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
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
——晋·周处《风土记》
1926年，时年30岁的戴春风，入学黄埔军校第六期，自改其名为“戴笠”。
此后20年间，这个名字逐渐成为了使人闻之色变的存在。
戴笠，被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的人物”，就连罗斯福都曾向蒋介石提起，希望能够见一见这位“中国的希姆莱”。
1946年，戴笠坠机而亡，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道：“戴笠之死，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蒋介石败走台湾之后，亦曾在日记中留下如此哀叹：“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能使周总理、蒋介石的看法几相一致，戴笠的能力不容小觑。
真实的戴笠，究竟又是怎样一个人？
戴笠四岁丧父，其父戴士富，曾任衢州府衙巡警。
戴笠之母蓝月喜，出身富贵，为浙江省江山县贵族蓝氏家族后代。
戴笠七岁的时候，母亲将他送去了私塾，交由先生教读《四书》，开始习作。
戴笠十一岁，在母亲的教导与鼓励下，他进入了当地的小学。
蓝月喜有着显赫家世，即便丈夫已故，她也下定决心，要拉扯戴笠成人成才，要使这个逐渐衰落的家庭，继续维持着温雅的外表。
蓝月喜教导戴笠，希望他努力攻读，希望他养成忠孝之心，同时也提醒他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像父亲那样做一个衙门巡警，只能软弱地对上司们俯首贴耳。
故而，戴笠对母亲极为尊重，事母甚孝。
即便日后戴笠成为了一个令人胆寒的人物，蓝月喜也能在三言两语之间，就能将他的怒火压制住。
戴笠常对手下人说，要他们向他的母亲学习，学习如何管理各类繁杂事务。
每当戴笠情绪失控，将手下人当做奴仆一样虐待时，只要蓝月喜出面劝说，他便立刻安静下来。
戴笠的一众心腹，亦知戴笠与其母感情深厚，在蓝月喜面前也是毕恭毕敬。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没有人敢把这个事情告诉蓝月喜，毛人凤谎称戴笠只是出国谈判，并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模仿戴笠的语气向蓝月喜发电报祝贺，营造出戴笠尚在人间的假象。
故而，蓝月喜自始至终不知戴笠已死的真相。
戴笠是聪明的，自少年时代起便看得出来。
当然，如此人物若是不聪明，也混不到日后的地位与声望。
1909年，戴笠进入县立文溪高小，并很快成为学校里宣传卫生、提倡进步、反对裹小脚、反对大烟的“青年会”第一骨干。
1913年，戴笠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从文溪高小毕业。
1914年，戴笠考取浙江省一中，聪明的他得到了老师的赏识，同学们亦对他颇为喜欢。
但在不久之后，戴笠因偷窃而被开除，年近20岁的他，先是在杭州一家豆腐坊里干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老家。
此时的戴笠，已染上了嗜赌的恶习。
为了赢钱，头脑灵活的戴笠学会了在洗牌的时候“出千”，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出千”被抓之后，戴笠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为了保命只能偷点东西卖钱，凑足路费跑路到杭州，并于杭州报名加入浙江陆军一师。
从军之后的戴笠依然嗜赌，常于夜间休息之后，翻越围墙栅栏溜出兵营，到外边与地痞流氓们打牌。
戴笠赢多输少，但他并不吝啬，赢回的钱财多用于请战友们吃喝、与地痞流氓们结交。
被戴笠“出千”坑惨了的地痞们，不仅不自知，反觉受了戴笠好处，久而久之关系愈佳，又将他介绍给了青帮。
1921年，戴笠通过青帮的关系，离开杭州去往上海，并结识了黄金荣。
有了这些关系，在张啸林、刘志陆、向海潜、唐绍武、范绍增等人横行上海的年代，戴笠左右逢源，混得颇为风生水起。
这段经历，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日后的人生铺平了一些道路。
