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府山位于南京城南，北起秦淮河畔，南接牛首山，高逾百米，长达数里，岗岭逶迤，溪壑重叠，幽邃深阻，郁郁葱葱。《寰宇记》称其“山岩险峻，故曰岩山”，与牛首山共同构建出 南京南郊地区的天然屏障。南宋初年，岳飞曾率军在此阻击金兵，在当地遗留下“牛首山、韩府山抗金故垒”遗址。

韩府山

作为东南都会近郊的山林，自然也少不了游人墨客前来寻幽避暑。自六朝以来，帝王、后妃、大臣、太监等多有生前来此围猎、游赏、建造寺庙、别墅，死后即埋葬于此者。韩府山之名的由来也于此有关。韩府山的“韩”究竟指谁，历来传说不一，或曰南唐著名宰相韩熙载，或指南宋抗金名将蕲王韩世忠，或称为明太祖之子韩王朱松。《同治上江两县志》载：“由牛首山而东北曰岩山。……明韩宪王葬此，又谓之韩府山。” 1966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对韩府山一带的一座王级大墓的抢救性发掘，证明了《同治上江两县志》所言不虚。

以朱松为始封祖的韩藩，在位于西北地区的陕西平凉生根发芽，繁衍220余年，宗室成员死后也安葬于当地。为何身为老祖宗的朱松，会被孤零零地安葬在南京郊外呢？

朱松，生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二十三，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二十子，生母周妃。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十三，明太祖朱元璋第三次大封诸子，12岁的朱松被册封为韩王，藩地辽东都司三万卫（今辽宁开原）。

洪武朝，亲王的封号或来自藩地左近的古国名，或源自藩地及其周边的州郡名。比如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周王朱橚的封号出自古国名，谷王朱橞的封号因藩地宣府古称上谷郡而得名，岷王朱楩以分封于岷州卫受此封号。

韩本身也属于古国名，位列战国七雄之一，定都于新郑（初期在阳翟）。再往前追溯，还有一个建立于西周初年的韩国。

那么朱松的封号是否与这两个韩国有关呢？

答案是否定的。

前一个韩国在河南境内，后一个韩国位于山陕之交，与三万卫既不处于同一布政使司，又相去数千里，不符合明初授予亲王封号的基本原则，故朱松的封号与古韩国无关。当然与半岛上的三韩，更是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关联。

昌图县太阳山景区

朱松的封号源自于三万卫左近的一个古州郡名——韩州。

“韩州，东平军，下，刺史。本藁离国旧治柳河县。高丽置鄚颉府，都督鄚、颉二州。渤海因之。今废。太宗置三河、榆河二州。圣宗并二州置。隶延昌宫，兵事属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柳河县。本渤海粤喜县地，并万安县置。”（《辽史·地理志·东京道》）

金因辽制，韩州依然挺立于东北大地。直到蒙金迭代时期，东北之地先后建立起东辽、东夏等政权，各方的混战对辽东地区造成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受此影响韩州被裁撤，并入元朝新设立的开元路。

辽圣宗耶律隆绪在位时间为983年-1030年，故韩州在东北大地存在了200多年。虽然韩州在辽金时期有过多次迁治，大体位于今辽宁省昌图县境内，与三万卫所在的开原城近在咫尺，又能让人联想到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是故明太祖以此作为儿子的封号实属正常。

洪武朝，帝国初立，上至明太祖这位皇帝，下到朝中文武百官都保持着一颗开拓之心，北方沿边的关西七卫、陕西行都司、山西行都司、北平行都司等单位的设立，皆是为对付北元残余势力，开拓大明的生存空间。

西北、正北如此，东北方向自然也不会例外。

攻占大都，驱逐元顺帝之后，明军向东北挺进攻取辽东，可东北大部依然在北元手里。东北地区最强的北元势力，是以金山为基地的北元辽阳行省左丞相、太尉纳哈出。

元顺帝出逃后，自关内溃退到东北地区的故元官吏、将领及军队，不断聚集在纳哈出麾下，纳哈出的实力逐渐强大。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纳哈出开始频频驱兵南下，对明朝在辽东的统治构成重大威胁。

开原崇寿寺塔

经过两年备战，明太祖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调集20万大军挥师北上，打算一举剪除这一威胁。经过六个月的大战，明军接连攻占大宁、金山等地，并逼近纳哈出的大营所在地新泰州（今吉林白城市洮北区）。

