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情日趋恶化，不但无法再处理朝政，而且已口不能言，更麻烦的是此时神宗并未册立皇太子。皇帝大渐，而太子之位空悬，神宗的兄弟雍王赵颢、曹王赵頵开始蠢蠢欲动，欲登大位。
眼见皇朝有陷入动荡的风险，皇太后高氏在宰相王珪的支持下于三月初一垂帘听政，并于当日宣布册立神宗第六子赵佣为皇太子（他的前五个哥哥均早殇），并改名赵煦。
三月戊戌神宗驾崩，赵煦登基称帝，年号元祐，是为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此时他年仅十岁。主少国疑，似乎也预示北宋的国运将将渐渐消散。
因哲宗年少不能理政，已晋位太皇太后的高氏便临朝听政，暂代皇帝总揽大权。高氏在神宗朝就不赞同王安石和神宗的变法革新，因此她执政后立即就召回了旧党领袖司马光。
司马光复任后即以“太皇太后以母改子”为理由，开始逐步废除新法并召回在神宗朝并贬斥的旧党成员。司马光病逝后，旧党对新党的排挤没有减缓反而愈加猛烈，各种捕风捉影打击朝中新党成员（车盖亭诗案就是代表），史称“元祐更化”。
注：司马光拿“太皇太后以母改子”做理由并不荒唐，因为此时新法已经成了先帝（神宗）成制，作为臣子的司马光是没有资格评论的，更别说废止了。
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虽然存在着种种不足和问题，但是不论怎么说也是为了解决皇朝上下各种社会问题的变革求新。而“元祐更化”跟这些都扯不上关系，纯粹就是旧党对新党报复性的宣泄。
原本这些与年幼的哲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太皇太后高氏却自己将哲宗推向了新党，也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高氏出于培养哲宗的目的，在临朝听政时大多带着哲宗一起。然而她却忽视了座位对年少哲宗的影响。她让哲宗与她相对而坐，原本的意图是她和群臣处理政务时，哲宗可以在一旁观察学习。
但是在性格要强的哲宗眼中，这是故意让众臣用屁股对着自己，是对自己这个皇帝的一种不尊敬和打压。而众臣因为觉得哲宗年幼，凡事还是得由太皇太后定夺，因此也常常不转身向哲宗禀报，这让哲宗更觉尴尬和羞辱。
年幼的哲宗就产生了逆反的心理，他在整个听政过程中故意一声不吭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当高氏问他对政务有没有什么疑问时，他也用赌气的用“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给怼了回去。
这也让众臣和高氏感到不堪，为了回避尴尬，他们就愈发的不向他禀报政务或提问，这也让哲宗愈发觉得自己被刻意的孤立和打压。双方的关系无形之中就陷入了恶性循环，哲宗对朝臣和太皇太后的怨气也越来越多。
不少人忽略了哲宗此时正处于心性成熟的关键时期，人在这个阶段形成的一些看法和认知往往会伴随一生。而此时朝中的大臣基本都是旧党成员，逆反心理以及怨气让哲宗在还没有完全了解、认识新旧党时就主观地给他们打上了标签，也为后续朝局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宣仁在宫内语上曰：“彼大臣奏事，乃胸间且谓何？奈无一语耶！”上曰：“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如是益恭默不言。宣仁登仙，上亲政，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朕只见臀背。”鲁公顷道之。
《宋人轶事汇编》卷一
注：宣仁指太皇太后高氏（她的封号是宣仁圣烈皇后）
除此之外，太皇太后高氏本人也贪恋权力，加上并不放心少年天子独自理政，在哲宗年满十六岁之后，她并没有归权于哲宗让他亲政。朝中大臣依然有事向高氏禀报，凡事以高氏意见为准，也没人劝太后归政。
不论太皇太后高氏这么做具体目的是什么，这种局面让年轻的天子觉得自己沦为了傀儡。而对于皇帝们来说，他们最不能接受的第一是死亡，第二就是成为傀儡。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哲宗心中对高氏以及旧党的怨恨，非但没有淡化反而进一步地加深了。
高氏平日虽然不让哲宗参政，但是对他的教育倒是一点也不放松。安排吕公著、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全是旧党成员）等名流大儒来教育哲宗。这些人自然希望哲宗步其父亲的后尘，搞什么变法革新，应该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的皇帝。
但是逆反和怨恨，让这种教育取得了相反的效果。哲宗反而认为旧党意图操纵他，从而导致他彻底地走向了旧党的对立面。而且是彻底的对立，不论对错，只要是旧党旧政他就反对。
这其实也是北宋后期虽然总体上一直在走变法这条路，但是却未收获成果的原因。因为无法容忍反对派提出修正的意见，变法革新产生的错误无法被化解，不停积累之下最终拖垮了变法，也拖垮了皇朝。
与此同时高氏在后宫刻意压制另一个人，也对哲宗和北宋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
哲宗的生母朱氏本人出身寒微，为人也温柔恭顺，没犯过任何过错。原本哲宗登基后，依礼制朱氏应被尊为皇太后。但是高氏却刻意地压制她，朱氏只被封为太妃，还享受不到太妃的实际待遇。
这一方面导致哲宗对高氏的怨恨更深，另一方面也导致朱氏在地位上再也无法和神宗皇后向氏平齐，给北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后文详说。
矛盾和逆反，让这对祖孙之间的任何沟通都变得没有了意义。高氏其实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孙子走上了一个极端，对她和旧党深恶痛绝。但是太晚了，她已经无法改变，高氏的临终遗言，看似告诫实际上也是一种后悔。
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后不豫，吕大防、范纯仁等问疾，太后……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老身没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宋史纪事本末》卷十
