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编剧汪海林今天“在文学之都，如何实现电影与文学的转化”南京论坛上的演讲）
朋友们下午好。
我们的主题是文学与勇士，我先说说勇士。大家知道，我得罪了小鲜肉的粉丝，流量明星的粉丝，他们就在网上骂我，攻击我。
汪海林
流量明星的粉丝是有分工的，应援组、反黑组、周边组……有专门打榜的，有专门巡查的。巡查组就是在网上搜寻有没有对他们爱豆不利的言论。
有专门控评的，就是组织人去骂说他们明星不好的人，组织成千上万人骂你，或者人肉搜索你，让你不敢说他爱豆不好。还有专门氪金的，组织人骗钱的，集资、买牛奶、倒牛奶……分工明确，人数众多。
但是我呢，打榜、巡查、应援、控评都是我一个人，我亲力亲为。我自己搜索网上谁在骂我，我冲过去回骂！自己巡查，自己反黑，自己控评。所以我的常态是，总是一个人面对几千万粉丝，我不需要应援，我一个人就可以包围我的敌人。
有一次我在网上巡查的时候，看到有个网友夸我，“汪老师是勇士，他特别有侠义精神，不畏惧任何人，不怕得罪任何人，很正义，很勇敢。”
下面就有网友问：那他还活着吗？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但我知道我还活着。
要问我最近状态如何，我要说的是，最近我的状态是躺平。
年轻人是不是能躺平，年轻人是不是该奋斗，不要由功成名就道貌岸然的中年人去说，应该由社会现实去说。年轻人总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获得成功，这样的例子就活生生地发生在每个年轻人身边，他当然就不会躺平了。
其实，在全面内卷化的情况下，躺平还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姿势，年轻人还没有趴着或撅着呢，躺平已经具有某种反抗意味了。
我买了一个床头的炕桌，淘宝上有卖的，推荐给大家。炕桌上甚至有USB插座，用来写作非常好。这样我脚不沾地，睁开眼就能在床上写，很有点身残志坚的意思。所以，我现在就是躺平了写作。
而文学是什么，文学是让躺平的我们寻找站立起来的力量。
左联时期，中央的代表李立三见到鲁迅说：“鲁迅先生你是一个战士，了不起。这样吧，我发你一把手枪吧。”据我所知，鲁迅是拒绝的，他说他怕误伤同志。
李立三
我跟李立三的外孙巴沙是好朋友，他是中俄混血。第一次见面，巴沙就说：“海林你是南昌人啊，我外公参加过南昌起义，电影《南昌起义》看没看，那里就有我外公。”
我就经常想，如果巴沙的外公李立三同志给我一把枪，我能用来做什么？我时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去找宋方金！我会敲开宋方金的门，问：“方金，现在我有一把枪，你有什么仇人吗？需要我做点什么吗？”
事实上，这些年，宋方金骂过很多人，得罪过很多人，很多人也得罪了他，得罪了我们这些编剧们。但是宋方金跟我一样，有公敌无私仇。于正、郭敬明是公敌嘛，我们跟他们认识吗？不认识。
文学上的论战，行业上的争论，理念上的斗争，你要理解为利益之争，只能说明你自己是个小市民。所以，给我一把枪，除了自杀，可能没有什么用。
但是，大家知道，你要把枪给了诗人，他当天可能就会自杀。枪给了小说家，短篇小说家可能一周内会自杀，长篇小说家就没准了，因为他们可能一辈子也写不完一部长篇。而编剧，大家去看，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自杀的。
宋方金（左）；汪海林（右）
小说家写作是为了寻找跟自己一样的人，编剧写作是为了征服跟自己不同的人。小说家找不到跟自己一样的人，发现到处都是傻叉，于是会绝望，会自杀。编剧永远在跟与自己不同甚至处处与自己相反的人合作，到处都是傻叉，这有什么不好，索性挣他们点钱。
大四的时候，我们要去找工作嘛，有一次面试，见了一个大老板，谈完回来，宿舍的同学问我这老板怎么样，我说：“他是人类进步的敌人。”
还是大学期间，我们班有两个女生吵架，在学校操场对骂，说的是：“你人格有问题！”“你人格才有问题！”有个表演系女生说：“你们文学系的吵架都这么有学问，这要我们表演系早就骂脏话了。”这个女生肯定不知道，在文学界，说一个人的人格有问题，可比骂脏话狠多了。
一个人最可怕的是人格的破产。我们的影视行业，到处充斥着人格破产的人，这不影响他们做事。不过，现在影视寒冬，不光人格破产，财务上也破产了。
我一直喜欢文学人物是李逵，李逵是人格上自满自足的第一人。王朔说理想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民为所欲为。
央视版《水浒传》赵小锐饰李逵
李逵就是为所欲为的。每次战斗前，还在开军事预备会议，李逵就开始脱衣服，他必须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上战场，喜欢裸奔杀人。而且，一般都是宋江哥哥下令：“开始行动！”李逵就立即当场开始砍人，一路杀将过去。
