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1927年）12月11日，广州发生了一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盛大武装起义。这场起义，人称广州起义，是在中国国民党实施武力清党之后，由瞿秋白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策划并发动的三次起义之一。

在8月的南昌起义和9月湖南、广东、江西、湖北等省的秋收起义相继失败之后，共产国际仍然计划在某个省份发动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11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上海召集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实施全国武装总暴动，以期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苏兆征、罗亦农、罗乃曼（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共同制定了广州起义计划，并在广州成立了一个秘密行动总部。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桂系的广东省主席李济深关系不和。11月17日，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广州发动了一场政变，驱逐了桂系的黄绍竑，这场政变被称为“广州张黄事变”。这场广州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展开的。

这场起义如春雷般震撼了整个中国，唤醒了无数沉睡的民众。它像一团熊熊烈火燃烧在南方的腹地，照亮了革命的道路。起义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他们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像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革命的天空。

在12月初，张发奎、黄琪翔的主力部队离开广州，去对付桂系部队。在广州市内负责防务的，只剩下教导团（1500人、枪1300支）、第四军特务营（有计划改编为警卫团，但当时没有枪支），以及广州市公安局的警察保安队。另外，还有工人赤卫队2000人，他们持有手枪数十杆，炸弹150枚。

叶宜伟

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和特务营营长梁秉枢都是地下共产党员。在教导团1500多人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这些勇士们时刻准备着保卫广州，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奋斗。

12月11日（周日）凌晨二时，张太雷、叶挺、徐光英、曹干延和一名朝鲜炮手，趁广州周边发生战事，张发奎、黄琪翔派兵迎战，城防空虚时，来到叶剑英教导团进行部署。他们果断行动，杀死代理团长朱勉芳，拘禁了四、五十名反动分子，以迅速控制局势。

黄锦辉和杨殷率领敢死队到北校场第四军教导团的驻地，配合教导团在凌晨3：30，攻打位于维新路（今广州起义路）的广州市公安局，释放政治犯。到天亮前，教导团、特务营一部共2000余人以及大约2000名工人赤卫队参加暴动，控制了全城。

然而，河南（海珠区）仍在李福林的控制之下，如同一个顽固的堡垒，而沙面英法租界则如同一片宁静的港湾，未受波及。张发奎、黄琪翔以及广东省主席陈公博在11日晨逃往河南李福林（第五军）的驻地，如同受惊的鸟儿，慌乱而逃。而广州的局势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2月12日下午，于广州丰宁路（人民路）西瓜园广场上，一场盛大的会议正在进行。工人们、农民们、士兵们纷纷聚集于此，共同拥护苏维埃政府。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张太雷任代理主席。这一刻，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仿佛整个城市都被这份喜悦和激动所感染。

12日，张发奎调遣各地的军队发动反攻。这天上午，他们已经成功占领了观音山（越秀山）。民团与薛岳的新兵也从观音山进入市区，一路冲锋至厚祥街。下午，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乘车前往观音山进行指挥，然而在途中于大北门附近遭遇民团的狙击，张太雷和司机不幸牺牲在车中，纽曼则幸运地逃脱了。

12月13日，张发奎的部队重新夺回了广州，然而起义部队的残部1000余人却成功逃出了广州。苏联驻广州的5名副领事在被捕后被游街并被枪毙。苏联领事馆遭到搜查，领事鲍里斯・伯克瓦利斯基夫妇被逮捕，但由于驻广州领事团的说服，领事夫妇才未被处死，在年底被驱逐出境。叶剑英和叶挺两人在失败后巧妙地化装成商人，逃到了香港。

整个起义过程中，据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所说，双方死亡人数高达两万人以上。我方革命力量损失了5700多名中国人、100多名朝鲜人和5名苏联人。死亡的起义人员被埋葬在东郊，即今日广州市中心区中山三路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与其周围繁华喧嚣的商业气氛形成强烈的对比。

12月14日，国民政府指责苏联是广州起义的幕后黑手，宣布与苏联断交，并驱逐各地苏联侨民，关闭上海、汉口、长沙苏联领事馆。这一事件标志着民国十二年（1923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间国民党的联俄政策的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