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发配流放之刑属于是仅次于死刑的最严酷刑罚，这个刑罚就是把犯人发配到环境极为恶劣的边远苦寒之地从事重体力工作。而令人意外的是，在古代的大多数的情况下被发配流放的犯人，就算是让逃跑他们基本都不会逃跑，下面就详细说说为什么古代发配的犯人为何基本不会中途逃跑。
现代人看起来流放和发配似乎是一个刑罚，实际上在古代流放和发配是针对两种人群的，流放的犯人大多是犯罪程度较轻或者是重犯受到连坐的家属，这些人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服劳役大多是有期限，即便是无期的也是有机会花钱活动一下关系可以回去的。
而发配就不同了，这些人大多是死刑犯获得减刑或者是一些犯罪情节较重的重犯，这些人都属于怙恶不悛的人，他们被发配时会被在脸上刺字，刺明犯罪事由，然后到边远地区从事重苦力工作，身份基本沦为奴隶。
而这些发配的犯人又分为终身和永久，终身就是规定罪犯要在边远地区服劳役至死，永久就是其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为奴隶，永远都要在边远地区服劳役。
根据史料统计，在古代被判处发配之刑的犯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在最后活着抵达发配的区域。在漫长的发配途中，很多犯人都熬不住，在中途病困而死。
即便能活着抵达发配区域，犯人面临的是很难过的日子，他们要在那些边远苦寒地区沦为奴隶从事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还可能成为边军的炮灰，被送到边境战场上充当人肉盾牌，因此被发配的犯人虽然免于死刑，但是面临的可能是比死刑还痛苦的身心折磨。
所以看到这里很多人就会纳闷，既然如此，为何古代发配的犯人不拼搏一把，中途逃跑，那不比沦为奴隶或者炮灰强多了，人都是有脑子的，但凡能逃跑谁不想逃跑，可是翻看史料记载，还没见到哪些被判流放和发配的犯人能中途逃跑，自然是因为逃跑难度系数太高了，而且逃跑之后的生活与所担的风险不成正比，所以才几乎没人会逃跑。
流放发配之刑在古代的官方名称叫作流刑，这个刑罚始于秦汉时期，在隋唐时期刑罚的规则日趋完善，此后一直到清朝流放发配都属于仅次于死刑的最严酷刑罚。
古代流放发配犯人大多是边远苦寒地区，这些区域基本都是远离内地几千里，要知道在没有高铁和飞机的古代，犯人要纯靠双腿走几千里路，这需要至少走上半年以上的时间。并且犯人要带上枷锁，给犯人用的这个枷锁通常重量在二三十斤左右，也就是说犯人要肩负着二三十斤的重量徒步走几千里路。
同时官府还要制定流放发配的时间路程，也就是说犯人还必须得在官府规定的时间内抵达发配流放区域，否则不仅犯人要受罚，连负责押送的官差也要受罚。在这种情况下，押送的官差自然要每天给犯人制定必须走完的路程，在这种情况下，犯人一天走下来这体力早就透支不堪，想逃跑也得有体力啊。
流放发配的犯人通常国家只提供半个人的餐补，这个用餐费用只能让人吃个半饱，基本就属于是不至于饿死的标准，囚服也只有一身，如果犯人想吃饱，想有身换洗的衣服，那就得自己花高价疏通押送官差来购买了。
如果犯人没有钱疏通押送官差，那就只能按照国家提供的衣食标准走了，那样的话犯人每天带着二三十斤重的枷锁能跟着官差走完规定路程就很不错了，哪还有体力去逃跑。况且押送官差手里还有水火棍和腰刀这些武器，犯人在严重没有体力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反抗逃跑。
再者押送犯人的官差虽然押送一趟收入补贴很丰厚，但是责任也很大，如果发配犯人中途逃跑，他们是要受到连带追责的，这个责任追究起来可大可小，轻者丢掉饭碗，重者可能要沦为囚徒，所以押送官差对犯人看管也是极为严格。
实际上古代的押送官差对这些发配犯人盯得是非常严格，他们为了防止犯人中途逃跑，只要在途中发现犯人跟他们不老实耍心眼，他们就立刻对犯人施以酷刑，把犯人直接打到老实为止，甚至都可能把犯人打死。
古代的律法可没有现代这么人性化，押送官差打死一两个发配犯人是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这也是在《水浒传》中为何有人敢收买押送官差想置林冲和武松于死地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押送途中犯人自然死亡或者被官差刑罚致死，官差都不会被追究太多的责任，顶多写一份检讨书扣点补贴完事。
而且押送官差即便在休息时，也不让犯人摘下枷锁，甚至会再给犯人上一重锁，锁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防止犯人趁机逃跑。
况且即便犯人真能逃跑了，身上带着二三十斤重的枷锁怎么跑，估计没跑出一里地就得被押送官差抓到，如果犯人出现逃跑企图的话，那么押送官差就可以光明正大把他当场格杀，这样的话任何责任都免了。
所以犯人在身体体力严重下降，还带着枷锁，再加上押送官差盯得紧还可以下死手的情况下，犯人在发配途中逃跑的难度系数非常高，根本就没有机会逃跑。
发配的犯人中途即便逃跑成功，后果也非常严重，虽然他们能成功逃跑，但是家人却要受到牵连。
