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作品《艳阳天》十年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百花凋零，当时的局面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因此，在谈论十年文化的时候，就不能绕开一个人，那就是浩然。在十年时期，浩然这个16岁入党，32岁写出长篇小说《艳阳天》、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农民子弟，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浩然语）。

在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长大的浩然，对乡村的深情厚谊如同根植于心的大树，难以割舍。即便后来长期扎根于基层县、乡，即便首都的繁华与喧嚣时刻萦绕身旁，他对农村的思念却如同潮水般汹涌澎湃。于是，当机会来临时，他毫不犹豫地主动请缨，向报社提出了下去劳动的请求，并顺利获得了批准。1960年的春节刚刚过去，浩然便与同事高莽一同踏上了前往山东潍坊昌乐县的征途，他们被分配在离县城不远的城关公社东村大队，开始了劳动锻炼的生涯。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与他开玩笑。适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东村大队的全体社员只能依靠一个公共食堂度日。每人每天定量6两粮食，每日两顿粥，早晚各一顿，连蔬菜和肉类的影子都见不到，有时甚至连咸菜都成了奢望。面对这样的困境，浩然没有退缩，而是挺身而出，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他首先安排大队会计和保管员认真清仓查库，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储存起来；同时又指导食堂开辟新的食源，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他们到老坝河打捞能吃的榨菜，到山坡上挖野菜，粮菜掺和，粗细搭配，只为确保社员们能够吃饱饭。

在十年期间，浩然发表了《为谁而创作》一文，以《艳阳天》为例，深情地谈起了自己创作道路上的经验教训。他说，《艳阳天》的酝酿始于1957年三大改造完成时期，那时斗争十分激烈。他住在一个村支部书记家里，一天夜里，他们被敲门声惊醒，原来是某队的一些富裕中农在坏人煽动下打开了仓库要抢麦子。浩然和支部书记迅速赶到现场，只见一群青年和老年的社员们威风凛凛地守卫着仓库大门，表示决不能让集体的劳动果实被坏人拿去一粒。

浩然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也为《艳阳天》的发行得到了最为官方的支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浩然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真心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说在现实世界里，文人的英雄情结在浩然这里与主流文化的相合是不争的事实。除此之外，浩然对文学机制的反应也不止于此。他创作《艳阳天》时受到了采访人物萧永顺的启发，萧长春便是以萧永顺为原型塑造出来的。小说初稿只有二十多万字，但当它寄到编辑部时，编辑们觉得构思不错，于是有了后来126万字的《艳阳天》。

之前的二十几万字的《艳阳天》只有斗争的部分，经过编辑的建议和浩然的不断修改完善，才有了后来真实的生活描写。这也说明了浩然对文学机制的敏锐反应和积极应对。之后浩然的文学肯定也大多存在于他“补”的部分，这些补充和完善使得小说更加丰满和立体。

萧长春这样的人物形象有着现实的人物原型，他是激进文化的产物。在那个强调建设新中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年代里，人人都沉浸在社会主义的想象中。读者喜欢的必然是那些表现建设热情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小资情调的作品。因此，文学界的标杆从赵树理转向柳青最终又转向浩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不断强化的激进风气也解释了为何文学创作形成了从《小二黑结婚》到《创业史》到《艳阳天》乃至《金光大道》的路径。激进的文化氛围催生了《艳阳天》，也在这种程度上成就了《艳阳天》。

从本质主义的经典化的角度来看，《艳阳天》的文学经典化过程除了来自文学机制的刺激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来自于自身的艺术价值。它叙事的流畅性、艺术的真实性以及通俗传奇的艺术风格等都渗透于文本之中。这些艺术元素与当时的激进的艺术氛围、读者阅读水平普遍低下相适应。种种因素的成全使得《艳阳天》终于在十七年文学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在东山坞这片充满乡土气息的土地上，孙桂英以其出众的姿色和独特的个性，在未“进步”之前，时常以那些略带荤味的言语，为《艳阳天》这部作品增添了最为鲜活的乡村生活色彩。她调戏萧长春的那一幕，仿佛是《水浒传》中潘金莲勾引武松情节的现代翻版，为这部男女情感描写略显粗犷的作品，带来了一抹难得的细腻与婉约。

孙桂英对萧长春的爱，炽热而纯粹，不带丝毫功利色彩，她的表达大胆而直接。而萧长春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爱意，并未表现出惊慌失措或婉转推却，而是以一种“教育”的姿态，坚定地回应了她。在他看来，孙桂英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爱情要求，是因为她“不跟咱们贫下中农走正道儿，心里不装着社会主义”。

于是，他试图通过端正她的“快活”观，来改掉她身上的“这一身毛病”。那么，何为正确的“快活”观呢？萧长春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只要跟大伙儿一起劳动，只有给集体出力气，把东山坞建设好，那才是真正的快活！”就这样，他以劳动为媒介，用集体建设的热情替代了个体爱情的纠葛，对孙桂英进行了有效的情感规训。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艳阳天》的后半部分，孙桂英果然变得热爱劳动，她的转变赢得了大家的称赞，从昔日的“荡妇”变成了如今的劳动妇女。劳动，这一改造人主观世界的神奇力量，再次在孙桂英这个“问题女人”身上得到了验证。

在艺术与政治之间，早年雷达对浩然创作的分析颇具洞察力：“由于作家过分突出斗争，削弱了生活真实的深度与广度。”同时，浩然也展现出了“在作品里，生趣盎然的形象与外加的观念，回肠荡气的人情与不时插入的冰冷说教，真实的血泪与人为的拔高，常常扭结在同一个场景”的独特本领。然而，这并不影响浩然的小说在建国以来的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正如浩然自己所说：“我认为《艳阳天》应该活下来，有权活下来。我相信未来的读者在读过《艳阳天》之后，会得到一些历史的知识，会得到一些美得艺术享受，会对已经化作一堆尸骨的作者发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这份自信，不仅仅是对个人创作的珍视，更包含着对那个时代农民独特思想生活的深刻理解，以及一个理想主义者、感恩者独特的内心世界。

深入浩然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艳阳天》中最为明显地表现出的“个人”对于“集体”生产的消极态度，可能要数第二十三章中韩百安在原属于他的刀把地上捡石子，然后又放弃的情节。这一细节，不仅反映了农民对于集体生产的复杂态度，也引发了我们对于丰收来源的深刻思考。小说中勤勤恳恳的马子怀对于萧长春说的农业社“要永世搞下去”的言论，似乎并不完全相信，甚至韩百安还叹息道：“唉，这年头还是没有东西好哇！”此外，马之悦向李世丹反映的“咱们农业社……贫农比起中农是少数”的情况，也让我们不禁思考：没有社员们普遍而积极的劳动，在自然条件的惠赐之外，丰收究竟从何而来呢？

浩然“我的根在农村，我要为农民而写作。”这是著名作家浩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写农民，为农民写”——浩然将此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坚持了一生。这位农民出身、长年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当代作家，对于中国农民和广大农村有着质朴而又深沉的感情。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从《山水情》到《苍生》，浩然在共和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记录时代风云的史诗般的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多姿多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新时代农民形象。读浩然的作品，不能不为他字里行间洋溢的对土地、对农村、对父老乡亲的真挚感情所深深感染，不能不为他笔下的一个个展现着崇高的思想光彩和浩然正气的农民形象而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