与一般的地痞流氓有所不同，戴笠颇为注重个人形象。
尽管刚到上海时，戴笠是靠着表弟张冠夫的供养过生活的，甚至有一段时间，他就是睡在张冠夫夫妇床边的地板上。
但正所谓“头可断发型不可乱”，戴笠每晚都会洗干净他唯一的一套西服，夜间晾干了第二天又能穿上，因而在别人眼里，戴笠很是得体。
张冠夫每日去商务印书馆上班，戴笠则是经常光顾上海小东门的十六铺。
彼时的十六铺，是个混乱的商业地带，而显赫一时的杜月笙，就是从这里混出来的。
戴笠在十六铺混得小有名气，杜月笙对其颇为赏识，但也仅此而已，至多只是点头之交，两人真正成为结拜兄弟，得是到了戴笠发迹之后。
在上海的日子，由于“打流”，戴笠时常回乡躲避。
1922年，戴笠设法在仙霞乡搞到了“学务委员”的职位。
1924年，戴笠在保安村建立了以地主力量组成的“团兵队”，主要以“清乡”为目的，打击地方土匪，戴笠是其中的主力打手。
不得不说，戴笠身上有一股狠劲，他时常自告奋勇，在漆黑的夜里亲自带队爬越荆棘丛生的山坡寻匪。
由于“团兵队”参加江浙战争，袭击了孟昭月的部队，但其力量自然不足与正规军相抗衡，权衡利弊之后的戴笠又再离开老家。
1926年，戴笠入学黄埔军校第六期。
1927年开始，戴笠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戴笠没有任何军职，属于“编外情报员”，每天自主搜集情报，然后向负责情报工作的侍从室高参胡靖安传递消息。
最开始的时候，戴笠搜集的情报质量极低，一是不了解高层的意图，找不对方向；二是缺乏经费，甚至还需要找母亲借钱；三是缺乏经验，搞的大多都是社会花边新闻。
故而，初时的戴笠并不起眼。
但不得不说，有的人天生就是在某一方面有天赋，就如戴笠之于情报，他进步得极快。
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遇到严重政治危机，决定加强情报工作，以便随时掌握新桂系及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嫡系部队诸多将领的忠诚情况。
1927年7月，蒋介石授意成立密查组，委派胡靖安为组长，这是最早的一个准特务组织。
经胡靖安推荐，戴笠迎来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在密查组，戴笠很快脱颖而出，他的情报不仅来的多，而且来得快，并且质量高，基本每隔两三天就有一份新材料呈上。
为了获取蒋介石的赏识，戴笠开始动起了心思。
每每有较为重要的情报，戴笠都想方设法亲自送到蒋介石的手中，希望能够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为此，戴笠时常守候在司令部或是官邸门口，每当看到蒋介石的汽车出现，戴笠远远敬礼，然后快步上前，双手将情报递呈。
戴笠这样的小手段，不经过常规的传递手续，属于越级上送。
戴笠的小心思，自然也是瞒不过蒋介石这样的老江湖，因而起初蒋介石对其并不感冒，觉得戴笠是个企图一步登天、沽名钓誉之徒罢了。
但耐不住戴笠老是这么恭敬有礼啊，关键是他的情报还很有用。
蒋介石对于戴笠的精神给予了赞许，逐渐对其上了些心，关注了起来。
尤其是“二次北伐”之时，戴笠自山东潜入，经济南、保定、天津、北平等，一路北上，利用旧军阀们重江湖义气、缺乏政治头脑、爱贪小便宜等特点，搜集到了大量的极具价值的情报，使得蒋介石对其颇为器重。
然，此时的戴笠是很苦逼的。
为什么？
因为他没地位，蒋介石虽是器重他的能力，但他的工作仍是苦差。
按戴笠的回忆，他称这段日子为“跑单干”，通俗点说就是“情报个体户”。
他的能力足以单干，但他经常不能及时将情报送达，或是说经常被别人抢功。
由于地位太低，别说是面见蒋介石，就是蒋介石的官邸与办公室，他都是没法进去的。
再加上，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侍从与将官大多都是黄埔一、二、三期的，资历摆在那里，他这个六期未毕业的不入流，都要时常被那些警卫、司机、勤务等，戏称“小鳖三又来了”。
由于经常“拦车”，戴笠时常都会挨揍，被蒋介石的侍从们打了很多次。
为了铺路，戴笠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去经营关系。
很多时候，戴笠都是口袋空空，钱财要么是被蒋介石的随从们大敲竹杠，要么是他自己豁了出去用以巴结。
