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云台/文
1943年，我在第十八补训处任职。该处第一团在许昌西部的一个村庄驻训，我到许昌设营，并照料第一团，历时约半年。
当地有位士绅名叫周锦堂，在许昌开设烟厂两处，即第一制烟厂、第二制烟厂。有一天，大家谈起汤恩伯的残暴、贪婪。周说：他把第二制烟厂无条件地奉送给汤总司令了，该厂的设备、装置、机械、资料、房产等，资金甚巨。有人问：“为什么这样?”周低声说：“汤的手段毒辣，不这样不但我的营业做不了，还会给我捏造罪名，连生命安全也不能保，何况财产呢?”果然，周攀高结贵，博得汤的欢心，不但生命、营业安全尤事，而且在各种场合也更加显得活跃。
后来我随第一团转移到内乡。内乡是别廷芳的家乡，汤恩伯的部队曾驻扎此地，时间不短。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商贩是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各地经商牟利。若是遇到汤恩伯的部队，则要受到严厉盘查，吹毛求疵，往往连车带货一齐没收；因怕走漏风声，有时连人也押起来，甚至杀人灭口。因而汤部的驻地及其周围被商旅视为畏途。当地有一个老乡对我说过几件事：
一、他曾亲眼看到某部队的一位营长骑着飞轮车，服装整齐，经此路过。盘查哨看他的车子好，非常眼红，当即盘问。该营长拿出护照给他们看，不料他们接过护照当场撕碎，把脸一翻说：“你拿假护照，冒充军官。”他们人多势众，不容该营长分辩，连人带车全都解走了。至于弄到哪里去，是死是活，如何处理，那就不得而知了。
二、汤的一支部队驻在当地某一老乡（姓名已忘记）外院，院内有一间很大的草房，里面堆满了树枝木料。时值冬季，房东打算拿木料加工锯刨，准备明春盖房子。在该院驻的汤部官兵坚央不准动。他们说：“征发你这木料，将来做防御阵地的鹿砦，哪能随便动用呢?”一个半月后这支队伍开走了，房东动用木料时竟发现里面掩藏着八具冻僵的尸体，伤痕累累。虽不知道是何时弄死的，但可以肯定是他们图财害命、杀人灭口。此事在当地激起了很大的民愤，老百姓怨声载道。
三、汤部队伍开走不久，忽然来了八九个穿长袍马褂的人召集当地老乡们开会，声言是中央政治部派来的，专为调查汤部的军风纪以及地方的军民感情等等，希望大家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他们要按情处理的。积愤已久的老乡们一听这话，立即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愤怒控诉汤部驻扎期间祸害百姓的种种劣迹。来人问：“还有说的没有了?”老乡们说：“时间不短了，想起来再说吧。”这些人听罢，当即声色俱厉地说：“我们队伍才开走，你们便任意造谣，信口诬蔑，仇视国军。”接着便是一阵拳打脚踢，大扇耳光，把老乡们打得四散奔逃。大家这才知道是汤部的毒计。此后真有来调查的人，老乡们只是钳口结舌，绝不敢再谈一字了。
我到内乡后，当地仍有极少数汤部留守的护兵、马弁以及下级官佐。这些人整天歪戴着帽子，敞胸露怀，挎着自来得，背着卡宾枪，三三两两，任意放枪，不管机关、民宅随便闯门而进，没人敢惹。见我们军官穿着旧灰布军衣，他们当面讥笑我们是“伙夫式的队伍”，嬉笑怒骂一阵后便扬长而去。
中原会战期间，汤恩伯部节节败退，当时李培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汤为摆脱责任，嫁祸于人，电报中央说：军民不能合作，地方官不支援军队，袖手旁观，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培基原非蒋的嫡系，因是被撤职。
事后，蒋介石派陈诚来到河南，召集胡宗南、汤恩伯和地方官吏、河南省绅耆开会，主要在联络军民感情。据出席此次会议的淮项师管区司令徐冰亲口对我说：当场有新野中学刘校长发言，把汤部祸国殃民、为害地方、残民以逞的典型劣迹指证指实，述说一番。汤恩伯质问刘校长：“你说的句句属实吗?”刘立即答复：“我所说的可以指证指实，条条有据。”并说：“我行年七十多岁，复何所惜，誓当为地方、为人民请命。我所说的如有虚假不实，我敢拿我的头颅作保证；如果件件属实，汤总司令你也敢拿头作保证吗?”汤听完恼羞成怒，还要强辩。此时陈诚发言：“我的使命是听取人民的意见，我们先听刘先生的发言。”弄得汤无法下台。后来经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方策调停，会议终以无结果而散。会后有人看见刘校长连夜驰回新野县，以防意外危险。足见此人颇有见地。
当时在内乡沿路的电线杆子上和路旁标示水平高低的石碣上，通通用粉笔写着极度仇恨汤恩伯及其第十三军的标语，许多坟墓的碑碣上则写着“汤恩伯之墓”。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作者时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补训处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