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新文杜永康 摘 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是引领农民跨越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基于江苏“共同富裕百村实践”的样本考察，先行实践中集体经济发展主要呈现农旅融合型、飞地抱团型、生产服务型、联企共建型及电子商务型五类实践样态。通过多类型的横向比较发现，政府政策支持、基层组织引领、复合产业建立、治理结构优化及主体利益联结是集体经济引领乡村共同富裕的核心变量和共性特征。鉴于此，本文从政策、组织、产业、结构和机制等方面提出集体经济引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创新路径，以期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共同富裕同频共振。 引言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趋于凋敝的同时，江苏创造了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在推动乡村工业化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十三五以来，江苏充分利用集体经济起步早、基础好的传统优势，相继出台《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关于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振兴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截至2020年底，全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总计约5375亿元，99%的村（居）完成股权量化，经营性收入低于18万元的村集体全面清零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发展能力、社区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集体经济带富致富机制和良性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为进一步推动集体经济转型升级，江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共同富裕百村实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典型案例推介行动，遴选出100例经过努力实现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服务带动能力显著增强、引领广大农民共建共富的先进典型，打造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江苏品牌”，使集体经济发展学有榜样、做有标尺、赶有目标。 基于此，本研究以“共同富裕百村实践”行动为样本，选取五类案例典型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不同类型的集体经济引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态和共性规律，并提出相应的创新路径，以期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和乡村共同富裕厚植根基。 一、集体经济引领乡村共同富裕的江苏实践“共同富裕百村实践”行动为本研究提供了可供观测的典型样本，在案例选取上本研究遵循以下原则：（1）案例具有代表性，即该案例具备较大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受到政府、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认可；（2）案例类型呈现多元性，即所选案例在发生地域、实践路径等方面均体现多元化特征；（3）案例支撑材料具有全面性和真实性，即该案例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得多方位的一手资料。基于此，本研究最终遴选出五类案例典型开展实地调研和网络访谈，依据学术惯例和受访者要求，我们对案例作了匿名处理。 （一）以南京Z村为典型的农旅融合型农旅融合型是村集体立足乡村生态资源禀赋，发展休闲观光、农创文旅、绿色康养等农业新业态并实现集体增收的经济形态，该模式对经济基础、生态资源和区位条件的依赖性较高。Z村位于南京东南部，村中有省道横穿而过，交通便利，富硒土地资源丰富，现有7个自然村、共2657名村民。近年来，Z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充分发挥富硒资源优势与生态资源优势，实施硒+“X”战略，打造富硒生态园和富硒农业产业链，以富硒食品加工为支撑，以富硒康养旅游服务为延伸，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同时，Z村充分挖掘红色本土文化，打造红色教育基地——T山战斗纪念广场，并配套建立酒窖、豆腐坊等旅游体验产业，逐步形成集农创文旅、餐饮住宿、日用品供应等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2021年，Z村共接待游客7万余人次（受疫情影响略低于往年），旅游收入4500余万元，富硒农业产业收入3200余万元，合作社年终分红2900万元，吸纳本村和邻村的从业人员430余人。 Z村具体做法主要包含三方面。第一，选优配强“领头雁”。2017年，Z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正式成立，村中走出去的企业家李M被请回担任村书记及合作社理事长。李M不仅提出农旅融合的发展路径，组建了一支专业化运营团队，同时充分利用其社会资本和政策扶持帮助合作社获批300万贷款支持，在李M带领下，Z村逐步探索出集体经济引领村民致富的新路子。第二，集体资源的统筹利用和整体开发。Z村立足富硒土地资源优势，以富硒农业产业为主导，进行全域开发和整体布局，结合其区位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农创文旅、住宿餐饮等产业，充分盘活了集体闲置资源，变资源为资产。第三，坚持共建共享共富。