面对即将兵临城下的明军，自觉大势已去的纳哈出不得不出降。自此东北地区被纳入明朝的势力范围。

当年十二月，明太祖下令在元朝开元路（今吉林农安县）驻地设立三万卫，并设立兀者野人乞例迷女直军民府，统管女真等族。

次年三月，因交通不便，粮草不济等原因，在三万卫指挥佥事侯史家奴的奏请下，将三万卫徙置于原咸平府治所，更城名为开原。

三万卫治所虽然西迁，可依然处于辽东都司向东北部的突出部，是明朝经略东北的前出基地。为增强开原城的力量，明太祖又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三月，下旨设立辽海卫，驻扎于开原北城。同时，多次遣发犯罪军校戍守三万卫。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明太祖命北平行都司都指挥使周兴为总兵官，统帅都督佥事宋晟所领宁藩营州中护卫、都督刘真所领辽藩广宁中护卫、三万卫指挥使庄德所领本卫人马，深入女真地区，征剿野人。

在这一背景下，受封于三万卫的韩王朱松，自然是肩负了明太祖经略东北的雄心，与受封广宁（今辽宁北镇市）的辽王朱植，受封沈阳的沈王朱模，共同组成预想之中大明王朝经略东北的铁三角。

韩藩护卫的名称，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明太祖的这一战略思想。

“丁酉，置韩、沈、安三王府护卫，沈府为沈阳中护卫，安府为平凉中护卫，韩府为开元中护卫。兵部言开元乃肃慎、渤海、东夷之地，遂改为安东中护卫。”（《明太祖实录》）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明太祖命15岁的韩王朱松与同龄的弟弟沈王朱模前往北方拜会诸位兄长，两人在宿州分道扬镳。朱松依次拜访周王朱橚、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齐王朱榑。沈王朱模的路线则与韩王相反。

拜会的五王中，秦、晋、燕三王属于塞王，周、齐二王虽不是塞王，却也属于后备力量，承担着北上支援的任务。二王今后要出镇辽东，自然会与其他塞王及周、齐等后备藩王有诸多合作事宜。然而明太祖诸子年岁相差太过悬殊，上述五王之中，最晚就藩的齐王朱榑也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之国，与朱松、朱模俩几乎没怎么接触，双方自然也没有多少感情可言，这显然不利于双方展开合作，有损于“亲王御边”战略。

明初分封局势图

显然不是极具开拓精神，又非常重视亲情的明太祖所能接受的。故朱松小哥俩的这次出行目的很明确，与未来的合作伙伴联络联络感情，顺便体验一番行军及边塞生活，为之国打好基础。

“甲寅，命韩王松、沈王模往省秦王、晋王、今上、周王、齐王。上以二王年幼，欲其游观诸王国都，以敦友悌之情，故有是命。”（《明太祖实录》）

这一趟旅途，足足花了朱松五个月的时间，直到当年八月才返回南京。

由于路程慢慢，明太祖生怕两个儿子在途中出现意外，故派出相关人员专司二王在途中的饮食起居和安全保障。同时选调一名翰林编修和一名王府纪善随行，沿途负责为二王讲解经史，狠抓他们的学业。

洪武三十年（1397年），命韩藩的安东中护卫、沈藩的沈阳中护卫，先期前往东胜整编、集训，以形成战斗力。四月，又下令设立安东、沈阳二群牧千户所。很明显，这是在为韩王朱松、沈王朱模之国做准备。一旦两王到位，可以预料的是，明军必然会在东北进行大动作。

然而，韩王朱松终究没能等来之国三万卫的那一天。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初十，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十六日，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史称建文帝。

通过胡惟庸案、蓝玉案，明太祖几乎将开国元勋清扫一空，也算是提前为孙子拔除了荆棘上的尖刺，于是藩王成为洪武朝后期的重要军事力量。在他看来嫡长孙继承皇位，其余子孙列居地方，执掌部分帝国武力，形成藩王御守四方，拱卫中央的局面，有利于巩固皇权，防止有心人谋朝篡位。

然而明太祖显然忘了自家孙子建文帝，并非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兄弟中都拥有崇高威望的懿文太子朱标。他对诸位手握兵权的叔叔，恐惧更甚于信任，为保住皇位，刚一继位就在文官的支持下，对叔叔们痛下杀手——削藩。

明成祖剧照

在洪武时代过惯了神仙日子的大明王爷们，顿时感受到了凛冽的寒风。有人因此被废为庶人，流放数千里；有人因受不了屈辱，自焚而亡。可以说在建文朝，大明真正实现了亲王犯法与庶民同罪，甚至没有罪，皇帝陛下也会帮着网罗罪名，“好好”地进行款待。

