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夏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深入人心的调查报告，首次将“赤脚医生”这一独特名词推向了公众视野。他们被定义为“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的乡村医者，形象生动且贴切。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与9月14日的《人民日报》均全文转载了这篇报告，据传，毛主席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欣然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这一句话，如同春风化雨，让“赤脚医生”成为了半农半医乡村医生的代名词，也点燃了全国各地仿效的热情。一时间，“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在内陆腹地，就连边疆的新疆、西藏、云南、内蒙等地，也都有了他们坚实的身影，真正实现了“赤脚医生”遍地开花的盛景。
通过这篇调查报告，我们可以深刻洞察到几个关键点：首先，“赤脚医生”的雏形早在1958年就已初现，只是其发展历程充满了曲折与反复；其次，他们平时与农民一同劳作，生产大队给予的补贴虽不多，但正是这份简约，让贫下中农能够养得起、留得住这些贴心的医者；再者，“赤脚医生”由农民自己选出，这份来自乡亲们的信任，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最后，培养“赤脚医生”的路径清晰而务实，一是通过公社卫生院的集训，二是在实践中不断磨砺与成长。
20世纪60至80年代，尽管“赤脚医生”在专业知识与临床技术上或许有所不足，但他们却如同乡村医疗的守护神，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最基础、最及时的医疗保障。这一制度不仅在国内深受欢迎，更在国际上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赞誉。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其1980-1981年的年报中明确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为农村地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初级护理，为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提升医疗卫生水平树立了典范。在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培训出如此庞大的医疗卫生队伍，以低廉的成本覆盖广大农村人口，并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此，“赤脚医生”制度在农村医疗保障的历史长河中，无疑应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1960年代中期，每个大队配备一名半农半医的保健员成为了基本要求。而到了1969年，随着全国范围内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对“赤脚医生”的需求更是急剧攀升。以山东省为例，1973年的合作医疗章程明确规定，生产大队卫生所应配备一至三名赤脚医生（其中必须包含一名女赤脚医生，专门负责新法接生、计划生育及妇幼卫生工作）。
有条件的生产队还需配备一名卫生员。章程虽未对赤脚医生的数量做出具体规定，但强调了选拔标准：政治思想好、劳动好、身体好、热爱卫生工作。这些标准虽略显笼统，却为实际操作留下了灵活的空间。然而，阶级成分作为一条明确的选拔标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选拔赤脚医生时，往往首先考虑贫下中农的子弟。如菏泽县与昌乐县卫生学校，便严格遵循毛主席“医生一定要政治好”的教导，精心选拔那些政治思想过硬、路线觉悟高、热爱卫生工作且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贫下中农子女担任赤脚医生和卫生员。
作为不脱产的农村卫生员，“赤脚医生”的工作既繁重又具体，涵盖了广泛的领域。他们不仅要参与农业劳动，以获取劳动报酬；更要治病救人，用他们虽不专业但实用的医疗知识，为乡亲们解除病痛。通过针对性的学习，他们能够对本地的地方病、常见病进行有效治疗。此外，他们还需承担宣传国家卫生政策、普及卫生知识、卫生防疫、计划生育等重任。随着“三土、四自”运动的兴起，赤脚医生还需负责草药的种植与管理。可以说，他们肩上扛起了农村合作医疗的绝大部分任务。
尽管“赤脚医生”的工作如此重要，但他们的报酬却并不高，甚至有时还不如其他农民。这是因为当时的合作医疗是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具体工作由公社、大队直接负责。作为农民的一份子，“赤脚医生”的收入也与“工分”紧密相连。他们的报酬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按大队干部标准拨发标准工分，在生产队参与分配；有的则根据当地平均劳动力水平，按同等劳力拨发工分，并每月由医疗站发放少量补贴；还有的则是通过拨给医疗站草药地，由赤脚医生负责种植草药，收入归医疗站所有，而他们的固定工分或粮食则由生产队分摊。
在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中，有这样一个引人入胜的情节：因为万泉和的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作为儿子的万泉和也继承了医术，于是纷纷推荐他去参加赤脚医生的培训。这一情节生动地反映了村民心中根深蒂固的传承思想。
那么，在实际的赤脚医生选拔中，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呢？或许在某个村子里，就有这样一个人，他拥有医术传承或良好的教育背景，却因政治成分问题而无法成为赤脚医生。可见，在选拔过程中，政治成分与文化水平同样重要。然而，在偏远的小村庄里，政治成分合格的人或许很多，但文化水平达标的人却寥寥无几。
