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林老师，小勇又闹着要退学了！＂一大早，有人敲响了我的宿舍门。
透过窗户的缝隙，能看见外头灰蒙蒙的天空飘着细雨，空气里飘着泥土的腥气。
那是1975年的早春，我还记得那天的寒气顺着门缝往屋里钻，冷得让人直打哆嗦。
我叫林天明，在福建山区的大山小学当了一年代课老师。说来也巧，那会儿我正在田头犁地，裤腿上沾满了泥巴，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
大队支书骑着他那辆掉了漆的永久牌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到地头找我。
＂林知青啊，组织上看你有文化，性格也稳重，这代课老师非你莫属！＂支书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递给我一根，笑眯眯地说。
烟叶潮湿，点了好几次才着。我蹲在田埂上，望着远处起伏的青山，心里打起了小九九。
说实话，种了四年地，早就想换个活干干。手上的老茧磨得发亮，腰也经常酸痛。每月27块钱的工资，虽然不多，但在当时也算是个体面活计了。
到了学校才发现，这活儿真不是那么好干。全校就八十来号学生，三间破旧的泥砖房在山脚下显得格外寒酸，墙角的草都长到了窗台高。
课桌上补丁摞补丁，黑板裂了好几道缝，粉笔灰总往学生脸上飞。最寒酸的是教师宿舍，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漏风的窗户糊着报纸。
校长老孙，五十出头，瘦瘦高高的个子，一张黝黑的脸上总是愁眉不展。他的衣服虽然洗得发白，但总是整整齐齐的。
＂林老师啊，学校就三个老师，你得带四五六年级。这复式教学可不好搞，前两个月已经走了五个学生了。＂老孙说这话时，满头的白发在风中飘动。
打那以后，我才真正明白山区的孩子辍学有多严重。穷人家的孩子，往往还没学会写自己名字，就得跟着大人去种地、打工。
清晨的薄雾里，经常能看见背着书包的孩子，摸黑走几里山路来上学。有的孩子穿着开线的布鞋，鞋底都磨破了。
记得第一次走进教室，就碰上了＂刺头＂小勇。这孩子长得机灵，眼睛特别亮，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就是爱捣乱。
上课铃刚响，他突然站起来，声音里带着倔强：＂林老师，我要跟我爹去县城打工！不上了！＂教室里一片哄笑。
看着他倔强的小脸，我心里一紧。第二天就去了他家，那是个坐落在山腰的土坯房。
堂屋里木屑满地，一个精瘦的中年人正在刨木板，刨花在阳光下飞舞。这是小勇的爹范师傅，村里有名的木匠。
＂天明老师，坐。＂范师傅放下刨子，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给我倒了杯茶。茶水是凉的，泛着一股苦涩。
＂家里就爷俩，孩子妈妈三年前走了。＂他说这话时，眼神黯淡了下来，＂县城家具厂来人请我去做工，一个月能挣六七十。小勇要跟着去，我也是没办法。＂
我看着墙角堆着的木料，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那会儿我爹也常年在外打工，娘一个人把我们仨拉扯大，总是半夜还在油灯下缝补衣服。
＂范师傅，让小勇再读一年，我想想办法。＂我端起茶碗，茶叶在水底缓缓沉浮。
回去的路上，我琢磨出个主意：周末带着高年级的学生上山采药材。这事得先跟老孙校长商量。
没想到他立马就同意了，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好主意！供销社收药材，能帮贫困学生挣点学费。＂
第一个周末，我带着十几个学生上山。春雨过后的山林湿漉漉的，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草木的气息。
孩子们撩起裤腿，一会儿功夫就找到了不少草药。小勇干得最起劲，专门负责认草药，他奶奶是个老中医，教会了他不少本事。
慢慢地，学校的情况开始好转。学生不光不退学了，隔壁村的孩子还陆续转来了几个。
我琢磨着得让课堂活跃起来，就把数学课搬到了田间地头，让学生现场学测量。孩子们在田野里又跑又跳，笑声飞得老远。
可好景不长。1975年深秋的一天，范师傅出了场意外。他在给人家做房梁时从房顶上摔下来，伤得不轻。
那天下着小雨，我正在上课，小勇突然冲进教室，眼睛红红的：＂林老师，我爹...我爹摔伤了！＂
全班同学都愣住了，我赶紧让大家自习，带着小勇跑到医院。范师傅躺在简陋的病床上，脸色苍白。
那段日子，小勇整个人都蔫了，课也不好好上，眼神总是飘向窗外。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每天放学后就往医院跑。
医院的走廊里总能看到小勇的身影，有时趴在病床边写作业，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掉。
村里人你三百我五百地凑钱给范师傅治伤。老孙校长自掏腰包拿了一百块，这可是他两个多月的工资啊。
腊月里特别冷，教室里生着火炉，学生们还是冻得直跺脚。我想起在知青点看过的体育书，就带着全班同学跑操。
孩子们在寒风中跑得满脸通红，呼出的白气在空中飘散。跑完了再上课，整个人都暖和了，学习的劲头也更足了。
记得有次去阿秀家家访，她妈妈特意蒸了红薯。揭开锅盖时，香气四溢，勾得人直咽口水。
＂林老师，家里没啥好东西，你别嫌弃。＂阿秀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看着她们家那油罐子底朝天的厨房，我鼻子一酸。
到了年底，学校准备办联欢会。我和学生们排了个课本剧，村里人都来帮忙。有人出木料搭台子，有人送来煤油灯。
范师傅的伤好了大半，拄着拐杖也来帮忙。看着他和小勇爷俩忙前忙后的样子，我心里暖暖的。
演出那天，操场上人山人海，连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看。煤油灯的光照亮了每个人期待的脸庞。
范师傅坐在前排，看着台上表演的小勇，眼圈红红的。演出结束后，他拉着我的手说：＂天明老师，多亏有你。要不是你，小勇早就辍学了。＂
第二年开春，县里来人说要调我去县城中学。临走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有人塞给我自家腌的咸菜，有人送来自家织的围巾。
小勇抱着个木匣子塞给我，是他爹特意给我做的教具。打开一看，里面的教具做工精细，还刻着＂林老师留念＂几个字。
＂林老师，你走了可不能忘了我们啊！＂小勇红着眼睛说。我摸摸他的头，说：＂好好学习，以后你也要当个好老师。＂
这些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在大山小学的日子，心里总会涌起暖流。那些孩子们后来怎么样了？小勇现在是县城中学的物理老师，阿秀在村小学教书。
有时回老家，还能遇到当年的学生。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热情地叫我一声＂林老师＂。看着他们眼角的皱纹和略显疲惫的脸庞，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春天。
前些日子，小勇特意来看我，说他现在当了班主任。＂林老师，我现在可算是体会到你当年的心情了。＂他笑着说，＂有个调皮的学生，可像当年的我。＂
我笑着摇摇头，心里却涌起一阵酸楚。岁月匆匆，但那些在雨中泥泞的山路，教室里飘荡的粉笔灰，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却始终温暖着我的心。
站在今天的讲台上，我常常想起在大山小学的点点滴滴。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们不只是在教书育人，更是在用爱心播撒希望的种子。
时光流转，那些故事早已成为记忆。但每当我看到学生们求知若渴的眼神，就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索取，而在于付出，只要真心实意地投入，平凡的人生也会绽放别样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