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这位在“运动”期间唯一被赋予写作权利的作家，被誉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璀璨明星，其代表作《艳阳天》无疑是他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座丰碑。这部作品以北京郊区东山坞农业社为背景，生动描绘了丰收季节到来之际，两种势力围绕“土地分红”和粮食分配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东山坞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为代表的正义力量，逐步揭露并揪出了混入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展现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

《艳阳天》不仅成功塑造了萧长春、焦淑红、马之悦、弯弯绕（马同利）、马大炮（马连升）、焦二菊、把门虎等一系列个性鲜明、富有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更深刻地体现了浩然对农村生活的真挚情感和对社会、国家的深切关怀。他以其深厚的农村生活背景，将内心的感动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融入文字之中，这种真挚与坚持，无疑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

然而，由于时代的特殊性，余秋雨认为《艳阳天》完全是以斗争理念创作的，是极左路线的图解，歪曲了农村现实，违背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意愿。但事实上，这涉及到了文艺批评的独立性和学术化问题。文学批评应如何摆脱政治操作，获得独立的理论话语，走上学术化与规范化的道路，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历史是线性的，无法假设和推倒重来，我们应通过科学的、富有说服力的阐释，去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理解作品为何如此而非应该如何。

回顾浩然在“17年”和“文革”期间的创作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阶级斗争话语逐渐强势的过程。从1956年发表处女作《喜鹊登枝》到60年代初，浩然共创作了180多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通过描绘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小事，歌颂了走进新时代的新农村和新农民。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几乎都是鲜活而富有时代特征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则仅仅作为陪衬存在，因此并不存在重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然而，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浩然的作品中开始出现了斗争的描写。短篇小说《脚跟》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发表于1958年3月的《长春》杂志，后改名为《高德孝老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品中，“一篓油”设计陷害高德孝老头，让他在大鸣大放会上攻击共产党的统购包销政策。在高德孝老伴儿杨逢春的帮助下，他识破了坏人的奸计，捉住了藏私粮的“一篓油”。这部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氛围，如“大鸣大放”、“批评建议”、“监督”、“藏私粮”等内容都有所体现。

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浩然延续了《喜鹊登枝》轻喜剧式的风格，继续歌颂新农村、新农民和新精神，但在《撑腰》、《认错》、《眼力》等几部小说中，读者开始隐约看到了“阶级”的影子。到了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的出版，更是将阶级斗争的主题推向了高潮。

浩然从1962年年底开始动笔创作《艳阳天》第一卷，每天都写到很晚才休息。面对创作的艰辛和不确定性，他曾有过退缩的念头，但在好友王主玉的热情鼓励下，他振作起精神，继续按原计划写下去。随着故事的展开，人物和场景纷至沓来，昌乐县东村护秋、晒场等场景都被他巧妙地融入了作品中。当写到社会主义的根子深深扎在农民心里那些情节和细节时，他自然地联想到了田敬元等众多对集体事业赤胆忠心的老贫农，由此诞生了“马老四”这一文学形象。

经过三番五次的修改和完善，浩然终于对《艳阳天》的初稿感到满意。他首先将其拿给好友、《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崔道怡看。崔道怡认真看过后，给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并鼓励他将这部长篇小说扩写为三卷本。

崔道怡后来回忆说：“浩然写完《艳阳天》后拿给我看，当时是二十几万字。我觉得他的构思很不错，写的是十几天的时间，农村里面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在艺术结构上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对他来说像钥匙打开了仓库。他脑子里面储存的人物、生活积累很丰富，完全可以充实到小说中去。我跟他谈过以后，浩然将《艳阳天》改写成了126万字的三卷本。”

在《艳阳天》中，作者对马小辫的犯罪事实和犯罪动机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叙述和交代。在叙述视角上，小说采用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手法，即读者对事件的真相一清二楚，而剧中人一直被蒙在鼓里。这种手法虽然不如其他手法更刺激、更具有吸引力和观赏性，但作者的目的在于将读者的注意力从事件真相本身移开，转而关注英雄主体萧长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如何去应付敌人设计的阴谋。

正如一位大队书记所说：“看过这部作品，学习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人看事。”另一位公社书记也表示：“在农村里怎样做党的工作？怎样教育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工作中依靠谁？作品中的主人公萧长春，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依靠贫下中农，这对我很有启发。”

在东山坞这片土地上，“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在于道德的较量与私欲的揭露。富裕中农们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糟蹋粮食，大闹土地分红，而以马老四为代表的贫下中农却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艰辛，他们吃糠咽菜，将口粮省下来喂养队里生病的牲口，这种无私的精神与富裕中农的丑恶面目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阶级斗争的理念已经深深渗透到了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中。生活，对于东山坞的农民来说，就是战场；麦收，就是一场激烈的“战斗”；镰刀、锄镐，就是他们手中的刀枪。浩然用生动的笔触，将乡村日常生活与斗争紧密结合，塑造出了一幅幅硝烟弥漫、你死我活的斗争画面。

在《艳阳天》中，话语和伦理判断的切换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更直接表现为两种场景间的直接切换。这种切换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小说第160章马小辫那次不成功的雨夜恐怖活动中。马小辫手持“明亮飞快的尖刀子”，在雨夜中出击，这是对乡村阶级斗争的最充分想象。

然而，在作者的叙述中，视角却不停地在恐怖场景和劳动场景间游移。大风、大雨并没有遏止农民们的劳作热情，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战斗”激情。雨夜，成为了体现力与美的道具和布景，同时也渲染了恐怖气氛。通过马小辫那双伺机出击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幅幅优美和谐的生活、劳作场景，这些场景与马小辫迫切、惶恐而焦灼的内心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于马之悦这一角色，作品着重从他的笑里藏刀、顺风转舵、使圈套、耍手腕等手法上来揭露他的阴险狡猾性格，同时也表现了他对“权势”的野心。然而，按照浩然所设计的人物形象来衡量，马之悦的“厉害”和可能造成的危害性并没有得到充分表现。如果把这个人物写得更有“政治头脑”，更有深谋远虑，他的夺权行为更有明确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那么作品中描写的阶级斗争或许会更加惊心动魄。然而，在现有作品中，马之悦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萧长春动武和翻粮上面，一旦落空就变得毫无办法，这与浩然对这一人物的设定还存在一定距离。

萧长春和马之悦是作品主要矛盾冲突的对立面，这两个人物塑造的成就直接影响着作品的成就。然而，由于这两个人物的典型化还不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对阶级斗争作出更为惊心动魄的反映。对于这样一部题材深刻、篇幅宏大的长篇小说，读者期待它具有惊心动魄而又发人深思的艺术力量是合理的；然而，这一期待在现有作品中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

《艳阳天》存在的这些不足之处，可能与浩然对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还在摸索探讨之中有关。结构是作品艺术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又不仅仅是技巧问题。它涉及对生活本身的内在联系的掌握，这或者也表现出浩然对生活挖掘得还不够深透。然而，尽管如此，《艳阳天》仍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社会意义，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