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周总理是20世纪中国的两位标志性人物,两位伟人珠联璧合,风雨同舟,共同带领中华民族走上富强之路。
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的“天作之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给出过一段中肯的评价: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不会燃起革命的火焰,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的火焰可能会燃成灰烬,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合作,才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
一、为革命退位让贤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共事经历,横跨革命战争、和平建设和两次大运动三个时期,时间长达半个世纪。
就是这样一对坦率的合作伙伴,相识的过程竟然充满“坎坷”,毛主席与周总理的相识过程可以用一再迟到来形容。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毛主席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党一大,而此时周总理却远在法国,后来周总理回国来到广州,毛主席则已经离开广州,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局工作。
等到周总理赶赴上海时,毛主席又因病回到湖南休养,毛主席二次前往广州之际,周总理正在东征的战场上开展革命工作。
直到“中山舰事件”爆发后,毛主席和周总理才正式见到了彼此,周总理受邀参加了毛主席举办的农运讲习课,毛主席随后又到黄埔军衔作了演讲,两人都有惺惺相惜的感觉。
毛主席与周总理再次相见,是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周总理初到中央苏区,就被任命为中央局书记,是实打实的“当家人”。
然而,周总理为了保证革命能够成功,主动选择了退位让贤,不仅帮助毛主席保住了在红军中的地位,还支持毛主席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这份赤诚之心难得可贵。
几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总理逐渐认识到了毛主席战略的伟大,他坚信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中国革命。
1931年时,中央决定解除毛主席在党和红军内部的一切职务,周总理对此坚决反对,并主张让毛主席留职。
第二年,周总理又联合王稼祥致电给党中央,请求设立总政治委员,而且提议由毛主席来担任此职。
周总理还在电文中写道:
“由毛泽东同志负责指挥红军,可能较为适宜,必须使毛泽东同志的经验和长处得以发挥……”
毫不夸张地说,是周总理的退位让贤,给了毛主席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这最终帮助毛主席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
二、遵义会议上的支持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召开同样离不开周总理的努力协调,是周总理与党内人员沟通,才促成了遵义会议。
当时,党和红军均处在危机存亡的关头,周总理反思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由此将挽救危局的目光投向了毛主席。
会议上,毛主席一上来就痛批博古,博古则针锋相对地回应,气氛一度陷入尴尬,这时,身为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周总理的发言将至关重要,甚至会影响整场会议的基调。
轮到周总理发言时,周总理首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同的看法,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错误的军事指挥造成的。
接着,周总理巧妙地转变话锋说道:
“我是中央任命的军委副主席,愿意承担此次错误的主要责任。”
在场所有人都清楚,这是周总理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缓和气氛,同时委婉地表明自己支持毛主席的态度。
第五次反“围剿”时,博古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周总理曾对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被采纳。
会议进行到推选中央委员的阶段时,周总理则直接表明态度,支持毛主席当选中央委员,成为新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周总理采用委曲求全的方式,换来了遵义会议的成功,也换来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更换来了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单从遵义会议成功召开这一点看,周总理无疑就是毛主席的伯乐,没有周总理的支持,中国革命或许还要走许多弯路。
三、人类历史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继续合作,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是这个过程同样充满了波折。
从1956年开始,毛主席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开始选择更为冒进的思想,结果酿成了一场跃进运动。
然而,周总理却在此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反复强调稳定和平衡“左”和“右”两种极端思想,并且在给全国人大的报告中写明了反对冒进的看法,最终使全党意识到了冒进的严重性。
到了特殊时期,周总理依然没有选择盲从,在意识到运动的危害后,周总理首先找到毛主席沟通,之后又向受接见的群众解释,以此来缓解运动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尽管周总理自身也受到了运动的冲击,但是作为毛主席决策的实施者,周总理还是利用一切机会,避免了党的分裂。
根据周总理在这两次运动中的表现来看,毛主席更像是一把火,而周总理则是能够控制这把火火势的人。
在与毛主席共事的半个世纪中,周总理始终能够以“副手”的身份协助毛主席,这本身就是一件难得可贵的事。
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合作领导,不仅仅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即便放眼全人类的历史,这种共事经历也是极为罕见的。
正如美国记者吴德施在周总理的非正式传记中所描述的一样: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合作是坦诚的,同时也是创造性的,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此有着关键的联系。”
1976年,周总理与毛主席先后离去,两位伟人开创的时代结束了,但是两位伟人留下的革命事业却仍需后人继承。
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由毛主席起草、周总理书写的碑文,庄严的碑文既是新中国的宣告,也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共事经历的永恒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