Z村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实行“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不仅以股份化的形式在集体和成员之间建立利益联结，同时注重对小农户的带动和引领，坚持为小农户提供机耕机收、统购统结等社会化服务，推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 （二）以盐城W村为典型的飞地抱团型“飞地抱团”型是村集体通过资金入股、异地购置物业资产、共建园区等形式发展“飞地经济”，在带动“飞入地”经济增收的同时获得股份收益的经济形态，该模式对经营体系完善和经济基础较好的乡村具备更高的适应性。W村属于典型的“城郊村”，毗邻高铁站和客运中心，交通条件优越，现有8个村民小组、2871名村民。2005年，W村利用区位优势靶向发力，发展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建立W工业园区，引进企业60余家。2007年，基于前期的资本积累，W村着手打造“飞地产业”格局，先后建立W创业园、W科技园和W韩资园三个飞地工业园区，共招引企业100余家。2019年，W村在邻镇流转2000亩耕地打造田园综合体，生产优质富硒大米。此后，W村抢抓大市区东向发展机遇，大力发展飞地服务业，相继建成W国际酒店、W大厦等15家服务型企业。截止2020年，W村总资产8.23亿元，建成标准厂房和经营用房14万平方米，招引企业160余家，流转经营2000亩耕地，村民年均分红达5.2万余元。 W村具体做法主要包含三方面。第一，坚持以工兴村，夯实集体经济基础。W村在初期就树立了“以工兴村”的发展理念，因而在获得征地补偿后并未将其“分光吃光”，而是借机建立W工业园区，引进60余家企业和近5亿元的外部资金，工业园区的发展壮大为W村集体经济的接续发展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第二，以“飞地经济”为突破口，打破发展桎梏。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W村本土工业发展日趋受限。W村适时调整发展规划，转而将“飞地经济”作为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先后建立三个“飞地”工业园、一个“飞地”农业园以及15家“飞地”服务型企业。第三，坚持以农民为主体，打造高水平福利体系。W村率先实行失地保障、医疗统筹集体缴存等20余项惠民利民政策，每年筹措800余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老弱病残幼的福利支出，同时倾力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极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以苏州Q村为典型的生产服务型生产服务型是村集体依托地缘优势和组织优势，为村民和其他市场主体提供生产性服务并获取收益的一种经济形态，该模式对村集体的经济基础、自然资源禀赋要求不高，具有较强的推广性和发展空间。Q村位于苏州西南边界，生态优、平原广，是典型的江南农村，现有4个自然村，总人口1873人。2011年，为高效发展农业、推进农地集约经营，Q村经济合作社以每亩800元的价格从农户手中集中流转了1800亩水稻良田，基于科学种田和规模经营的需要，Q村经济合作社投资成立了集耕、种、防、收于一体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进一步拓展业务市场，Q村生产合作社由镇领导牵头与周围3个乡镇的19个行政村签订《机耕服务合同》，以每亩低于市场10至15元的价格向村集体、合作社和小农户等提供机耕机收服务。2020年，为解决村民就业难题，Q村经济合作社投资成立劳务合作社，经营业务涵盖保洁、市政、运输、绿化等，主要吸纳本村闲置劳动力，合作社成立至今已派出劳务800余人。2021年，Q村生产合作社和劳务合作社可支配收入1899万元，稳定性收入956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7万元。 Q村具体做法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充分挖掘市场潜力，精准定位主导产业。Q村是典型的“三无村庄”，缺乏集体经营性资产和高附加值的产业资源，面对资源短板，凭借开发生产服务市场成功破题，并将其作为集体发展的主导产业，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和业务经营范围。第二，抢抓政策红利，积极争取资源扶持。2021年4月，当地政府出台《关于印发关于支持和促进农村劳务合作社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Q村劳务合作社以此为契机承接了由公共财政支付的绿化养护、道路保洁、外来有害生物防控等服务。此外，Q村结合当地农民工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申请并获批了信贷贴息支持和税收返还等福利。第三，坚持集体经济组织领办合作社，推动政经分离。为实现专业化的社会分工，Q村采取集体经济组织领办合作社的经营模式，由能力出众的新乡贤担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负责合作社的组织建构和日常运营，具备较强的独立性和自由裁量空间。 （四）以连云港S村为典型的村企共建型村企共建型是集体经济组织与城市工商业资本等联合投资、联合经营，通过要素互换、优势互补，以实现村企双赢的一种经济形态，该模式对区位条件优越、人力资本丰富的村庄具备更高的适应性。S村位于连云港的东南部，东接高新示范区，西与板桥工业园毗邻，现有3个村民小组，常驻人口1022人。2010年，S村充分利用毗邻工业园的区位优势，主动吸纳年产值60亿元的连云港LT合金有限公司进驻，实施“党建引领、村企共建”模式。2013年，S村依据LT公司发展规划，自筹资金500余万元，打造近3万平方米的物流货场，供LT公司堆放生产原料，每年获得130余万元的稳定收入。2014年，S村自筹资金900万元，与LT公司联营创办建材公司（S村占股35%），通过对LT公司固废水渣的循环利用，年生产矿渣微粉和钢渣微粉60万吨，每年获得固定分红270万元。同时，通过对口培训和定向孵化，该公司60%的管理岗、专技岗提供给了S村村民，帮助3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2019年，S村持续引进X家庭农场有限公司，开发建设1000亩苗圃基地和900亩特种鱼养殖示范区，年均增收300余万元。2021年，S村集体经济收入1400余万元，其中900万元用于合作社股东分红，户均分红6余万元。 S村具体做法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开展公共空间治理行动，盘活闲置土地。S村为配合LT公司进驻，积极清理回收被侵占和违规发包的土地，腾退荒废的农用房、厂房等，并对闲置的荒山、旱塘进行平整和再利用，基于此打造3万平方米的物流货场及200亩工业用地。第二，推动村企支部联建，强化党建引领。