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八年（1433年）初，建藩于湖广布政司武昌府的楚王府，发生了一件大事，府中火者（普通宦官）广靖，与楚藩护卫军百户陶酉二人，竟私自离开藩地，逃亡北京。时任楚王朱孟烷得知之后惊惧不已，于三月上疏抢先自辩称这两人都是无赖，此番赴京恐怕会有诬告之词，请陛下千万莫要听信啊！

为此，明宣宗回信称，叔父素来以贤著称，朕自然不会受此等小人蒙蔽，已将二人打入昭狱，所以且放宽心，无需担心其他。

“己巳，楚王孟烷奏：‘本府火者广靖、百户陶酉，素号无赖。今逃入京，恐有诬词。’复书曰：‘叔，宗室亲贤，素守礼法，朕所深知，非小人能间。此人已至，洞烛其奸，下锦衣卫狱矣。叔宜安心静虑，勿有所疑。’”（《明宣宗实录》）

有明一朝，仗着特权为非作歹，最终被府内人员告发的宗室为数不少。那么被明宣宗称之为“宗室亲贤”的朱孟烷，在藩地的真实表现又是如何呢？

朱孟烷，生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二十日，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四孙，楚昭王朱桢的第三子，生母楚王妃王氏。由于朱桢的长子朱孟熜、次子朱孟炯都是庶出，故朱孟烷虽然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三，却是货真价实的嫡长子，故被册立为楚世子。

位于楚王府故址附近的武汉首义广场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二月二十二，在位54年之久的楚昭王朱桢薨逝，享年61岁。当年十月十一日，被堂兄、新任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册立为新一代楚王。洪熙元年十月，楚世子妃邓氏晋封为楚王妃。

这位楚王妃邓氏，身份很是特殊，她是大明开国六国公之一的卫国公、追封宁河武顺王邓愈的孙女。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邓愈的继承人申国公邓镇，在“胡惟庸案”中因李善长而惨遭株连。可从邓氏被册封为楚世子妃，及嘉靖年间邓继坤续封定远侯观之，邓家受牵连并不深。

邓氏受封为楚世子妃的时间也非常特殊，大明官方记载二人成婚的时间为洪武三十三年。洪武年号到三十一年，便随着明太祖的驾崩戛然而止。洪武三十三年实际上是建文二年，也就是1400年。这可作为明成祖朱棣不承认建文年号的一大例证。

“己未，楚庄王妃邓氏薨。妃，宁河武顺王邓愈孙女。洪武三十三年册封楚世子妃，洪熙元年册封楚王妃，至是薨。”（《明英宗实录》）

楚昭王文武双全，而又善机变，极会根据时事变化去主动调整应对策略。靖难之后，朱桢收起锋芒开始韬光养晦，不仅是第一个承认朱棣新皇身份的在藩藩王，在整个永乐时期都表现地循规蹈矩，积极向朝廷、向皇帝释放善意，以期保住楚国的基业。临终之时，告诫世子朱孟烷对朝廷始终要保持“忠孝”，告诫诸子要团结一心，以保荣华富贵。

在乃父的长期熏陶下，朱孟烷拥有一颗恭谦之心，对朝廷始终保持“忠孝”的态度，一生没犯什么大错，也没在藩国行什么天怒人怨之事。明宣宗称他为“宗室亲贤，素守礼法”，所言非虚。

永乐年间，还是楚世子的朱孟烷先后八次赴京朝觐，充当了楚国与朝廷之间的润滑剂。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仁孝皇后徐氏驾崩，朱孟烷奉命赴京祭拜，与只派内官致祭的辽王朱植、宁王朱权等相比，规格高了好几个等级。

洪熙元年（1425年）十月，楚王朱孟烷上疏朝廷，称将派王府属官于冬至节时，赴明太宗长陵、明仁宗献陵进香。当时新即位的明宣宗，正面临着二叔汉王朱高煦的逼迫。是故朱孟烷的这一态度无疑是一种有力支持，代表了宗室的人心向背。

