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共有五个军官学校，他们的习惯是北方人进南方的军官学校，南方人进北方的军官学校，其目的是让子弟多了解德国。
我受完入伍训练之后，就被分配到慕尼黑军校，德国的军官学校只训练一年，但是实质上比我们训练三年还要扎实。
军官学校的课程就是反复训练营连战术，所以每一位毕业军官对于营、连、排、班、伍战术都充分了解，并且了解团以下之火力支援以及装备。
例如通信，到现在我还记得如何打电报，不论用音响、旗号、无线电都可以。
在营连战术里面，除了战斗之外，其他如军队勤务、营教练计划、射击场管理、伤患照顾、后勤补给等事，都是实际运用，如果只把战术讲得天花乱坠而没有实际运用，等到行动时就不知道该如何把弹药送到战场，也不知道在敌人火力下如何行动。
我在大陆时，曾经写了一篇《步兵班在战场上如何节约兵力》，内容就是包括以上所说的。
德国慕尼黑军校留学时的蒋纬国
我在德国军官学校受训一年，从来没有拿过枪，我们的上课地点不是在讲堂里就是在野外。
每个班里有个班主任，通常由少校担任。在上课时由班主任先描述战况，我们以营长的身份来做纸上作业，先写下要点，由主任收集起来，再从中抽出一张，被抽到的人就向全班作口头报告。
然后，班主任就综合一个案子，假定一个构想，再分配职务，以自己被分配的角色来构思战术，报告完后，由大家批评，所以这种课程始终是让我们应用。
传递信息与确定位置是作战时相当困难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事。当军队在第一线时，我们利用一个小型的竹筒，用发射的方法，传令到师部，因为在火线上，士兵不能随便走动，一站起来就成为枪弹的目标。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如何让后方军官知道我军的第一线身在何处。那时候，我交给每一个班的正、副班长每人一面指挥旗，这面指挥旗是长方形的，一面是迷彩，另一面是红白相间的小方格，非常明显，平时折起来成为正方形。
在没有敌情状况之下，反过来折为红白相间的小指挥旗；在第一线时，就把旗帜拉开，往地上一插，迷彩面对敌人，红白相间面对我方，后方一看就知道第一线的前沿在何处。
作战时，如果连长、营长都不知道自己的第一线在何处，这场战役打起来是很辛苦的。
至于晚上的联络方法在白天就已经标定好。如果白天没有准备，到了晚上行动时是非常困难的，只能一字队形，后面的人拉着前面的刺刀鞘，有一次，我们行军就是这样子走。
美军有一种装备荧光条，以备夜间作战使用，他们把荧光条套在脖子上，在二十五公尺以内可以清楚看见。距离远一点则看不见，所以不必担心被敌人发觉。
夜间作战是小部队作战，不是伍就是组，除非有良好准备，才用一个排作战，否则在夜间作战的原则是以静制动。
有一次，我带领战车部队作战时，在后方烧两堆火，每一辆战车都向后方标定，确定自己的位置。在展开之后，他们始终保持与火炬之间的角度，中间并保持五十公尺的间隔，那一次相当成功。
不过，白天要着重侦察，晚上作战才能有把握。
德国的团装备有一五五炮，营里的重兵器连有七五炮，山地兵有很多骡子与驴子来运送武器。有的团甚至还有八八高射炮，这种高射炮有一个瞄准镜，从两头看出去，由交会点就可以算出距离，再由仰角算出高度，由高度与距离的变化可以算出速度。
如果八八炮缺乏瞄准镜，就没有用处可言了。德军在入伍时，不论工兵的装备、通信的装备、兵工的装备都要学，所以到了军官学校后，不像我国的军官学校还有基本训练。
蒋纬国与班主任在教室合影
德国的军官学校学生要学习骑马、跳舞、剑术，才能成为真正的军官，这些科目我都学得很好。
一位军官会开吉普车没什么稀奇，而且坐在吉普车上的威风与骑在马背上的威风相较之下，实在逊色很多，养成的性格也不同；
同样的，打手枪与斗剑所养成的性格也不同。我最得意的是那一年放暑假时，我到柏林去向一位很有名的剑术老师学习一个月，等我回到慕尼黑军校与老师斗剑时，可以说是所向无敌，而且三两下就把老师手里的剑打掉了，旁边观看的女孩子也疯狂地叫喊。
希特勒曾经召见军官学校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在德国那段时间，我见过希特勒三次。我与其他高级将领也见过面，但谈不上有交情。我与莱谢劳将军比较有联系。