S村以党建为纽带推动人员互派、产业互联和村企互利，常态化联合开展“三会一课”，构建村企人才双向交流机制，邀请企业优秀党员进村挂职，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新思路。第三，积极引入工商资本，撬动社会资源。面对发展资源的制约，S村坚定不移地走联企共建道路，先后引入LT合金公司和X家庭农场有限公司，并与LT合金公司合资成立了建材公司，有效弥补了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短板和资金缺口，同时联建企业亦为集体经济发展带来了新发展理念、新项目资源和新关系网络。 （五）以宿迁J村为典型的电子商务型电子商务型是通过发展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等数字经济以推动集体增收的一种经济样态，该模式对人力资源丰富和交通条件便利的村庄具备更高的适应性。J村位于宿迁市生态旅游示范区腹地，村域东侧有宿连航道横穿而过，交通便利，现有16个村民小组，共2627人。2012年，在外从事电商的刘X返乡承包了300亩稻田打造翠冠梨生产基地，通过抢抓农村电商发展机遇，让翠冠梨搭上“电商快车”，在实现自身增收的同时，在村中掀起了电商发展热潮。2017年，J村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逾20个，涉及翠冠梨、葡萄和花卉苗木等品种，占地2800亩，共有网店49家、实体企业6家，电商从业人员400余人，电商年销售额2500万元。2018年，J村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以此为契机，对J村碎片化的电商产业进行整合，由J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组织成立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及电商服务专业合作社，进一步推动J村电商产业的转型升级。整合后的电商产业共有一家电商服务机构、两个县域电商平台、四个大型生产基地、8家全平台网店，共流转农地3800余亩，电商从业人员800余人，2021年，J村电商销售额突破8千万，经济合作社年终分红逾3000万。 J村具体做法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整合碎片化的电商产业。由于产品的同质化严重和品牌效应不足，J村碎片化的电商产业自2017年开始出现交易成本过高和边际效益递减等问题。2018年，J村顺应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立J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对J村碎片化的电商产业加以整合、升级。第二，积极构建电商服务体系。为促进电商集约化发展，J村成立了集电商孵化、人才培训、产品展销、物流配送等功能于一体的电商服务专业合作社，与大专院校、金融机构、电商平台及物流公司等达成对口合作，不断营造良好的电商发展环境。第三，加强品牌攻坚。为扩大品牌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J村在严把产品质量关的基础上延循“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并依托“快手”“抖音”等平台借助网红带货、书记直播等方式开展品牌营销，积极打造极具区域特色的电商品牌。 二、集体经济引领乡村共同富裕的江苏经验上述案例中，各村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性，但都通过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的不同实现形式，在引领乡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成功经验和共性规律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推进极具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外部资源的积极嵌入：政府政策支持“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6]254。为统筹城乡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适时作出“两个趋向”2的重要论断，要求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并实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国家以项目制形式推动资源下乡的同时，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从贫困衰败到全面小康，政府的外部资源嵌入和超地方力量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这在上述案例中均得到充分验证。具体来看，各案例中当地政府对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扶持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经济帮扶和行政赋权。就经济帮扶而言，当地政府对各村集体经济发展均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资金援助、税收减免和贴息贷款等政策福利，这在集体经济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Z村在建设富硒生态园、打造旅游体验产业过程中获得该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扶持，为Z村农旅融合项目提供35万资金拨款和300万额度的贴息贷款，有效解决了Z村的融资难题。Q村、S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则在市场经营过程中享受增值税、所得税和契税等税种的减免政策，极大削减了合作社的运行成本。就行政赋权而言，当地政府在集体产权改革、合作社主要成员任命以及财务收支等方面对村社组织进行放权。以W村为例，当地政府通过改革“村财乡管”制度，推动借款管理、招待费管理及支出报账等财权下移，通过提升免审批借款额度、改革零招待制度、简化报账核销流程等提升村集体资源配置效率。总体来看，政府部门的外部资源嵌入为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无论是上级政府的经济帮扶抑或行政赋权，均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二）内外要素的充分整合：基层组织引领发展首要面对的就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有赖于内外资源的有效整合。