尤其是在熟人社会的农村，人们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实际能力与过往表现。正如武元珍所言：“也得说文化也得说水平，给哪看过什么病，人们经常找他，不能说看一个好一个，起码是百分之八十看了都行。”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村干部们为了村里能有一位像样的赤脚医生，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一些折中的办法。比如崔文广，虽然他的成分是富农，不符合选拔条件，但他医术高超、治疗有效。于是，村干部便安排他进入保健站工作，可以看病、抓药，但不能担任领导职务，也不能开方子。这样既保证了人才不流失，又巧妙地规避了政策要求。
赤脚医生，这一独特而充满时代色彩的群体，无疑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他们构成了那个时代基层医疗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些赤脚医生，虽然并非科班出身，却凭借着掌握的有限卫生知识，成为了乡村医疗的中流砥柱。他们不仅能够治疗头疼脑热等常见病，还能为产妇接生，更重要的是，他们肩负着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疾病的艰巨任务。
赤脚医生的来源多种多样，但主要分为两大类别。一是来自医学世家，他们从小耳濡目染，对医术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二是从初高中毕业生中挑选出的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不乏上山下乡、怀揣理想的知识青年。这些被选中的年轻人，会被送往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而紧凑的培训。结业之后，他们便化身为赤脚医生，踏上了为乡村百姓服务的征程。
赤脚医生的身影总是与那个红十字药箱紧密相连。他们拎着这个装满普通药片、针筒、纱布和听诊器的药箱，走村串户，为村民们送去健康与希望。虽然他们无法攻克大病难症，但凭借着简单的科学治疗和土法医疗，他们总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治好一些看似疑难的病症。这不仅大大方便了村民群众，也让赤脚医生成为了他们心目中的大知识分子和生命的守护者。
赤脚医生的收费总是那么亲民，他们只收取成本钱，对于困难户或五保户，更是毫不犹豫地倒贴成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他们在农村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和敬重。被誉为赤脚医生第一人的王桂珍，就是这样一个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典范。她不仅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还成为了电影《春苗》的原型，这部反映赤脚医生生活的影片，曾一度轰动全国。
除了日常的医疗救治工作，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传染病肆虐的年代，他们成为了村民们最坚实的后盾。无论是免费注射麻疹疫苗、小儿麻痹疫苗，还是卡介疫苗，他们都毫无怨言地承担着。尤其是在流感或流脑蔓延的时期，赤脚医生的责任更是重大而艰辛。
他们不仅要走家串户发放药品，还要耐心讲解预防知识，确保每一位村民都能得到有效保护。在预防疟疾的战斗中，他们更是带着茶水和药品，历尽千辛万苦，挨家挨户地“送药到人，看服到肚，不服不走，吐了再服”。对于那些外出或走亲戚的村民，他们也会不辞辛劳地追赶到目的地，亲眼看着对方把药服下才肯罢休。
此外，赤脚医生还积极参与农村的卫生工作，从灭蚊灭蝇到饮水改造，再到环境卫生整治，他们总是冲锋在前，为改善乡村卫生环境贡献着自己的力量。1974年，邮电部专门发行了一套名为《赤脚医生》的邮票，以此纪念这一伟大的创举和这群默默奉献的乡村医者。
赤脚医生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某种政治结果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多种因素的交织与影响。制度因素虽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绝非唯一因素。在赤脚医生的产生过程中，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
赤脚医生与群众之间建立的鱼水一家亲的和睦关系，不仅体现了二者地位上的平等，更打破了长久以来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金钱买卖关系。赤脚医生们以积极主动、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一心为病患着想，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虽然他们的医术无法与专业医生相提并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也出现过医疗事故，但他们的医德却是那么高尚而纯粹。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里，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医者仁心。
毛主席曾说：“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这句话不仅是对赤脚医生的肯定，更是对他们无私奉献精神的赞美。贫下中农们也纷纷赞颂：“合作医疗是幸福花，华红似火暖万家，毛主席栽花众人浇，贫下中农最爱它。”这质朴而深情的诗句，正是对赤脚医生与群众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扶持关系的最好诠释。
由此可见，赤脚医生的出现不仅初步整合了整个农村的医疗体制，使乡村医疗纳入到正规化的国家管理之中，更改变了近代以来农村医疗久被忽视的状况，让人民的生命安全获得了以国家政府为后盾的坚实保障。在赤脚医生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地方在坚决执行中央文件指示的同时，也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不仅体现了制度的灵活性，也确保了赤脚医生制度能够在各地得到有效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