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帝制活动正在热热闹闹地准备之时，却猛然遭到了当头棒喝：自10月底至11月初的几天之中，日、英、俄、法、意等国驻中国公使警告民国政府外交部暂缓称帝，尤其是在欧战期间在中国获益最大的日本，反对之声尤其强烈。
迫于外界压力，民国外交部不得不向各国表示，本年之内不会实行帝制。但是却又在两日后通知日、英、俄、法四国公使，“变更国体已为大多数国民所决定，中国政府当选一适当时机，谨慎将事。”可见,袁世凯称帝决心已定，加上左右谄媚之臣煽风点火，帝制的火车一经开动便很难中途驻车。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承认帝制，并在办公地点居仁堂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紧接着他便命令各部院会同筹备大典及一切相关事务。同日，袁为防止革命党的“变乱”令各省官吏严防党派谋乱。18日，袁宣布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为“旧侣”，王阆运、马良为“耆硕”，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故人”，均无须称臣。两日后，袁氏申令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
徐世昌
旋即，政事堂复议关于“嵩山四友”的优礼待遇：一、免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至内宫换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四友在勤政等殿；得设矮几以坐；四、每人给年金两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等等。然而，徐世昌对于“嵩山四友”的封号不置可否，并且辞去了盟兄袁世凯授予的所谓“谘询”元老的职位，不再襄赞政务。事后,徐世昌曾对人提起此事：“所谓嵩山四友，即永不叙用之意。”徐世昌看得明白，此时的世凯老弟已被专制蒙蔽双眼，“其左右久无‘谘询’、‘责难’之友矣！”自己不如识趣一些，遂挂冠而去。
老友世昌的“无声的反对”并没有让袁世凯有一丝醒悟，这一次，他没有听从自己的幕僚长的劝解，毅然决然于12月31日宣布帝制，并改第二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迫于列强压力，袁令各机关对外仍旧称民国。即便如此，徐世昌辞去政事堂国务卿之时对于袁世凯称帝“事机不顺”的预言，不幸言中。
早在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了以唐继尧为都督的“护国军”，决心维持共和。就在袁氏“洪宪元年”的第一天，,云南都督唐继尧誓师讨袁，宣布要推翻袁氏的洪宪帝制，捍卫民国。
袁世凯称帝
祸不单行，因为护国战争的打响，引起了全国混乱的洪宪帝制活动同样遭到了以邻国日本为首的各国的抵制。民国五年（1916年）1月15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照会外交部，请庆贺日本天加冕专使周自齐暂缓行期。这对于袁氏的帝制活动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护国讨袁运动爆发后，国内的各大反袁力量迅速集结,反袁力量势如破竹。自云南宣布独立后,贵州、广西相继宣布独立。广东、湖南等省的反袁力量也迅速壮大起来。四川将军汤芗茗、湖南将军陈宦等纷纷向袁告急。与斗志昂扬的护国力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士气低落的北洋集团将士。北洋军在外以冯国璋为代表，不仅对袁氏的调遣阳奉阴违，更在暗地里与护国军互通消息；在京则以段祺瑞为代表，隐居西山，拒绝为老“领导”效力。
民国五年（1916年）3月中旬，徐世昌曾致函袁世凯劝其撤销帝制，他的书信上说：乃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袁世凯亦后悔自己之前的行动冒昧，已决意放弃帝制，面对袁克定的阻挠，袁世凯说：“非相国孰能为是忠告者，汝曹勿在置我灶上”。但此时的醒悟对于袁世凯来说已经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