早在合作化运动时期，国家试图通过政党下乡实现乡土社会的整合与再造，“支部建立在村庄”和“支部建在生产单位”在国家对乡村的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7]。一个政治坚定、组织有力的基层党组织不仅能够有效承接政府的外部资源嵌入，亦有利于激活乡村内部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盘活和分散小农的再组织，通过内外资源的充分整合，集聚乡村发展势能，引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S村在联企共建过程中，始终将党建作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一方面，采取党组织引领党员、党员带动群众的方式在全村范围内开展公共空间治理行动，清理回收被侵占的集体资源、腾退低效使用的产业用地、平整复垦荒山、旱塘等，实现乡村内部资源的充分整合；另一方面，以党组织为载体实施“三联三促”行动，推动村企人员互派、资源互享、产业互动，积极吸纳联建企业先进的运营体系、科技手段和产业资源，促进村企融合发展。此外，基层党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引领和助推，离不开作为组织个体的能人的带动和支持。J村电商产业从无到有、从羸弱到壮大，新乡贤刘X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其不仅率先引入电商产业、带领全村走上电商致富道路，同时牵头整合了J村碎片化的电商产业、打造电商配套服务体系，不断推动该村电商产业转型升级。一言以蔽之，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和领头雁有助于实现乡村内外资源的最大整合，强化集体经济发展的物质支撑，是引领乡村振兴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在驱动力。 （三）乡村发展的基础构筑：复合产业建立党的十九大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其中最为重要最为基础的便是推进并实现乡村的产业兴旺”[8]。中国乡村的“产业兴旺”并非局限于第一产业农业的兴旺，更多体现为“接二连三”、多产融合和功能多样的“产业兴旺”，也即乡村振兴的基础构筑应着眼于建立复合型产业体系。在上述案例中，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实践路径，均摆脱了传统农业发展的结构化困境，各村在精准定位主导产业的基础上，建立并带动关联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深化产业供给侧改革，推动乡村产业从单一分散向多产融合的结构化转型，最终建立起复合型产业体系。在发展初期，W村依托“城郊村”的区位优势，坚持以工兴村。完成原始积累后，W村逐步向农业和服务业延伸，先后打造一个田园综合体和十五家服务型企业，其产业结构在不断调适中呈现复合趋势。与具备资源禀赋优势的W村不同，J村则通过抢抓市场机遇将生鲜电商作为引领村民致富的主导产业，基于此向农产品加工与包装、仓储物流、摄影美工等产业延伸。Z村则依托其富硒土地资源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将农创文旅作为集体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基于此带动餐饮住宿、休闲娱乐、日用品供应等配套产业的融合发展。各村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普遍遵循多层次、复合型产业发展路径，以发展性思维动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系统性和发展韧性，夯实乡村共同富裕的产业基础。 （四）村社组织的权责厘清：治理结构优化改革开放初期，囿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所导致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凋敝，村党组织、自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三驾马车共用一套班子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集体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经济规模和集体收益较为有限，市场经营和利益分配等问题相对容易协调，这种“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组织架构具备一定的社会适应性和逻辑必然性，有助于节约治理成本、强化村民自治。因而，上述案例中各村在集体经济发展初期并未采取“三委分离，各司其职”的治理结构，而是延续了“政经合一、权责交叉”的传统架构。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村级组织的经济职能缺陷渐趋凸显，各村顺应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探索剥离村“两委”对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职能，推进“政经分开”改革。以S村为例，在联企共建初期，S村集体经济组织呈现严重的空壳化，缺乏稳定的经营收益和人员储备，因而由党支部代管其集体经营活动，以党建为纽带对接LT公司，发展相对简易的仓储经济。此后，S村党支部依托合作社与LT公司联办建材公司，集体经营活动趋于多元化、市场化和专业化，其政经合一的治理结构在市场竞争中渐趋式微，S村适时推进“政经分离”改革，通过组织功能分设、选民资格分开、人员待遇分流等举措廓清村级组织关系，逐步建立起党组织领导下“一核多元、政经分离”的基层组织架构。总体来看，各村依据集体经济的发展现状对其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进行了阶段性调适，在不同发展阶段做出相适应的结构设计和制度安排，随着集体经济的日益壮大，各村普遍选择建立“政经分离、权责明晰”的组织架构，以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赋予其独立开展经济活动的自主权，以更好地适应集体经济的市场化发展需求。 （五）共同富裕的机制设计：主体利益联结共同富裕的主体结构表现为个体性和群体性的有机统一，其追求的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亦非特定阶层的富裕，而是包含所有中国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9]。