皇帝之间的矛盾根本就无法消除，所以他决定依靠内廷的宦官来对抗外朝的文官集团。

基于这个认知，宣宗就不会继续扩大文官集团的权限，而是会想各种办法来限制或者削减。所以杨溥主动提出裁撤弘文阁，更多的是洞察了皇帝不便明言之意。但是此举也标志了明朝君臣之间的沟通开始走向僵化和无效，慢慢陷入了斗争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