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出自明末东林书院的对联，是一则时常被人提及的劝学名言警句。可若放在明末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却有着不同的意味。

自北宋起，中国历史步入重文轻武时代，明初虽稍有抑制，可终究敌不过历史的车轮，经过百年发展士人集团再度占据上风。士大夫阶层的强势，使得明朝中后期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高度昌盛，成为继两宋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涌现出了诸如王阳明、罗钦顺、李贽等一大批大思想家。

东林书院牌坊

可事物皆有两面性，为保住自身的特权，士大夫们利用手中掌控的话语权，将“君轻民贵”中的“民”曲解为士人阶层，形成“读书人贵君轻”、“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得士人心者得天下”这样的潜规则。进入隆万时期，皇权几乎被文官集团架空，出现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朝政依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的奇葩局面。以东林学派为代表的在野人士影响、干预朝政，更是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读书人仗着特权，还会用一种特殊的办法对抗官府——破靴阵。明朝的文官那是相当地彪悍，有事真的敢动手，创造过在朝堂上群殴打死的锦衣卫指挥使这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记录。所以所谓“破靴阵”，当然不会是到大街上散个步、喊几句抗议口号这种文明行为，它类似今天的街头运动，以颠覆地方官府为目标，揪打官差、火烧衙门什么的实属家常便饭，甚至地方官若是躲之不及，也会被圈入他们的攻击范围。

士大夫阶层如此，拥有更高特权的宗室自然也不会例外，嘉靖以后因追讨积欠等事，宗室们聚众闹事不知凡几，但大多规模较小。然而韩王朱融燧在位期间，韩藩接连爆发了两次上百人的大规模宗室群体事件，这是极其罕见的。究竟因何而起呢？

朱融燧，生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为韩昭王朱旭櫏（音qian）的次子，生母韩王妃温氏。虽然在兄弟中排行居次，可因为是嫡出，故于正德十年（1515年）被册封为韩世子，庶出的长兄朱融焌（音jun或qu）同时受封长洲王。

嘉靖十三年（1534年）五月，韩王朱旭櫏薨逝，在位32年，享年51岁，朝廷赐谥曰昭。嘉靖十五年（1536年）闰十二月，以武安侯郑纲为正使，大理寺右寺正郭晟为副使，持节册封韩世子朱融燧为韩王，世子妃谭氏为韩王妃。

平凉市貌

秉承先祖的遗风，朱融燧一生恪守孝道。比如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母妃温氏患病，上疏为其求取相应药品。再比如嘉靖二十五年，上疏请求准许他自费修缮先祖韩恭王朱冲火或的坟茔，并亲临祭祀，“以展孝思”。同时相当好学，曾上疏求取《皇明祖训》、《皇明典礼》及《洪武礼制》等典籍。

对于为非作歹的宗室，朱融燧一如乃父，动用大宗的权力进行惩治。

比如高平王府镇国中尉朱旭梆不守祖制，时常携妓越境前往他邑出游。负有管理责任的本支郡王高平王朱融烇非但不进行劝阻，反而借机与其妻谢氏私通。朱旭梆得获知内情后，怒而杀妻。此时尚以世子身份署理府事的朱融燧，得知此事后，没有进行遮丑，而是选择了上奏朝廷，请求朝廷进行惩处。嘉靖十五年（1536年）三月，明世宗下旨将高平王废为庶人，并革去朱旭梆三分之一的岁禄。

因此，韩藩宗室中对多有对朱融燧心怀不满者，尤以襄陵王朱融焚为最。至于两人矛盾的渊源，要从首代襄陵王朱冲炑（音mu）说起。

韩藩的藩地平凉本是明太祖第二十二子安王朱楹的封国。永乐十五年（1417年）八月，安王朱楹薨逝，享年35岁，朝廷赐谥曰惠，安国因无子而除封。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新即位的明仁宗将堂弟韩王朱冲（火或）改封平凉，包括安王府在内的原安藩绝大部分财产也被移交给韩藩。

亲王为明朝最顶级宗室，享有这崇高的地位，藩国可以因绝嗣而除国，但亲王陵园必须有人来进行祭祀洒扫。因此明成祖在裁撤安藩护卫力量时，保留了一位典仗，由其率一支百人规模的校尉守卫、打理安惠王坟园。

可安惠王坟园毕竟远在陕西平凉，又是一位绝了嗣的远支亲王，朝廷也难以看顾，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看守和祭扫坟园的人员也就逐渐变得敷也了事。