后来我到莱比锡，待在第七军团。我们的编制是师—军—军团，德国的编制是师—军团—军，而且是野战军，所以，他们的集团军比我们高一层。
第七军团是一个摩托化与机械化的部队，所谓机械化与摩托化的不同处，在于摩托化部队在战斗时要下车，在车上就可以战斗的称为机械化，例如战车部队、装甲车。
我在第七军团当了几个月的见习官，他们一方面派专人为我介绍德军的编装、战术思想，让我进入状况；另一方面，他们为我讲解野战战略。
我另外有一个基础打得很好，我在国内时不过是个预备军官，到了柏林后，他们派我当蒋百里将军的侍从官，我在蒋将军身边两个多月，他一有空就跟我聊天，他也听别人说过我对德国的关系，所以他特别喜欢我。
我在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发到奥德河畔的步兵第八师，该师是山地兵，靠近波兰前方。
当时，德军预备向波兰发动钳形攻势，两翼采取攻势，我们的基地是口袋底，任务是守势作战，在德军向波兰发动攻势后，预防波兰军队突穿口袋底。
我自慕尼黑军校毕业后，先到柏林，再从柏林出发，预备到波兰边境，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国内要我离开德军回国的命令，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中旬。
德国在九月一日攻打波兰，而我则在九月十六日离开欧洲。我先在柏林住了几天，然后到比利时、荷兰，我在阿姆斯特丹搭乘一条德国轮船，从荷兰到美国纽约。
因为苏伊士运河已经封锁了，无法直接从欧洲回到中国，所以先从大西洋到纽约，再从太平洋回来。
在德国军官学校，蒋纬国被训练成一个骑马、跳舞、剑术全能的军官
我出国前已经是少尉预备军官，到德国后，我重新入伍，再进入慕尼黑军官学校，最后以德国陆军少尉的身分离开。
我在德国留学时，欧洲的风尚相当保守，男女朋友连手都没有拉过，我们在德国过了一段相当正常的交友关系。
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在柏林大学读了四个月语言训练班，成绩远超过在国内学习十年。此外，我在伯爵夫人家学习到欧洲一切生活教养的习惯，也是我在德国重要的收获，这是一般留学生无法接触到的。
一九三九年，我在荷兰上船，准备搭船赴美，结果在比利时遇见蒋将军的三小姐，其实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但是因为有人要为我们说媒，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当时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认为我回国后当一个排长，一场战争打下来凶多吉少，我又何必不负责任地制造一个寡妇呢，所以我不想结婚。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
离开德国后，我到了美国，预备从美国回国。没想到，到了美国后接到武官军事委员会传过来的一个命令，我国有一位空军中校蒋孝棠奉命到美国视察空军学校教育、后勤管理与部队训练。
因为这位中校英文不太灵光，所以上级临时派我做他的随从官。他是我们蒋家孝字辈的，换句话说，他是我的侄子，但是在阶级上，他是中校，而我只是少尉。
美国当时没有独立的空军，只有陆军航空队、海军航空队，我们大部分都是参观陆军航空队，不论学校、部队或是工厂都有，他们的工厂大部分都是民营的，我们也参观他们的后勤及电信设备，从西岸一路看到东岸。
这位蒋孝棠中校，他比我小一辈，但是阶级比我高，他是长官，我是随从官，在外头，我为他开车门、点烟。
我们每天参观各处设施实在很累，所以回到旅馆后，我就往沙发上一躺，对他说：“孝棠，倒杯茶来！”
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发现了，就问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就说：
“在家里，他是侄子，我是叔叔；在外面他是中校，我是少尉。”
那个人就说：
“你们倒是公私分明啊！”
就这样，我与空军结了缘。