面临如此大环境，韩王朱松和沈王朱模的之国筹备，自然被取消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一片肃杀氛围中，即将沦为下一个削藩牺牲品的燕王朱棣奋起反抗，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打着“奉天靖难”的旗号，在北平起兵，史称靖难战争。

经过三年大战，靖难战争以建文帝的落败而告终。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王朱棣踩着侄子的肩膀，迈进余灰未烬的南京紫禁城，以胜利者的姿态登基称帝。

明成祖朱棣虽然宣称要恢复祖制，可这话听听就好。藩王出身，靠造反登临九五的他，比侄子更明白藩王手握兵权的恐怖。为此他一即位就将宁王朱权、辽王朱植、谷王朱橞内迁，并削其兵权。可以说削藩成为了大明继位皇帝的必然选择，无关谁坐龙椅，也无关对错。

为进一步削弱塞王们的影响力，明成祖还将山西行都司、大宁都司诸卫内迁，此后大明在战术上虽然依然保持着攻势，可战略上已从洪武朝的开拓，演变为防守。

如此韩王朱松这个老爹预想中的塞王，攻略东北的先锋，自然无需、也不会被允许再之国三万卫，并组建强大的安东三护卫。可皇帝四哥也没给他指定新的藩地，让他之国。是故他与沈王朱模俩，只能留在京师，陪安王朱楹等静待之国的旨令。

亲王不之国，藩国的属官自然也没有多少事可做，无所事事之下，仗着王府的背景惹是生非自然在所难免。

永乐四年（1406年）二月，唐府长史程济和韩府长史司典簿魏居敬，违反京师的宵禁，被兵马司押送到法司衙门治罪。明成祖看在两位弟弟的份上，下令对他们进行了特赦。事后，吏部上疏称在京诸王的王府官“坐食俸禄，闲暇无事，致多纵肆”，要求对他们另行任用。明成祖从善如流，让大部分王府官回乡待岗，等亲王之国，再重新上岗。

“上曰：‘王皆年少，方资辅导，其长史、纪善、教授、伴读之官不可阙。若审理、奉祠、工正等官，职事闲暇者，暂遣还乡，待王之国召之。’于是韩、沈、安、伊、鲁、唐、岷七府，并靖江之辅国将军，共留长史、纪善、教授等官四十员，余审理等官一百三十四员遣归俟命。”（《明太宗实录》）

好吗，这下别说是之国，连属官的被解散了大部。明成祖对弟弟们的态度可想而知，所谓的“恢复祖制”成色如何也可见一斑。

永乐六年（1408年），随着权势的稳定，明成祖终于放诸王之国。不幸的是，韩王朱松没有等到这一天。

永乐五年十月三十，韩王朱松薨逝，在位17年，享年28岁。《明太宗实录》对他的评价为：“王聪明有机辩，通知古今，恭谨事上，未尝有过。”同时称明成祖对弟弟的去世感到相当震惊与悲伤，特赐谥曰宪，下令将其安葬于南京安德门外，也就是现在的韩府山，并在抚恤及丧葬典礼方面给予了优待。

韩宪王圹志

对于韩宪王朱松的死因，出土的《韩宪王圹志》记载的很清楚：“今年冬，王忽染疾，不数日，疾甚，竟致不起，时十月三十日酉时也，享年二十有八。”所以其中并不存在什么阴谋论。

据《韩宪王圹志》记载，朱松共有五子三女。嫡长子朱冲𤊨（火或）生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九月，在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被册封为韩世子。次子早夭，不计入排行。三子朱冲炑（音mu），受封襄陵王；四子朱冲㷒（音yu），受封临汾王，早夭绝嗣；幼子朱冲烌（音xiu），受封乐平王。

三女之中，长女夭折，幼女无考。次女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受封荣河郡主，嫁水军左卫百户王政之子王荣。

永乐九年（1411年）十月，明成祖命韩世子朱冲（火或）袭爵。其后的十余年里，明成祖虽然让这个侄子代表皇室接待前来朝觐的宗王，貌似对其相当优待，却绝口不提让韩藩之国。要知道明成祖驾崩之时，这位嗣韩王殿下年已28岁，与其父韩宪王的寿数等同，这么大岁数的亲王尚未之国，这在整个明朝都是极其罕见的。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韩王朱冲（火或）带着两个弟弟，赴北京恭贺他们的堂兄明仁宗登基。由于长期同处南京，双方关系非比寻常，深得新皇帝的欢心。次月，通过明仁宗之手，韩藩的新藩地终于得以确定，他们二十二叔安惠王朱楹的故地——陕西平凉府。