基于全民富裕的目标导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应着眼于强化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引领包括小农户、家庭农场主、专业大户等经营主体在内的所有村民共建共享共富，保障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都不掉队。从上述案例来看，各村普遍将集体经济置于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下协同推进，坚持“发展”与“共享”的有机统一，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村民。具体来看，各村普遍延循以下两种路径展开：其一，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形塑利益共同体，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红利。2017年，Z村在清产核资、股权量化的基础上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以股份化的产权形式建立村民与集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的分配模式鼓励村民以作价后的土地、资本入股合作社，村民不仅享有每亩600元的保底收益，亦能根据股份权重获得利润分红。同时，Z村在制度层面明确了收益分配关系，规定股份合作社利润按照公积金、公益金和成员分红三者1:1:2的比例进行提留和分配，既强化了Z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物质支撑，亦保证组织成员享有充分的集体收益分配权。其二，坚持联农带农，推动“大主体”与“小农户”互利共赢。为加强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引领带动小农户共建共富，J村大力推行“集体+”模式，不仅为小农户提供统耕统收、统防统治、统销统结等社会化服务，同时推动J村的电商服务体系向小农户低成本开放，引领小农户融入J村电商发展格局。因此，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应把牢全民富裕的目标导向，既不能“富了集体、穷了老乡”，亦不能“分光吃光”，应强化多元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引领全体村民共同富裕。 三、集体经济引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创新路径立足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要充分认识到集体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和长期性，亟需在政策、组织、产业、结构和机制等方面实现创新，以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以“政策”创新强化外部帮扶对于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处于边缘地位的乡村而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需要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超地方支持，强化政策学习与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政策支持体系是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落脚点和着力点。一是强化财政资金保障。一方面，设立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通过财政扶持和项目倾斜全面推进“削薄”行动，在保障集体经济薄弱村、空壳村全覆盖的基础上，采取以奖代补、竞争立项等方式，扶持优质高效的集体经济发展示范项目；另一方面，整合各类涉农资金，避免政府项目资金“天女散花”式的碎片化投放，集中整合一部分涉农资金用于扶持集体经济实体，提升涉农资金使用效益。二是落实税收减免政策。依照现有的财税制度，注册为企业法人的集体经济组织，若全部按章缴纳税费，综合税率高达36%[10]，这既抑制了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的积极性，亦增加了集体经济发展的负荷。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与出台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契税等税费减免政策，为集体经济发展减负增效。三是强化资源赋权。搭建包含集体资产股权、土地经营权等在内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探索股权流转、抵押和跨社参股等股份权能实现新形式，增加集体资源转化为资本的途径和能力，赋予集体和农民更多的财产性权利。同时要强化土地政策支持，通过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统筹安排落实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所需建设用地指标，不断强化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支撑。 （二）以“组织”创新激活内生动力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人口流失和组织涣散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孱弱的村级组织既无力实现小农户的再组织，也无法有效承接政府资源，如何推动基层组织振兴、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一是选优配强村级领导班子，重点抓好村党组织带头人和党员队伍建设。将专业技能强、文化程度高、思想观念开放的新乡贤和年轻一代，通过考察后吸纳到村委会，优化村干部的年龄结构、文化层次。以村组织换届和第一书记机制为契机，拓宽村支部书记的选聘视野，将离土的致富能手、经商达人、优秀高校毕业生等纳入村支部书记的选聘范围，着力选聘德才兼备、经验丰富的“领头雁”，打造一支过得硬、懂经营、善致富的基层干部队伍。