大家想想，这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彻底，何等的死亡金属。但是，李逵不是动物，他有忠义、有忠孝。他愚忠那也是忠，一切听宋江哥哥的。
忠是社会意识，虽然他死于愚忠，愚忠是异化，但只有人才会异化，异化说明他不再是动物。更重要的是，他对母亲是孝，杀死老虎为母报仇。他有义，为朋友为兄弟。
今天，我们的文艺界可能更关注动物性，而失去了对人的社会人格的关注。如果只强调范跑跑逃跑的动物性的合理性，那么，其实你就回避了你作为人的基本含义，你就很自然地成为了人类进步的敌人。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所谓写人性就是“怕死爱XX”，写来写去其实就是动物性。战争电影，一定要写我军有个胆小鬼，怕死，临死前说：“我还没有XX过呢，XX什么滋味呢？”
文天祥拒绝投降后，给元人做了个处死自己的方案，用木板把他夹起来，用锯子把他锯开；石达开被清军包围后，主动去谈判，要求不杀死他的部下，自己甘愿被凌迟。
凌迟时，他的师爷也被凌迟，大呼小叫，石达开怒视他，说：“怎不可忍此须臾之间。”据史书记载，凌迟过程中，石达开一声未吭。
电视剧《太平天国》王诗槐饰石达开
世上本没有勇士，但怂货多了就有了勇士。
有时我会想到抗美援朝的杨根思，他在死之前让两个部下将重机枪拆卸好带走，因为重机枪很珍贵，是牺牲了很多战士缴获的。然后他一个人留下来守住阵地。大家知道，他抱着炸药包跟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了，我相信那一刻，他没有什么畏惧。
我采访上过战场的老战士，他们说死根本不是个问题，最可怕的根本不是死，而是任务没完成。死，太容易了，完成任务，可没那么容易。
《巴拉巴》，195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写的是小偷巴拉巴。本来他要被处死，耶稣说：“别钉死他，钉死我吧。”巴拉巴的人生经历导致他完全没有信仰，因为遇见耶稣，完全形而下的一个人开始思考形而上的问题。
就是“世界上有没有神，有没有上帝啊，人为什么而活着”这种终极问题，到最后他也没有答案。他一会觉得有上帝，一会儿觉得没有上帝，那么最终他还是个盗贼，但他已经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盗贼了。
那么这个时刻，文学家关注的就不是一个小偷的命运、小偷面临的困境。他的问题跟耶稣的问题是一样的，这是文学家要做的事情。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我们也发生了这种叙事视角的转换。
我们不再写耶稣的故事了，也就是说不再写崇高的人，不再写跟崇高有关的故事了，我们都去写小偷的故事了。那么我们写小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关注的问题就是小偷关注的问题。
最终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文学界、我们的艺术界，就是在关注小偷、妓女和小市民关注的问题，以为这是在写人性。
电影《巴拉巴》
其实我们从巴拉巴这部作品来看，当你在写小偷的故事的时候，虽然在写小偷，但小偷在思考耶稣该思考的问题，他们在终极的问题上是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这是文学家要做的事情，这样我们的文学才有了向上的力量，而不是关注小偷、懦夫、小市民的切实的、现实的问题，使得我们的文学变成一个向下的力量——一个强大的向下的、向颓败、向黑暗的力量。
结束前加一段内容，昨天，有个视频号剪辑了多个老戏骨痛斥小鲜肉没有艺德的内容，其中有我一段关于小鲜肉威胁我国审美安全的内容。“审美安全”这个词儿是我发明的，跟“战略忽悠局”是一样的，你要认真你就输了。
几年前，我跟宋方金做一个节目，宋方金说，我觉得小鲜肉是韩国对我国搞的阴谋，为的是推销他们的整容技术，我说小鲜肉威胁了我国的审美安全。
如果有个初中生当真了，觉得我国除了领土安全、食品安全、网络安全以外还有审美安全，说明这个初中生很可爱，很天真。
如果一个成年人，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也当真了，甚至撸起袖子要批判一下我，那么他们就不是可爱是可笑了。可能我一语成谶，审美安全还真的出现了。我很想知道，他们企图捍卫什么东西？他们有正事儿没有？
一个画师给教堂画壁画，画了了六指的天使，牧师很生气，说：“你见过六指的天使吗？”画师说：“没见过，但你见过五指的天使吗？”
宋方金经常说：“对这个世界，我们负有使命。”那么，从文学到影视，从影视到勇士，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是要拿剧本干掉资本，是要拿文学干掉成功学，是要拿故事干掉事故。
诸位勇士，牺牲很容易，完成任务太难，所以今天在南京，提醒诸位勿忘使命，我们要完成任务啊。谢谢大家！
【文/汪海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