以孝著称的襄陵王朱冲炑不忍亲叔叔身后依然凄凉，遂于景泰五年（1454年）八月上疏朝廷，乞求由他出面重新修缮安惠王坟园，并监督祭祀事宜。

“甲申，襄陵王冲炑奏：‘叔安惠王葬于西城三十余里，无子。祭扫虽有，守坟人等苟且怠忽。臣欲亲往脩治坟茔，严督祭事，少伸追慕之情。’从之。” （《明英宗实录·废帝郕戾王附录》）

中国大型古典乐舞《编钟乐舞》舞台照

自景泰五年起，襄陵庄穆王朱冲炑、襄陵恭惠王朱范址父子两代监督安惠王祭祀事务，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渐渐地襄陵王府成为了安惠王朱楹的奉祀者。

自古礼乐不分家，藩王属于高等级贵族，祭祀之时自然需要配以相对应的乐舞，明代，存在一种专门表演乐舞的户籍——乐户，能否拥有自己专属于自己的乐户，政治地位高低的象征，宗室之中只有藩王一级才可以拥有乐户。襄陵王家族作为郡王，虽然承担着奉祀安惠王的职责，可并不能享受这一特权，要用到乐舞时，需向本支大宗借取。

正德十二年（1517年），第三代襄陵王朱徵钤（音qian）以祭祀安惠王时需要向大宗借取乐户，多有不便为由奏请朝廷，请求赐予襄陵王府乐户，以方便祭祀。期间虽有波折，但在时任韩王朱旭櫏的支持下，终于在嘉靖二年（1523年）获得了乐户。

因奉祀安惠王，而获得独立拥有的乐户，让襄陵王家族坐拥部分亲王的特权，拥有了一丝高于普通郡王的特殊属性。

对襄陵王府拥有乐户，韩昭王乐见其成，可继位的朱融燧却非常不满，在他看来这属于篡越。只是碍于此事是自己父王一手促成，是以朱徵钤在位时，他没有妄动。

嘉靖十七年（1538年），襄陵王朱征钤薨逝，朝廷赐谥曰安穆。关碍一去，韩王朱融燧立马出招，他上奏朝廷称“乐户非郡王所宜用”，请求裁革襄陵王府的乐户。

可到嘴的肥肉，襄陵王府自然也不愿吐出来。是故署理府事的襄陵王长孙朱旭橦随即上疏进行辩驳。于是乎，围绕着襄陵王府所有的乐户存废问题，韩藩大宗与自家小宗大打出手，相互奏讦不已。

“朱徵钤卒，韩定王朱融燧令长史革之。朱徵钤长孙朱旭橦上言：‘礼乐自天子出，韩王不宜擅予夺。’朱融燧亦言：‘亲王、郡王礼乐宜有降杀。’”（《明史·诸王列传》）

鉴于让襄陵王府拥有乐户，乃是明世宗亲笔批复，老道士自然不会因韩王一句话而打自己的脸，故以“乐户为安王祀也”，给此事定了性。围绕襄陵王府乐户的存废，韩藩大小宗之间的矛盾就此结下。

韩王朱融燧在位期间严惩违法乱纪的宗室，但自己屁股底下也不干净，他为人“贪得嗜利，任用匪人，兼并暴横”。所作所为属于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就给新任襄陵王朱融焚机会。

柳湖公园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前后，朱融焚经过一番连横合纵，组织起二百六十余位韩藩宗室，发起声势浩大的倒韩王运动。参奏韩王朱融燧“兼并山田，市肆虐杀无辜，招集无赖诸奸，利隐慝事”，并称他有“不轨图”。朱融燧也奋起反击，以“襄陵王诸宗室凶淫不法事奏之”。

由于此事不仅涉及亲王、郡王，牵连众多宗室，还事涉谋逆。兹事体大，明世宗遂派遣亲信太监内监官张朝前往平凉，会同陕西巡抚、巡按等有关官员共同审理此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双方都不是什么好鸟，谋反之事固然属于诬告，可不管是韩王朱融燧，还是襄陵王朱融焚阵营的宗室，皆恶行累累。

“旭㭎尝齿父伤指，楦倡议诬讦，棕、（木用）党恶行私，楠王刀笔，融埈等及偕渔等，各有不法罪状。融焚挟私逞忿诬及亲王，而亦多为不义。韩王贪得嗜利，任用匪人，兼并暴横事各有迹，余皆诬妄。”（《明世宗实录》）