二是强化“三农”人才支撑，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一方面，通过资源盘活、产权开放和营商环境优化等举措引导工商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专业技能人才等返乡创业或领办集体企业，着力打造一支现代化运营团队；另一方面，加强与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和工商企业的对口合作，培育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和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农人。三是将党组织建到产业链上，强化党建引领。学习借鉴国有企业的先进经验，将党支部建在产业上，秉承“产业发展到哪、支部就设到哪”的原则，将党支部建立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以及涉农企业等经营主体中，促进集体经济“一盘棋”布局，提升产业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助推党建与集体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三）以“产业”创新构筑发展基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动力源泉和物质基础，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加强产业攻坚。一是因地制宜定位和培育主导产业。各村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优势，结合经济基础和市场需求，科学规划集体经济发展的重点和方向，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11]。主导产业的定位不宜一蹴而就，应坚持规划先行和循序渐进，在起步阶段应尽可能选择风险低、竞争小、收益稳的行业领域，基于此不断调适、摸索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二是深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积极迎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加快培育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同时，大力推广“订单农业”，以订单合同为纽带，推动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开展联合与合作，发展“农超对接”“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多元化的订单农业模式，实现产销一体化[12]。三是立足县域载体，推动产业“双融合”发展。一方面，推动乡村三产“小融合”。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为契机，推动农业生产从增产导向到提质导向转变，促进农产品生产业和加工业、服务业协同发展，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推动城乡三产“大融合”。立足县域载体，促进城乡需求对接、资源互补、产业互通，打造以县带乡、以乡带村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13]。 （四）以“结构”创新弥合市场需求改革转型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特殊的市场经济组织，兼具“社区性”和“市场性”，在农村市场化程度日趋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更加凸显其市场性，这内在要求加强村社组织的结构创新，以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的治理结构。一是厘清治理边界，按部就班地推进“政经分离”改革。“政经分离”是未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改革的主要取向，但不宜一以贯之。在发展初期，集体经济弱、经营规模小，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要求不高，盲目推进“政经分离”改革并不现实，这一阶段应由党支部和村委会代管集体经营活动，以党建引领和能人带动为着力点发展集体经济。在集体经济迈入发展和扩张阶段后，基层党政力量应逐步退场，集体经济组织复归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角色。要以制度化的形式厘定村级组织的职能定位和权责关系，着力解决交叉任职、账目重叠等流弊[14]，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政经分离、权责明晰”的基层治理结构。二是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三权分置”。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组建股东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推动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分置，建立激励与约束并存的治理结构。落实好关涉集体经济发展和组织成员利益等重大事项的股东民主决策制和监督机制，防患村级组织结构平移到合作社、理事会和监事会由村干部兼任等流弊。 （五）以“机制”创新加强利益联结集体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并不总是存在正向的激励效应，改革初期，基于“姓资姓社”的困惑，先行实践中普遍设置了比例极高的集体股（60%—80%)[15]，意在迁就以基层干部为主的既得利益群体[16]，广大村民的收益分配权则呈现不同程度的弱化，农村集体经济的带富致富效应并不显著。立足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应加强机制创新，建立健全多元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村民更多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一是持续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着力保障农民的收益分配权。要跳出先行实践中“改革—挂牌”的形式逻辑[17]，切实推进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引领农民合作生产和利益共享。