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民国时期的政治斗争复杂而激烈，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蒋介石与宋庆龄之间的对立。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始终坚持着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投降妥协政策深感不满。而蒋介石对这位大姨姐的批评和反对也日渐不耐。1932年，杨杏佛被暗杀事件后，宋庆龄公开指责蒋介石，使得两人的关系降到冰点。一向爱惜羽毛的蒋介石，竟在盛怒之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命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除掉宋庆龄。面对这道险恶的密令，即便是久经沙场的特务头子戴笠也陷入了两难。到底是服从上峰密令，还是顾及历史后果？戴笠将如何应对这个棘手的任务？
一、民国时期的政治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三省，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蒋介石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主要精力放在剿共战争上。在南京，蒋介石下令逮捕了大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当时的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裂。汪精卫等人公开批评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些原本支持蒋介石的将领也开始动摇。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加强了特务统治。他将戴笠提拔为军统局局长，专门负责处理＂特务工作＂。
1932年初，蒋介石在上海设立了＂中统＂，与军统形成双重特务系统。这两个特务组织开始大规模搜捕异己分子。许多知名人士如邓演达、史量才等人相继遇害。特务组织的残酷手段，引起了包括宋庆龄在内的民主人士的强烈抗议。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孀，一直坚持着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她认为蒋介石背离了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在抗日问题上采取妥协投降的态度，在内政上实行独裁统治，这与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共和完全相悖。
1932年夏天，杨杏佛、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担任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该组织公开声援被捕的进步人士，揭露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暗行径。他们还在《民权周刊》上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的专制统治。
这些活动让蒋介石十分恼火。他认为宋庆龄利用孙中山遗孀的身份，处处与自己作对。特别是在杨杏佛被暗杀后，宋庆龄在《民权周刊》上发表文章，直指蒋介石是幕后主使，这更让蒋介石难以容忍。
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加剧了国内政治的紧张。日本在占领东北后，又将势力扩展到华北地区。英美等国对日本的扩张表示担忧，但又无力干预。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一方面要应付日本的威胁，另一方面又要镇压国内反对势力，处境十分困难。
二、宋庆龄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
1933年6月18日，上海一个平静的清晨被打破。孙中山先生的前秘书、著名学者杨杏佛在法租界自己的寓所内被人暗杀。这起震惊全国的暗杀案，成为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彻底破裂的导火索。
杨杏佛遇害前一天，还在《民权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文章。文章中直指蒋介石在日本侵略面前采取不抵抗政策，反而将主要精力用于镇压国内异己。杨杏佛遇害的消息传出后，上海各界人士哗然。
宋庆龄立即召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骨干成员开会。会议决定组织调查组，深入调查杨杏佛被害的真相。通过多方走访和秘密调查，他们掌握了大量证据，指向军统特务机关就是这起暗杀案的主谋。
7月1日，宋庆龄在《民权周刊》上发表了《为杨杏佛先生被害事件致蒋介石公开信》。信中不仅披露了军统特务暗杀杨杏佛的证据，还列举了近年来多起知名人士被暗杀的案件，直指这些案件都与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有关。
这封公开信在上海、南京等地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进步人士纷纷响应，各大报纸也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蒋介石的威信受到严重打击。特别是宋庆龄在信中称蒋介石为＂独裁者＂和＂杀人凶手＂，这样的言辞让蒋介石颜面扫地。
蒋介石随即派人向宋庆龄传话，要求她收回公开信并向自己道歉。但宋庆龄不仅拒绝了这个要求，还在7月15日的《民权周刊》上发表续篇，进一步揭露军统特务的罪行。
7月底，蒋介石派宋子文出面调停。宋子文向宋庆龄转达了蒋介石的警告：如果继续与政府对抗，将面临严重后果。宋庆龄对此回应说：＂我不怕死，但真理不能不说。＂
8月初，军统特务开始对宋庆龄的住所进行24小时监视。同时，一些亲蒋介石的报纸开始对宋庆龄进行抹黑，称她＂受共产党蛊惑＂、＂背叛三民主义＂。面对这些压力，宋庆龄不为所动，继续通过《民权周刊》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9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时，当着众将领的面发作：＂连自己的大姨姐都要和我作对，这还怎么治国！＂会后，他立即召见了军统局长戴笠，下达了一道秘密指令。这道指令的内容，让即便是久经沙场的戴笠也感到不寒而栗。
三、戴笠的秘密行动计划
1933年9月下旬，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立即召集了军统局的核心成员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分五个阶段实施对宋庆龄的监视和暗杀计划，每个阶段都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第一阶段从10月初开始，军统特务在宋庆龄位于上海法租界的住所周围布下了严密的监视网。他们租下了附近的几处房产，安排特务24小时轮班监视宋宅的一举一动。特务们详细记录了宋庆龄的作息规律、外出路线以及所有来访者的信息。
在确认监视网络运行稳定后，戴笠于10月中旬启动了第二阶段计划。军统特务以不同身份向宋庆龄发出多封匿名恐吓信，警告她停止在《民权周刊》上的批评文章。同时，他们还在暗中破坏《民权周刊》的发行渠道，企图切断宋庆龄与外界的联系。