戴笠精通人情世故之道，每每与人交往，必先对其全面了解，掌握他们的家庭、社会关系、个人经历、作风嗜好、弱点隐私等等，然后根据需要有的放矢。
譬如遇到山东籍的，戴笠就喜欢以“二哥”称呼，因为按当时的社会风俗，山东大汉较为喜欢以武松武二郎“二哥”自居。
譬如每每到了侍从室，戴笠都以“老哥”、“老兄”等尊称以示尊敬，逢年过节时更是不忘给蒋介石、宋子文等人的身边随从送礼，上至副官秘书，下至男仆女佣，都会送到。
久而久之，在戴笠的刻意经营下，他与蒋介石身边的人关系有所缓解，也没太多人再去过分刁难他。
戴笠在南京的时候，每天清晨出去，时常半夜三更回家，然后连夜将各类情报进行整理，并请同为黄埔六期的同学徐亮用正楷字誊写，经自己校阅之后定稿，然后睡个囫囵觉，天刚亮即往官邸送情报。
风霜雨雪，日日如此，穷则徒步前往，囊中宽裕也会租个车。
由于戴笠的情报价值高，加上长期地坚持，蒋介石特意召见了他，在仔细询问工作之后，又给他写了“艰苦卓绝”四个字作为赠言。
蒋介石对侍从毛庆祥说：“你向警卫人员打个招呼，今后若是戴笠来见我，必须尽快通报，不得拖延。倘若确有紧急情报，可带他随时晋见。”
自此，戴笠总算是看到了眼前的一片光明。
1932年，蒋介石筹备成立复兴社。
在整个复兴社的组织架构中，蒋介石最重视的是特务处长，这是复兴社的核心职位。
人事安排上，在邓文仪、郑介民等六个候选人中，蒋介石最终选择了资历较低的戴笠，这个选择也令很多人大跌眼镜。
当然，蒋介石有自己的考量。
由于戴笠在黄埔系中资历浅，在政治上难以形成新势力，从而对蒋介石构不成威胁。
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完全效忠于蒋介石之外，戴笠这个特务处长几乎别无出路。
同时，为防止特务在政治上坐大，蒋介石另外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可给大权，不给高位”，因而戴笠自此之后十几年，干来干去也不过是个军统局的副局长，少将军衔直到1945年才给予公布。
但不可否认的是，戴笠已经上位了。
事实上，我们从戴笠的发迹史与上位史，就很轻易看得出来，此人极为工于心计。
对蒋介石的心理、性格，戴笠研究得极为精细入微，这也是他十余年纵横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特务是个涉及到暗杀、分化、勾结等方面的工作，很必要，也很脏。
既然是涉及到脏活，蒋介石自然也是讳莫如深，是不可能通过手令等公文形式进行安排的，以免授人口实。
因而，戴笠在许多涉及政治的话题上，就从来不用公文形式，只作口头报告。
对于蒋介石的诸多指示，戴笠就是强行心记、脑记，也基本不作任何笔录。
在给军统局传达指令的时候，戴笠说得最多的，就是“奉谕”两个字，至于奉谁的“谕”，他从不作解释，大家心知肚明就行，反正就是不能留下痕迹。
如此做法，自然深得蒋介石的赞许。
久而久之，戴笠所掌的权柄，自然也是越来越大，同时不排除他有借刀杀人式的“奉谕”，黑的白的就是靠着一张嘴说，难保他不会以此清除政敌。
由于干的大多都是脏活，戴笠自然也是深知其中风险。
伴君如伴虎，自古名言啊！
军统的势力越来越大，戴笠每有空闲时也会开始读书，由秘书周念行给他讲解《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
每每说到皇帝诛杀宠臣，或是提及武则天诛杀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时，戴笠总会忧心忡忡地说道：“将来如不死在共军手里，也早晚死在委员长手里。”
为了笼络人心，使得日后多条退路，戴笠对人出手极阔，包括手下大大小小的特务。
但凡被接见的手下，戴笠都会赠予他们现金，或多或少都有，全凭戴笠与他们谈话时候的心情而定，给的最少的，至少也相当于一名少校军官两个月的薪饷。
当然，作为军统的当家人，戴笠对于手下的管理也是极为严苛。
笼络归笼络，骂起来也是丝毫不留情面，并且态度极为粗暴，手段甚是残忍，有的特务甚至受不了戴笠的痛骂而自裁。
譬如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王克全，因为其保管的100支左轮手枪被日军炸毁，使得戴笠大发雷霆，在电话中就是一顿痛骂，王克全在挂了电话之后开枪自杀。
戴笠的性情难以捉摸，有时颇显平和，有时满脸杀机，令人捉摸不透，令人不寒而栗。
戴笠喜欢豪宅，公开的不公开的，包括重庆、上海、武汉、天津等多个大中城市，都有他的各类公馆。