长陵祾恩殿

自宣德朝以后，亲王定期朝觐制度几乎名存实亡，鲜少有亲王被准许赴京朝觐的。即便如此，朱孟烷依然多次奏请赴京朝觐。毕竟提了准不准许是皇帝的事，可不提就是你的不是了，且如此做还可以在皇帝面前刷一下好感度。宣德七年（1432年）十月，他奏请朝觐，被明宣宗制止。宣德十年（1435年）五月，再次奏请准许他明年赴京朝觐新皇帝，又被以“藩屏任重，兼道途跋涉”所制止。

楚王府中教授张登不学无术，为人狠戾傲慢无礼，毫无尊卑之分，且常出怨怼之言，可以说完全不将朱孟烷这个楚王放在眼里。换了别家王府，早就自行出手将这等狂悖无礼之徒拿下，大刑伺候了。可朱孟烷却守着底线，没有私自处置，选择了以奏疏的形式将问题上交，请求朝廷进行处置，以名正刑典。

正统二年（1437年）七月，明英宗致信朱孟烷，称甘肃镇骑军因巡边及追剿虏贼等，战马死者甚多，从北京增补又远水解不了近渴，而楚藩在陕西沿边的马场马匹众多，故请楚藩就近拨出马匹支援甘肃，使“边军得济，以御外寇，而边境永宁”。

接信之后，朱孟烷与肃王朱赡焰、庆王朱栴（音zhan）一起，分摊了甘肃镇骑军战马的缺口。明英宗为此再次去信致谢，并给予了相应的补偿。

以朱孟烷在位期间，忠孝国家而无祸国殃民之举，的确是一代贤王，也符合后洪武时代朝廷及皇帝心目中贤王的标准。可再怎么贤，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便是自明宣宗平定汉王之乱，收拾完晋王与赵王之后，楚藩成为唯二保留着完整三护卫的亲藩之一（另一家为蜀藩）。以藩王护卫亲军的战斗力，对朝廷而言是一大隐患，由不得皇帝不猜忌。

然而楚藩与蜀藩一样，自永乐一来一直奉行韬光养晦、洁身自好政策，紧跟皇室的步伐，没有行错踏偏之处，令朝廷找不到正当的削藩理由。

无奈之下，朝廷只能一方面不断抽调武昌三护卫的兵力，比如宣德元年三月，调武昌护卫军一千人马前往交阯平叛。

“丁未，敕楚王、蜀王各发护卫步兵一千，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广各都指挥司，并南直隶各卫，选调马步军共万五千人，赴交阯讨叛寇。”（《明宣宗实录》）

武汉蛇山

另一方面则是没有机会，就人为制造机会进行削藩。

宣德五年（1430）正月，四川总兵、左都督陈怀突然上奏朝廷称“蜀王府中忽举炮铳，不知何为。察之，盖四川都司私与王府者，于法当问。”

于是明宣宗下令都察院问责蜀王府长史，并逮捕把炮铳交给蜀王府使用的将领，将其押赴北京治罪。时任蜀王朱友堉很清楚明宣宗要的是什么，遂于次年六月主动上交成都中、右两个护卫，只留下成都左护卫。

对蜀藩如此，对楚藩也不遑多让，甚至犹有过之。至少蜀藩被削藩，还有私自使用炮铳这个由头，可楚藩这么多年来一直老实本分，积极响应朝廷各项政策号召，堪称亲藩中的楷模，竟然一点错处都挑不出来。怎么办，只能强行找莫须有的罪名行之。

宣德五年二月，负责漕运的平江伯陈瑄派其子陈仪赴京，密奏称：楚藩所在的湖广战略位置险要，而楚国经过十四年经营已成为天下最强藩，若是有异动恐怕又是一场靖难之祸。因此他建言令武昌三护卫以押运粮草入京为由，将其强行扣押进行改编。