参观行程结束后，孝棠回国，我奉命进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空战战术训练班受训。
在我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军官进入美国空战战术学校受训，这个训练班是个独立的学校，后来正式成立空军之后，统称为空军大学，而此训练班也成为其中之一的班次。
蒋纬国在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空战训练班感受美式军事教育
一般人都说空军战术，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该称为空战战术，陆军航空队、海军航空队都要以此为标准。
空战战术包括驱逐战术、轰炸战术（重轰炸、轻轰炸与低空轰炸）、侦察战术以及地勤，我在此训练班得到完整的训练，毕业时成绩相当不错。
训练完后，我向国内请示，经过同意后便到美国陆军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
那时候，美国尚无装甲兵训练学校，只是一个装甲部队的训练中心，而且美国那时候也没有装甲师，只有步兵战车、骑兵战车，把战车当成步兵与骑兵来使用，只能视为步兵里的重武器而已。
当时，欧洲已经开战，美国也开始军事动员，要训练装甲车单独作战，所以要编练装甲师，正好美国要编练成立第一个装甲师，他们邀请我去当顾问，想从中了解德国装甲部队的编练与使用。
我在此中心待了四个多月，帮助美国成立装甲师，时间是一九四〇年。从战车排一直到装甲师，帮他们完成编训，并且帮他们写教范。他们要我公开在讲堂上课，我加以拒绝，我告诉他们：
“我在此地帮你们编训是一件秘密，我如果公开讲课，如何对德军交代，我可以在办公室里与几位负责的人谈话，交换意见。”
所以，我就帮他们编练装甲兵战斗、通信、后方兵工保养、工兵架桥，一直到装甲师演习。不过，我的阶级还是少尉。
美国装甲师编练成功之后，举行了一次演习。美军对我相当器重，虽然没有付我薪水，但是在演习时，他们让我担任师部副参谋长。
有一位三星将军是装甲兵训练中心的指挥官。这个人很好，我每天与他至少见面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有时候还到他那儿吃晚饭。他时常跟我讨论，对我帮助很大，因为透过讨论，我才能回想起以前所学种种，也能把过去的经历点点滴滴组织起来。不过我回国后，仍然选择到步兵部队。
那一次演习中，我负责策划后勤。在白天，有关作战的由参谋长负责，我也给他很多建议。
到了晚上，当他们都休息时，我就通宵策划后勤补给。那时候的补给分成五类，第一类是食物；第二、四类是零件、整件；第三类是枪药炮弹；第五类是汽油。
我把他们的后勤体制建立起来，对我而言算是一个历练；对美国而言，也总算帮助他们完成装甲建军。接着我就接到要我回国的命令了。
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我回到国内，距离出国时间整整四年。期间没有机会回来，因为那时候没有越洋飞机。
那一年，是第一次有水陆两用飞机从西太平洋飞到亚洲，所以我先从美国坐船到檀香山，到了檀香山后再换飞机。
那架飞机名为飞剪号，有四个发动机，是水陆两用客机。那时候还无法直达亚洲，飞机从檀香山起飞后要先后经过威克岛、中途岛、关岛、马尼拉，最后才到香港，然后还要在香港换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到重庆。
那种水陆两用飞机不是很稳定，如果飞机在两站的中间点之前坏了一个或二个发动机，飞机又得飞回前一站，如果飞机飞过两站之间的中间点，就继续往前飞，如果坏了三个发动机，我们就得扔箱子了。
我们从檀香山出发，前后一共有二次返回檀香山，第三次起飞后，通过中间点之后飞机已经坏了两个发动机，我们又继续飞到威克岛。
可见，那时候的飞行还是相当困难，如果当年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后，继而占领檀香山，美国人想渡过东太平洋这一段地区是不可能的，只能使用船只，因为当时美国海军航空队与航空母舰还没有准备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