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明世宗就此作出圣裁，大批牵涉其中的韩藩宗室被废为庶人，其中乐平王府辅国将军朱旭㭎、襄陵王府镇国中尉朱旭楦发凤阳高墙；韩世子朱谟㙉、长洲王朱融焌、长乐王朱融焞、庆阳王朱谟垫部分中下层宗室被罚俸一年；襄陵王朱融焚被革除三分之一禄米（注意是禄米不是岁禄，意味着被革除的是本色）；韩王朱融燧这个另一方主犯受到的处罚最轻，只是被勒令改过守法，并要求其发挥大宗的作用管束本支宗室，勿使其再犯。

经此一事，在礼部的强烈要求下，明世宗终于在次年二月，下令革除用于祭祀安惠王的襄陵王府乐户，同时剥夺其奉祀权。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名好长辈，苦孩子出身的他对子孙后辈的照顾那是关怀备至，给予他们种种特权及远高于朝廷命官的俸禄。靖难之后，通过削藩宗室特权被收回不少，可岁禄的额度却岿然不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人口的膨胀，宗室岁禄终于发展成为一颗令朝廷难以负担的毒瘤。

明朝宗室剧照

既然供应不上，那就欠着吧，反正这年头欠债的才是老大，遂有了对宗室的积欠。年复一年，这积欠如同滚雪球般的越滚越大，这又导致债主家揭不开锅。于是自嘉靖年间开始，屡有宗室集体追讨积欠的记载出现。

封国西北的韩藩，因陕西出产不丰，又要负责秦、庆、肃、韩四家宗室的岁禄，每年所出难以承担，因此成了积欠问题的重灾区之一。

据嘉靖八年（1529年）十一月，陕西巡抚寇天叙所奏，此时韩藩宗室自郡王将军以下成员共有597人，所需岁禄为13万石有余，实收数额仅有9万，缺口高达3万9千余石，约占总额度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24万石的积欠没有支付。

寇天叙之所以会将韩藩岁禄积欠问题上奏，是因为就在此前韩藩宗室纷纷跑到有关部门诉苦、讨要积欠。灵州拥有大小二池盐，是古代重要的产盐区，因此寇天叙奏疏中建议灵州池盐每年增产五万六千引湖盐，所得课税用以补充韩藩宗室的岁禄缺口。此议获得朝廷的恩准。

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积欠越滚越大的境地。

嘉靖十一年（1532年）正月，镇国将军朱偕涍等上疏朝廷，称单自嘉靖五年以来，六年之中朝廷对韩藩留下的积欠以高达三十余万石，宗室难以度日，乞求皇帝垂怜，拨内帑赈济。

“韩府襄陵等府镇国将军偕涍等奏称：‘各宗禄粮，自嘉靖五年以来，积欠计三十余万石，有司不能给。目今饥馑荐臻，米价翔贵，束手待命，无以自存。乞发内帑银两，布政司贮库等银，量行补给，庶可少延。’部议：暂发太仓银三万两给之。上曰：‘宗室禄粮积欠数多，情委不堪，依拟动支太仓银三万两，并该省在库堪动银两相兼支补，后不为例。’”（《明世宗实录》）

总之，面对高企的宗室岁禄及积欠，朝廷及地方能动用的手段不多，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眼睁睁地看着积欠的雪团越滚越大，最终选择摆烂，从而导致嘉靖年间宗室暴力讨禄事件变得日益频繁。

比如嘉靖十三年（1534年）十月，辅国将军朱旭棵等八人擅离藩地私自赴京“奏讨禄粮”，在此过程中打伤负责守门的官军。事闻，明世宗大怒，命人将他们押送会平凉，并命韩王核查主谋，及殴打官军之人。同时命御史将玩忽职守的相关人等缉拿归案，进行审讯。

不过多数暴力讨禄事件参与的宗室人数规模并不大，可随着积欠的数额越积越大，中下层宗室几乎陷入赤贫状态，如此一来架不住会有人跳出来将事情搞大。

崆峒山

韩藩迁国平凉后，朝廷给其定的岁禄限额为六万余两，可随着宗室人口的繁衍，宗室岁禄所需的额度突破限额，嘉靖年间韩藩岁禄总额已高达十二万两，超过限额一倍，以至于嘉靖末年韩藩岁禄的积欠达六十余万两之多。首封建宁王朱旭㮁因为一个“穷”字，竟然将郡王金册给抵押了出去。连上层宗室都如此，中下层宗室的日子可想而知。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韩藩宗室经过串联，集结一百四十余人，在奉国将军朱融燸的带领下，私自越关同至省城西安索要欠发的俸禄。这是嘉靖末年的一起重大事件，除积欠这个核心问题外，还牵扯到韩藩内部斗争，及韩王与巡抚的斗争，涉及面非常广。