“丙辰……平江伯陈瑄遣其子仪赍密奏言：‘湖广，东南大藩，襟带湖江，控引蛮越，实交广黔蜀之会，人民蕃庶，商贾往来舟车四集。楚府，自洪武初立国，有三护卫官军，及仪卫司旗校，俱无调遣。四五十年之间生齿繁育，粮饷充积，造船以千计，买马以万数，兵强国富，他藩莫及。而卫所之官，多结为姻亲，枝连蔓引。小人乘时，或有异图，实难制驭。伏乞皇上勿为疑虑，断自圣衷。于今无事之时，托以京师粮储不，充命重臣与湖广三司选其护卫精锐官军，给粮与船，令运至北京，因而留使操备，则剪其羽翼，绝其邪谋。王可以永保国土，而朝廷恩义两全矣。’”（《明宣宗实录》）

武汉首义门（原武昌城中和门）

结果明宣宗非但不纳陈瑄的建言，还对身边的近臣说除国历来没犯过什么过错，因此皇祖、皇考待其亲厚，朕应当礼遇有加才对，陈瑄这个人啊，竟提出这等有失亲亲之谊的意见，心思实在是太龌龊了。

可是慢着。

既然你朱瞻基不愿对楚藩进行削藩，反而想优待对方，陈瑄又是以密奏的形式进行建言，当时知道的人必然不多，完全可以只当没这件事便可。何故要对身边近臣宣扬此事？所以削藩是明宣宗的内心所求，陈瑄的奏疏正好搔到了他的痒处，或者干脆就是他授意的，只不过为了维护皇帝的气度，才借着唱红脸的时机，将此事宣扬出去，逼迫楚王朱孟烷主动服软。

果然，楚王朱孟烷得知此事后，吓的不轻，左思右想觉得与其等朝廷动手，倒不如主动放弃，如此还能在皇帝面前卖个好，搏个忠孝的名声。

于是乎朱孟烷在当年十一月，让楚府仪宾魏宁、长史杨振上奏皇帝，表示以当下这种情况，楚国保留三护卫不太合适，故而愿意上交两护卫，只保留一护卫足以。

对此明宣宗假惺惺地对着兵部尚书张本叹息道：楚王素来安分循礼，为朕所亲厚，奈何有小人离间，致使其产生了疑心，如何是好啊。

张本闻歌知雅意，表示既然如此，何不同意了楚王所奏，以维持亲亲之谊呢？明宣宗借着这个台阶准了此事，命新建伯李玉、都督任礼、侍郎柴车三人前往武昌公干，取回武昌三护卫中的二卫。

朱孟烷选择了保留武昌中护卫，更名为武昌护卫，至于被调离的武昌左、右两护卫，分别被改组为东昌卫和徐州左卫。

楚王府占据武昌城中心位置，北依高观山（今蛇山），始建于洪武三年（1371年），以南京紫禁城为蓝本，坐北朝南，东西宽2里，南北长4里，占地8平方里。据史料记载，楚王府“城高二丈九尺，四周城楼，凡宫殿宫屋八百间有奇”。整个王府规模宏大，气象森严，蔚为壮观，成书于嘉靖年间的《湖广图经志书》对此有所描述。

“楚王府，在司东南一里，洪武三年建府，周围甃以砖城，城下为池，外为红墙。为四门，南曰端礼，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北曰广智。”（《湖广图经志书卷一·藩封》）

关于楚王府的坐落位置，阿越在网上查到的资料，几乎都说是在“今湖北医学院一带”。湖北医学院就是现在的武汉大学医学部，武大医学部坐落在珞珈山，地处东湖西南岸畔，紧邻水果湖，此地在当年处于武昌城的西北郊外，离城池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此地自然不会是王府所在地。至于湖北医学院的旧址，当年的两湖书院，则位于现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到都司湖一带，这里虽然位于武昌城中，却是大明湖广都司衙门所在地，自然也不会是楚王府的所在地。故称楚王府今湖北医学院一带这个表述有问题。