着力保障农民的收益分配权，推进集体股权改革，代之以公积金和公益金提留的形式平衡积累和分配之间的关系，科学制定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留比例，既不能搞“分干吃尽”，也不能制约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建立联农带农机制，打造互利共赢的新发展格局。在“统”的层面探索更多有利于带动小农户的经营方式，推行“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等多种联农带农模式[18]，通过专业化合作、社会化服务、产业化经营推动大主体与小农户的互利共赢，将集体经济组织打造为扶“弱”助“小”、惠农兴村的重要载体，不断提升集体经济带富、致富能力。 四、结论与思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乡村社会的重要载体，是后“精准扶贫”时代进一步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和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本研究以江苏“共同富裕百村实践”行动为样本，选取农旅融合型、飞地抱团型、生产服务型、联企共建型及电子商务型五类案例典型进行切片考察和横向比较，以探究不同类型的集体经济引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态和共性规律。研究表明，政府政策支持、基层组织引领、复合产业建立、治理结构优化及主体利益联结是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核心变量和共性特征。具体来看，在各村实践中，地方政府均通过国家力量的主动嵌入为集体经济发展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发展空间，尤其在集体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政府的超地方力量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与此同时，为突破政府“输血式”发展的路径依赖，各村以党建引领和能人带动进行有效回应，积极打造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和现代化、年轻化的人才队伍，使其既能有效承接政府的外部资源嵌入，亦能激活乡村内部资源，变资源为资产，不断强化集体经济发展的物质支撑。此外，在产业结构和治理结构的选择上，各村多以市场逻辑为根本遵循，依据其资源禀赋、经济规模、市场需求等对产业结构和治理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一方面，以发展性思维不断推动乡村产业从单一分散向多产融合的结构化转型，以逐步建立复合型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依据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对组织架构进行阶段性调适，“政经分离、权责明晰”的治理结构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最后，为实现集体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同频共振，各村通过股份改造和分配机制完善，建立“大集体”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注重为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经营主体提供社会化服务，引领全体村民共建共享共富。 基于五类案例典型的梳理与解析，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及乡村共同富裕推进有如下政策蕴意：一是地方政府应充分重视集体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和长期性，加快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支持体系，通过经济帮扶和行政赋权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超地方支持。二是政府应为新乡贤回归和经济“能人”的能动性发挥营造良好的干事与创业环境，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和人才队伍建设，选优配强村级领导班子，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以充分激活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三是推动政府角色从主导者向引导者转变，发挥市场在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和治理结构优化中的主导作用，强化政府在产权与治权有序转型中的服务功能，以建立复合型产业结构和适配市场发展需求的基层组织架构。四是地方政府应持续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着重推进股份化合作和集体股权改设，保障集体成员的收益分配权，推动建立集体经济发展的“联农、带农”机制，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多元主体间互利共赢的新发展格局。总体而言，立足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要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为集体经济发展创造社会空间和发展机遇，充分激发集体经济的正向溢出效应，为乡村共同富裕目标厚植根基。 作者简介：张新文，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永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18BGL171); 原标题：集体经济引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态、经验透视与创新路径——基于江苏“共同富裕 百村实践”的乡村建设经验 作者：张新文杜永康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来源：《经济学家》期刊 文章根据平台发文规则进行了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