平凉地处边地，民风彪悍，受此影响，韩藩宗室不可避免的也沾染上了一丝粗犷的气息。加上韩王朱融燧与陕西巡抚裴绅不和，于是乎故意纵容本支宗室对抗官府。得到鼓舞，气焰嚣张的宗室，曾干出聚众殴打、羞辱平凉知府邵大爵这等严重侵犯朝廷威严之事。结果朝廷对此竟来了个法不责众，直接不了了之。

这一处置，犹如给韩藩宗室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是故在抵达西安后，不是向有司求爷爷告奶奶，反而在第一时间冲到巡抚衙门鼓噪，辱骂新任巡抚陈其学。吓得陈其学急忙杜门，一连数日不敢外出。

见主事人不敢出面，宗室们转头就扎入繁华的西安城，冲击各官府衙门，并在闾里间横行无忌，肆意抢劫。城中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纷纷言说王子们造反了，以至于街巷之中空无一人，街市为之停摆。

陈其学不得已，接连两次筹集近八万两白银，打算送这帮瘟神回藩地。结果宗室们见闹事有效，愈发骄狂，继续逗留省城不肯离去。

有鉴于此，陕西巡抚陈其学，巡按御史鲍承荫等只得上疏朝廷，请求截流各项款银，进行冲抵，而韩王朱融燧也提出相应的补充方案。为平息事件，朝廷无不准许。

“丁巳，韩府宗室一百四十余人越关至狭西会城索逋禄，巡抚都御史陈其学以闻。因请暂留户部事例，及抚按、巡察并各司道有司、卫所一应赃罚，户口盐钞商税等银，同正徵正禄相兼凑给。韩王复请益以减退羸马年例、筏税等银。诏悉允之。”（《明世宗实录》）

古城西安夜景

以老道士高傲的性情，自然咽不下这口气，当时准许只是权宜之计。次年四月，皇帝陛下下旨将冲击省城的领头人奉国将军朱融燸废为庶人，命韩王朱融燧派人将其押往闲宅（藩国用于囚禁宗室的专门场所，类似于凤阳高墙）囚禁。

顺风顺水惯了的朱融燸勃然大怒，与朱融炴、朱融烁等兄弟几个持刀攻击奉命押送的将士，随即鼓噪着直奔平凉府衙而去。有邵大爵这个前车之鉴，平凉知府祁天叙闻讯赶紧闭门不纳。可他显然忘了平凉是韩藩的大本营，宗室们平素嚣张惯了，所以抵抗注定是无谓的。朱融燸兄弟翻墙而入，逮着祁天叙就是一顿胖揍。

事后，朱融炴更是私自出奔京师，为朱融燸进行辩护。

胆大包天到这等地步也是没谁了。于是乎，明世宗满足了他们兄弟情深的诉求，将朱融燸兄弟五个尽数废为庶人，押解闲宅囚禁。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五月，新任陕西巡抚张瀚上《议处韩府宗室六事》条陈，提出控制宗室人口、对韩藩宗室严加约束、下拨本省余银填补积欠等六事。算是为此次韩藩宗室大规模冲击省城索禄事件画上了句号。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一月，韩王朱融燧薨逝，在位29年，享年62岁。讣闻，朝廷为之辍朝三日，遣官祭葬，并赐谥曰定。

在明朝宗室政策的滋养下，韩定王朱融燧可谓是一个矛盾体。袭爵之后一方面想要管理好韩藩宗室，为此不惜下重手惩治作奸犯科之辈，另一方面又管不住自己躁动的心，不仅“贪得嗜利，任用匪人，兼并暴横”，更是因私人恩怨而纵容宗室为恶。其所作所为，连张瀚在其《议处韩府宗室六事》条陈中都直言不讳的称“先韩王常出郊田猎，以致宗人相慕效之”。所以某些文章将他塑造成公正不阿的形象，完全是在瞎扯。至于说因此而惨遭报复那更是无稽之谈，所谓身正为范，你自己上梁不正，被宗室们抓辫子又怪得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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