唐朝时期规定发配的犯人妻妾都可以跟随，至于祖父母、父母、儿女、子孙这些直系亲属则随意，如果他们愿意跟随发配，也可以跟着一起去发配区域继续生活。
这个制度在古代属于是仁政的体现，朝廷本意是发配的犯人在发配的区域重新开启新的生活，可以增加发配区域的劳动人口，而且这个办法还可以很好的防止发配犯人中途逃跑。
想一想，如果这发配的犯人都拖家带口了，那么就意味着他逃跑的概率并不高了，如果犯人逃跑了，那他的妻妾、儿女、父母还都在押送官差手里，肯定要被押送官差抓走啊。
就算发配犯人只带了妻妾一起去发配，那么他是不是也得考虑到如果自己逃跑了，妻妾还在押送官差手里，那么他的妻妾也必将受到官府连带追究责任受到严惩。
再有就算是发配犯人狠心抛下妻妾逃跑了，但是家中总会有父母、儿女等至亲之人吧，古代的律法可是有连坐责任的，发配犯人中途逃跑了，他老家的父母和儿女这些至亲之人就要受到官府追究的连坐责任，有可能父母和儿女这些至亲之人都会受他牵连被发配。
一个男人可以不顾妻妾，但是很少有能连父母、儿女都不顾的人，那这样的人可就是自私到极点了。所以只要发配的犯人有妻妾、父母、儿女这些至亲之人在，他就不会选择在发配途中逃跑。
就像《水浒传》中武松这样至亲之人已经几乎没有了，他在最初被发配的时候都没有想过杀掉押送官差逃跑，还是在最后飞云浦时，那两个押送官差想杀他，这才逼得他在发配途中杀掉押送官差逃跑了。
就算有像武松这样没有至亲之人，敢于杀害押送官差逃跑的人，但他们可不是像武松一样能跑到梁山上落草为寇。
在古代通常被判发配的犯人都会受到刺面之刑，就像《水浒传》中林冲、武松、宋江等受过发配之刑的好汉脸上都被刺了字，这就是刺面之刑，他们的脸上有了刺字就代表着他们是罪犯，跑到哪里都能被人认出来。
刺面之刑从宋朝一直流传到清朝光绪时期才被废除，即便在离现代最近的朝代清朝，刺面之刑也很兴盛，而且清朝的刺面之刑比宋朝规矩更多，在清朝通常都是罪大恶极的发配犯人才会接受刺面之刑，流放犯人是不需要刺面的。
发配的犯人根据罪行的轻重，刺字的位置也不同，比如屡教不改的盗窃犯被判发配了，通常都是在两个手腕或小臂处上刺上所犯罪行，如果是贩卖人口这样的重罪被判发配了，都会在两侧脸颊刺上所犯罪行。
只要在身体上刺字了，就代表着是罪犯，跑到哪都容易被人认出来，况且即便狠心用刀子剜掉身体上的刺字，也会留下很大的疤痕，这些敏感位置留下疤痕依然会被人猜测是否曾为罪犯。
而且古代是有连坐制度，逃跑之后如果跑回家乡，那肯定要被人举报揭发，否则同村的人都会受到牵连，就算不往家乡跑，官府下发各地海捕文书之后，身上顶着刺字往哪跑都容易被人发现，只能找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隐居起来，可是没有人的话自己一个人就是想生活也很困难。
再有就是如果发配途中逃跑之后再被抓住，那等待犯人的可就是死刑了。
所以在逃跑成功率不高，逃跑后的结果也很严重，再被抓住就是必死无疑的情况下，自然发配的犯人不太敢逃跑，毕竟逃跑这个选择性价比不高。
虽然被判发配之刑，到了发配所在区域从事重体力劳动，日子很难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发配的犯人就彻底没有出路了，如果他们遇上皇帝大赦天下或者特赦，也是能有出头之日的。
通常大赦天下完全看皇帝个人的心情好坏，比如皇帝大婚、皇帝登基或者遇到灾年需要祈福时，皇帝都会大赦天下，有一些皇帝在位期间甚至多次发布大赦天下的圣旨，遇到大赦天下，很多被发配的人都是有机会被赦免回归故乡。
比如唐代大诗人李白晚年因永王之乱被牵连流放夜郎（现今贵州桐梓），李白在夜郎仅一年多就遇到朝廷因关中爆发旱灾向上天祈福，宣布大赦天下，当时大赦天下的规定是被判死刑的人免死改为流放发配，流放发配刑罚以下的人全部赦免，李白就因此重获自由可以离开夜郎。
所以被判流放发配不代表就没有出路了，像李白这样遇到大赦天下，才服刑一年多就被赦免了，这不比冒着风险逃跑强多了。
还有清朝顺治时期江南大才子吴兆骞因牵扯进了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南闱科场案，因此他就被发配到了宁古塔（现今黑龙江宁安），由于吴兆骞是当时名动江南的大才子，很有才华，因此他在宁古塔并没有从事重体力劳动，而是获得了宁古塔将军巴海尊重和赏识，巴海特意聘请他为家庭教师，负责教导巴海的儿子们读书识字。
此后吴兆骞在宁古塔威望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受尊重，很多朝廷官员都争相与他结交，可以说他在宁古塔基本没挨累，完全是过得人上人的生活。
最后吴兆骞的好友顾贞观与清朝时期的大才子纳兰性德交情深厚，顾贞观恳请纳兰性德把吴兆骞从宁古塔捞出来，于是纳兰性德通过父亲也就是当时的大学士纳兰明珠将吴兆骞写的文章上呈康熙皇帝。由此吴兆骞获得康熙赏识，被康熙特赦离开了宁古塔。
因此通过李白和吴兆骞的事例能看出来发配的犯人未必就是没有出路，遇到赦免也是能从发配地回来的，尤其是像吴兆骞这种人，靠着才华不仅没在发配地受苦受累，还成了受人尊敬的先生，最后靠着康熙特赦还回到了苏州老家安度晚年，所以自然不需要逃跑。
由于逃跑难度系数高，再加上逃跑的后果十分严重，最关键的是发配的犯人并不是在发配地区没有出路，所以古代很少出现逃跑的现象，说归到底就是人不到逼得无路可走的份上是绝对不会选择对抗官府上梁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