共计多少个，大抵除了亲信秘书王汉光之外，就连戴笠本人也说不清楚。
同时，戴笠极爱洗澡，每日早晚都要洗，有时甚至是中午也要洗，因而其公馆内的洗澡间，装修极为讲究。
沈醉于成都金河街公馆，替戴笠解决了洗澡间的一副脚踏板，戴笠极为高兴，一下子就将沈醉破格提升为军统最年轻的少将处长。
此外，戴笠喜饮酒，并且酒量极大，茅台、白兰地之类，每次可饮两瓶左右。
在对待女人方面，戴笠极有手段，花钱甚是慷慨，送的东西都考虑得很是仔细，戒指钻石、内衣内裤，送得极为妥帖。
由于有极严重的鼻炎，长年流鼻涕，戴笠时常在很多重要场合斯文尽失，因而他身上有两样东西是必备的，一个是洒满香水的手帕，一个是从美国进口的洗鼻工具。
出于安全考虑，戴笠从不轻易照相，不管是哪个训练班的毕业典礼，也都不准合影，不准有同学录，戴笠也从不会把照片送人，故而许多没有见过戴笠本人的大小特务，即便擦肩而过也都不认识他。
1940年，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发布通告，宣称缉获戴笠者即赏二十万元，通风报信而缉获戴笠者即赏五万元，然而没有照片，谁都说不出戴笠长什么样，这也使得日本特务机关极为恼火郁闷。
说到对蒋介石的忠诚，纵观整个国民党内部，罕有如戴笠者。
在战争年代，特工变节、见异思迁的极多，但即便是在抗日最为渺茫之际，抑或是蒋介石处于最危难之时，戴笠对其的忠诚也未有动摇过。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有两次下野之虞，然在众人都取观望态度之际，戴笠从南京乘机往西安救驾。
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查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因而也有人说，蒋介石有三大命根子，其一是经济上的孔祥熙，其二是外交上的宋美龄，其三是内务上的戴笠。
可以说，戴笠不是什么好人。
但从能力上讲，戴笠绝对是个干才。
在抗战这一点上，戴笠也没有汪精卫那样的软骨。
淞沪抗战前夕，国民党在南京的一次会议上，戴笠很坚定地说，这是一定要打的：“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
这一句话，后来也成为了军统的经典论调。
1944年，军统进入了鼎盛时期，其共有内外勤共709个单位，拥有电台569座，工作人员超过五万余人，这还不包括由军统直接领导的、庞大的特务武装，以及那些由军统所控制的外围组织。
而随着抗战胜利，戴笠的巨大能量，也已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美国陆军、海军的两大特工系统，甚至还因此展开激烈争夺，争夺与戴笠的特工技术合作权。
然到了此刻，戴笠“尾大不掉”又或是“难以遏制”的危害也已完全展现出来。
1946年3月，在重庆的一次会议上，国民党诸多派系，纷纷摈弃前嫌联合起来，几乎形成了一个反对特务的统一战线，向戴笠开战，喊出了“打倒特务”的口号。
而蒋介石对此的态度，也是颇为认同的。
这次大会的最后一天，戴笠几乎是被“十二道金牌”的方式，被催着从平津一带起身赶回重庆。
飞机途径南京上空时失事，机上人员无一幸免，一代“特工之王”命归黄泉。
戴笠这一死，军统四分五裂。
戴笠所留下的庞大家业，短时间内十去八九，其下属的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余万众，在失去绝对的主心骨之后，也只余待人宰割、整编重组的份。
不出一个月，“忠义救国军”被杜聿明、陈诚等整编为交警总队。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自此脱离，自领全国警察总署。
军统的崩盘，几乎可称之为“树倒猢狲散”。
戴笠此人，向来极具争议。
一者，此人心狠手辣，杀人如麻。
二者，也有人形容他是大节不亏，抵御外辱。
因而在戴笠死后，章士钊为其写下：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仅以能力来讲，戴笠是个绝对的干才。
正如周总理所说的：“戴笠之死，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尽管在搞情报这一块，戴笠并不是那个时代的No.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