这里多说一点，宋神宗虽然锐意变法，但是到其晚年他自己也意识到新法并不是毫无瑕疵，旧党的反对也不是一味地愚昧守旧。实际上两者兼容并举才能成功，一味的执着于一方无法实现最终的目的，妥协、包容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但是对于哲宗而言，太皇太后的遗言无疑就是个笑话，是对他的嘲讽。
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哲宗开始亲政。哲宗首先改元“绍圣”表示要和过去划清界限，然后召回了当年的新党骨干章惇，追谥王安石为“文”，允许其配享神宗庙廷。
哲宗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新党以及新法这一边。哲宗扶植新党重启变法革新，很快就恢复了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等，使国势有所起色（史称“绍圣绍述”）。在军事上也一改旧党的保守，对西夏采取强硬政策，重开战事。
在与西夏的多次军事交锋取得不俗的战绩，尤其是元符元年的平夏城之役，击败敌军三十万，是宋夏战争中少有的大捷，迫使西夏求和。但是浩大的军事开支也加重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夏自平夏之败，不复能军，屡请命乞和。哲宗亦为之寝兵。楶立边功，为西方最。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除此之外哲宗在其它方面也取得不少成绩，笔者就不一一列举了，只是说说哲宗一朝的问题，毕竟哲宗并未能挽回北宋最终覆灭的命运。
由于亲政之前积累的旧怨，让哲宗对于旧党毫无好感，加上新政初期取得的成效让哲宗认为革新已经成功。出于维护革新成果的考虑他要打击旧党，出于之前的怨恨他也要打击报复旧党。
哲宗大肆罗织罪名打击朝中元祐大臣，追贬司马光（已病故），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于岭南，甚至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废其太后称号。
时方推明绍述，尽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议。自司马光、吕公著、大防、刘挚、苏轼、辙等数十人之制，皆希为之，词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
打击之后也不算完，哲宗不但不愿意在朝廷例行的大赦中赦免获罪的旧党成员，也不同意改善他们的处境。绍圣四年有人建议把谪居岭南的旧党“稍徙善地”，哲宗一口回绝。
哲宗的行为和态度相当于宣判了旧党死刑。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何况还是打击自己的老对手。所以很快朝廷的主要政务就转变成了打击旧党，而不是集中精力继续变法革新。
变法很快就沦为了高喊革新口号，实则是打击、排挤旧党的政治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既没有心思在皇朝中继续深入推行新法，也没有精力去监督检查执行中的新法是否适当或需要修正。所谓的恢复新法大多流于形式，神宗朝的各种新法措施实际上也只是恢复到元丰年间的条例。熙宁新法中注重发展生产、抑制兼并的内容，由于执行起来费时费力，干脆直接阉割掉了。哲宗时期的新政实际上比起元丰时期大为倒退。
神宗时期的变法内容虽然被大幅度缩减，但是神宗朝变法期间的一大问题 --“新进”，却愈发得严重。
新进，当时指因积极支持新政而被破格提拔的人。因为不少人完全是为了官位而刻意地迎合新政、拍新政马屁，导致这些新进良莠不齐。很多人为官后非但不能积极推广新政反而为祸一方，所以“新进”们也是被旧党攻击、诟病的重点。
到了哲宗朝，情况变得更为恶劣。因为朝廷上下完全不论是非，仅仅以政治倾向来判断对错。新党就扶持、晋升，旧党则贬斥、革除。导致大量的投机分子纷纷狂拍新法马屁以求官升。
例如北宋末期的重要人物蔡京，神宗变法时他拍王安石的马屁，神宗驾崩后他马上附会司马光，哲宗亲政后他又变成了新法的忠实粉丝。就这么个有目共睹的墙头草，因为在恰当的时候站在恰当的位置，到了哲宗朝就成了新党骨干，其后宋徽宗即位后更是因为朝廷要继续推进新法而被重用成为朝堂重臣。
变法革新不单单在于用新法取代旧法，更重要的是在执行中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并修改错误，让新法真正成为利国利民的善法。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不是皇帝不支持，也不是旧党势力有多么雄浑。而是新党一直没有有效的去解决新法推行中产生的弊端，结果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受新法所伤，转而反对新法。
而哲宗朝的“新进”们不但不会去做这种细致、耗时耗力的工作，反而给指出新法问题的人扣上旧党的帽子予以排挤和打击。
现在已经无人敢说新法的任何不好，也无人在实际操作中去修正新法的问题，那么变法革新还实际存在么？所以哲宗虽然锐意革新，却没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虽然哲宗亲政后推行新法看似没什么阻力，但实际上哲宗本人就是最大的阻力。
笔者并不认同哲宗英年早逝导致了革新失败，进而让北宋蒙受了靖康之耻。哲宗亲政后的小幅复苏，更像是这个皇朝的回光返照。这个回光返照主要还不是新政带来的效益，更多的是朝廷暂时排除了新旧党争，提升了效率。
其后继任的徽宗并没有推翻新政，旧党也没有重新把持朝堂，北宋不还是失败了么？所以问题在新党、新法自己身上。
因此我们把北宋自神宗以来的变法失败以及最后皇朝的覆灭，归咎于司马光一人或归咎于旧党是不负责任的。失败是皇帝、朝廷、朝堂官员全体的共同责任。
附：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年仅二十五岁的哲宗驾崩，皇朝也再次面临尴尬的局面，没有继承人（哲宗仅有一子且三个月大时就夭折）。宰相章惇主张依礼、律，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但是周太后（宋神宗皇后）却不同意。
因为立赵似后哲宗的生母朱氏将威胁她的地位。由于之前太皇太后高氏的打压，朱氏一直没有被尊为皇太后。地位的巨大差异加上她本人的性格，使她无法和周太后抗衡。
最终周太后不顾反对挑选了喜好声色犬马、精通琴棋书画的端王赵佶，他就是宋徽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