通过梳理各种史料的记载，对比武汉城区地图，阿越终于大致确定了当年楚王府的大致位置所在。明代楚王府建造与蛇山南麓，大致在北起蛇山，南抵张之洞路，西到后长街，东至体育街这一范围之内。

传说楚昭王精通音律，命人种植芦苇，以取膜为笛簧制作音质优美的芦笛，并常常吹奏的处所——歌笛湖，就在今歌笛湖小区附近。而位于首义广场对面的紫阳公园，就是当年武昌城中临近王府的滋阳湖。

楚王府大致位置

如此巍峨壮丽的楚王府，却在宣德年间遭受了严重的火灾。

明初，武昌城南望山门外，长江之中有一沙洲名为金沙洲，最初由于江水冲刷沙洲消长不定，为此官府特建“水母祠以镇之”。可随着更外侧的白沙洲涨出，挡住了江水对金沙洲的冲刷，使得此处成为了优良的天然港口，成为商船停泊之地。随着商业辐辏，人员日益密集，官府也重视起来下力气修桥铺路，以方便人员往来。景泰元年（1450年），当地官府这是在此设立钞关，专门对过往船只征收船钞。

中国古代的房屋以木建筑为主，加上没有合理规划很容易引起火灾，像金沙洲这种人员密集的商业之地更是如此。

宣德六年（1431年）金沙洲就发生了一场严重火灾。大火先是从洲上的一家商筏场（以竹筏运输货物的场所）烧起，由于负责救火的湖广都司方面救火不及，火势迅速向外扩散，一路向北越过巡司河，翻过武昌城墙，蔓延到武昌城中，望山门城楼及其周边民居，各官府衙门陷入皆一片火海之中，随后波及到位于城中央的楚王府。

“（八月）壬子，宥湖广都指挥同知黄荣等罪。初，湖广金沙洲商筏火，延毁城楼，及楚王后宫，诸司衙门，并居民二千六百余家。巡按御史奏荣等不用心扑灭，请罪之。上曰：‘水火猝发，岂人力所能御！’不问。”（《明宣宗实录》）

当年八月初三，楚王朱孟烷上奏朝廷称，记载宗室成员的宗室谱系，以及用以发布亲王令旨的敕符底簿，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请求朝廷重新赐予。宗室谱系及敕符底簿，王府最重要的两个文件，必然保管在安全场所，连这两样都没能保住，可见这场始于金沙洲的武昌大火，对武昌城、对楚王府造成了何等重创。

紫阳公园

亲王，国之至亲，代表这国家的脸面，所以王府被焚，必然会耗巨资进行重建。只是阿越翻遍《明宣宗实录》和《明英宗实录》，都没查到宣德六年楚王府大火之后的重建记录，若有朋友知晓，敬请不舍赐教，感激不尽。

正统四年（1439年）八月二十七日，楚王朱孟烷薨逝，享年58岁，在位16年，朝廷赐谥曰庄。《明实录》称赞朱孟烷“性敏好学，小心敬慎，始终如一”。

楚庄王朱孟烷在位期间，秉承着父亲朱桢的“忠孝”诫言，一直表现的老实本分，对朝廷、对皇帝陪尽小心，令其挑不出什么错处，堪称亲藩中的楷模。然而在削藩的大势之下，依然遭到明宣宗以莫须有的罪名逼迫，不得不俯首同意削藩，放弃两护卫，换取长久富贵。

也正是因为这样，楚藩成为削藩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小的亲藩之一，凭借着武昌九省通衢的战略与经济地位，阿越估计，宣德以后的两百年间，楚藩乃是太祖系亲藩之中最富有的一家。如此成就自然离不开楚昭王朱桢、楚庄王朱孟烷父子俩的小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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