11月初，第三阶段计划开始实施。军统特务试图通过收买宋宅的工人，在宋庆龄的住所内部安插眼线。他们先是成功收买了一名园丁，但这名园丁在进入宋宅不到三天就被宋庆龄的贴身警卫发现了可疑之处。这次失败后，军统又尝试通过其他渠道渗透，但都未能成功。
12月，戴笠决定实施第四阶段的＂女佣计划＂。他们精心挑选了一名受过特殊训练的女特务，伪装成难民，设法进入宋宅应聘女佣。这名女特务成功获得了面试机会，但在与宋庆龄对话时，因为说漏嘴提到了一些只有军统内部才知道的细节，立即引起了宋庆龄的警觉。
在前四个阶段的计划都失败后，戴笠于1934年1月开始准备最后的＂汽车暗杀计划＂。军统特务详细研究了宋庆龄每周去《民权周刊》编辑部的固定路线，计划在一个适当的路段制造＂交通事故＂。他们甚至在路线上预演了多次，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下手。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戴笠的全盘计划。军统特务在对宋宅的监视中发现，宋庆龄已经将自己遭遇暗杀威胁的详细情况告知了何香凝。作为国民党元老和孙中山的老友，何香凝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了行动。
这个消息传到戴笠耳中时，他意识到事态已经超出了控制范围。如果继续执行暗杀计划，不仅可能失败，还会在党内引起更大的震动。就在戴笠犹豫不决之际，一个更重要的人物介入了这起事件。
四、宋子文的周旋斡旋
1934年1月下旬，宋子文从何香凝处得知了妹妹宋庆龄面临的危险处境。作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同时也是蒋介石的亲信，宋子文深知这件事的严重性。他立即取消了原定的访美计划，紧急从上海返回南京。
1月28日，宋子文先是拜访了戴笠。在谈话中，他暗示已经掌握了军统对宋庆龄的监视行动证据。戴笠起初还想狡辩，但当宋子文拿出一份详细的军统特务行动记录时，戴笠不得不承认这个秘密计划的存在。
随后，宋子文马不停蹄地赶往蒋介石的官邸。他向蒋介石陈述了暗杀宋庆龄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首先，宋庆龄作为孙中山遗孀的身份举足轻重，她若遇害，必定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其次，何香凝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一旦事发，国民党内部必将大地震；最后，宋氏家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这样做会严重损害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
2月初，宋子文又赶赴上海，与宋庆龄进行了长谈。他向宋庆龄转达了一个消息：蒋介石愿意撤销对她的监视，条件是她停止在《民权周刊》上的批评文章。宋庆龄当即表示拒绝，称＂我宁可死，也不会停止说真话＂。
面对僵局，宋子文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宋庆龄可以继续在《民权周刊》上发表文章，但不直接点名批评蒋介石，同时蒋介石也要保证她的人身安全。经过反复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这个默契。
2月15日，宋子文再次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谈判结果。在汇报中，他特别强调了一点：宋庆龄已经将证据交给了多个可靠的人保管，如果她遭遇不测，这些证据将立即公布于世。这个信息最终说服了蒋介石。
2月底，戴笠收到了一道新的密令：立即撤销所有对宋庆龄的监视行动，销毁相关行动记录。军统特务陆续从宋庆龄住所周围撤离，布置了近半年的监视网就此解除。
3月初，为了表示诚意，蒋介石还通过宋子文向宋庆龄转交了一份声明，承诺保证她的人身安全，并允许《民权周刊》继续发行。这份声明虽然措辞谨慎，但实际上等于是蒋介石的一个政治让步。
这场危机虽然得到了化解，但宋庆龄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对立并未就此消除。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们各自坚持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只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激烈的正面冲突。
五、《民权周刊》的后续影响
经过这场风波后，《民权周刊》的影响力不减反增。1934年4月起，该刊物的发行量突破了两万份，成为当时上海最具影响力的政论刊物之一。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纷纷投稿，使《民权周刊》成为反对独裁统治的重要舆论阵地。
4月15日，《民权周刊》刊登了一篇署名＂匿名读者＂的文章，详细披露了杨杏佛案的新证据。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军统，但通过对案件细节的分析，清晰地指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谋杀。文章发表后，上海工部局警务处不得不重新启动对此案的调查。
5月初，《民权周刊》又相继发表了多篇探讨民主政治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改变了以往直接抨击的写作方式，但通过对比国外民主制度，含蓄地批评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种写作策略既遵守了与蒋介石的默契，又不失批评的锋芒。
6月，宋庆龄在《民权周刊》上开设了＂国际观察＂专栏。她邀请多位著名学者撰写文章，分析国际形势，特别关注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威胁。这个专栏的开设，使《民权周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到国际社会。
7月下旬，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取缔《民权周刊》。原因是该刊物多次刊登揭露日本在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的文章。面对日方的压力，国民政府这次反常地没有采取行动，这被认为是蒋介石遵守承诺的表现。
8月，《民权周刊》开始在香港设立分社，扩大发行范围。这个决定既是对可能再次遭到打压的预防，也是扩大影响力的战略举措。香港分社的设立，为日后《民权周刊》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9月，《民权周刊》刊发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详细记录了农民的困苦生活，抨击了国民党的错误经济政策。这些文章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多家报刊转载。
到1934年年底，《民权周刊》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进步刊物之一。它不仅是民主力量的重要发声平台，也是反对独裁统治的思想阵地。虽然宋庆龄与蒋介石的矛盾仍在持续，但《民权周刊》的存在本身，就是民主力量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见证。
1935年初，《民权周刊》又增设了＂文化评论＂版面，邀请茅盾、郁达夫等著名作家撰写文章。这个版面不仅丰富了刊物的内容，也扩大了它在知识界的影响力。然而，这样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局势的变化，新的挑战很快就出现在《民权周刊》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