洪熙元年四月，韩王朱冲（火或）正式告别生活了28年的南京，之国平凉，除其妻妾子女外，随行的宗室人员还有其母韩宪王妃冯氏，及襄陵王朱冲炑和乐平王朱冲烌家族。

其后的岁月里，韩王朱冲（火或）虽然屡屡上疏请求内迁，可终其一生都无法如愿，就这样韩宪王朱松的三支后裔只得再平凉落户，死后也安葬于此。

由于路途遥远，韩宪王坟园也没能随迁，自落葬后就长眠于韩府山。

考虑到平凉离南京有数千里之遥，朱冲（火或）之国前做了一番安排，让妹妹荣河郡主夫妇留守南京，看守父亲的坟园。可是计划不如变化快，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荣河郡主去世，留下仪宾王荣带领韩藩留守人员继续为岳父守墓。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五月，因王荣等留守人员，或亡故，或老残，时任韩王朱范（土仰）上疏朝廷，请求以王府承奉司典宝正凤翥、安东中护卫百户彭富前往南京，代为看守，获得朝廷的准许。

韩宪王朱松的正妃冯氏，出身显赫，是明朝开国元勋追封郢国公冯国用的孙女，也是宋国公冯胜的侄孙女，都督冯诚之女。

柳湖公园：曾经的韩王府苑囿

景泰二年（1451年）正月，韩宪王妃冯氏薨逝。按照礼制，王妃去世后，当与宗王合葬。可韩宪王墓远在南京，将冯氏的棺椁从平凉运过去耗费弥多，单凭韩藩实在是难以承受，故时任韩王朱徵钋请求朝廷伸出援助之手，以让自己曾祖父夫妻在九泉之下相聚。

刚经历土木堡之变的明朝百废待兴，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来满足韩藩这样的远支宗室的需求。是以明代宗以道路绝远，运输困难，且因边境不宁，朝廷财政也难以为继，要求韩藩先行就地安葬，待丰年再议。然后，就没有了然后。

“戊子，韩王徵钋奏：‘臣曾祖考韩宪王坟园见在南京向山之原，今曾祖母妃冯氏薨，乞量赐人力送彼附葬，且免西土军民造坟之扰。’帝以路远人难，命蹔于彼处安厝，俟边境宁靖，丰稔之年再议。”（《明英宗实录·废帝郕戾王附录》）

两年后，朱松的幼子乐平王朱冲烌提出，想要亲自前往南京，对韩宪王坟园进行祭扫，又被朝廷以路远所拒绝。

韩宪王朱松，在明太祖的预设中是大明十二大塞王之一，是其亲王守边政策中的重要一环，肩负着经略东北的重任。可就在其即将之国三万卫之时，老爹突然驾崩，之国的步伐因此中断。一场靖难战争，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大明的基本国策，由积极进取转变为收缩防守。如此一来，朱松自然不用再前往三万卫欣赏风雪。

悲剧的是在等待新藩地之时，竟因病英年早逝，在他的17年藩王生涯中，没有当过哪怕一天的藩地之主。也因此死后不得不安葬于南京南郊的韩府山。明朝虽有多位成年亲王死后葬于京师，可除朱松之外都安葬在北京。也就是说韩宪王朱松是唯一一位安葬于南京的大明成年亲王。

韩府山

更悲剧的是，后辈子孙因为就藩平凉，与南京隔着重重山水，以至于韩宪王墓虽然修葺了用于安置韩宪王及王妃棺柩的双后室，可王妃死后未能如愿入葬。除留守南京的荣河郡主夫妇，也没有韩藩宗室成员前来祭扫。甚至到了天顺朝，连韩藩宗室的婚丧大事，都无需派人前来告祭。

“庚辰，韩王徵钋奏蒙封弟徵鍉为汉阴王，择教授周恂女为妃，婚期在迩。思先祖宪王墓在南京安德门外向山之原，欲令承奉副吴斗中赍香、币往祭告之。未敢专也，请赐明训。上曰：‘据礼止可于家庙祭告，不必往坟所。礼部其移文长史司，启王知之。’”（《明英宗实录》）

自荣河郡主夫妇故去之后，韩宪王朱松就此与家族成员分离近600年，想必他的在天之灵也是寂寞得很。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若是韩宪王泉下有知，大文豪苏轼的这首为悼念亡妻而作的这曲《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应当很符合他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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