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粤军将领一直以来是又爱又恨，在打压削弱他们实力的同时，又得借助他们的力量不断地排除异己。
粤军将领经历广州革命大熔炉的锤炼，军队的战斗力强，特别是两次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后，历经战火后会打仗的将领比较多，蒋介石的基本盘来自广东，自然非常清楚这一点。
北伐后，历经战火的粤军主要变成了两个军，张发奎的第四军和陈铭枢的十一军。
这两个军都是百战之军，特别能打，张发奎率领的第四军（北伐时，第四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守广州，一部分随军北伐。）在南昌起义后，很大部分主力都变成了红军，实力急骤削弱。在这个阶段，粤军也不断扩编，开始出现不同的派系。
而陈铭枢的十一军、以及南昌起义后叛逃的蔡廷锴所部，在南京分化拉拢下，倒向了南京，而且一度成为南京政府支柱。陈铭枢后来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下野，蒋光鼐、蔡廷锴率军驻守京沪一带。
1932年1月的上海，寒潮突袭，北风怒号，阴雨绵绵、整个大上海紧裹在一片冰冷中。市区的街道上，行人明显减少。此时，市民们担心的并不是这讨厌的寒冷天气，而是那密布城市上空的战云。
大敌当前，作为军人别无选择。这是蒋光鼐给属下军官做的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战前动员。
1932年1月23日，天气阴寒，十九路军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召开营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与会的主要领导人有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张襄、区寿年和翁照垣等。
举止粗犷衣着简朴的蔡廷锴说话自信坚定。他手压着武装带首先发言：“日本仔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是在明着叫阵了。现在，商店被其捣毁，民众被其侮辱，他们还加派军舰、战机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戟司令一起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了，下了决心，死战一场。但决心去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这仗该怎么打?”
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愤然起立：“我们是国家的军队，是民众的保护者，应以卫国为己任，以民意为依归。现在国家受辱，民众受欺，都希望遏阻侵略。如果日寇再有暴虐行动，我军应该奋起抗击。总指挥，军长，你们说怎么打就怎么打，我们绝不含糊。”
十九路军军官几乎都是广东人，唯有戴戟是安徽人，时任淞沪警备司令，但他一直在粵军中任职，深为蒋、蔡器重。
戴戟响应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此时不用我，何时用我?”
蒋光鼐望着群情振奋的属下，不由得也亢奋起来。他挪开压在地图上的茶杯，斩钉截铁道：“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杀开一条血路，打开一条胜路。我们先打城防阵地战，第二步是街道巷战，警察局送来了详细的街巷地图，我们先根据这些地图做好弹药配置，配一些重武器给警察，他们也会配合我们。”
蔡廷锴插话：“工人和市民组织了抢救队、义勇军，好多学生哥也递来了血书，做好了血旗，要加入我们。”
蒋光鼐沉吟一声：“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接收他们，都还是细路哥(孩子)”
蒋光讲起了昨天亲眼目睹的感人一幕：小脚母亲把十七岁的儿子带到军部，对儿子说了句：“侬赢了再回来。”然后将儿子推进军营，背着身体哭着离开，不敢再回头看儿子一眼。哨兵为之流泪，向她高喊：“上海妈妈，我们都是你的儿子。”
听到这些，军官们更为振奋，上海人民如此热心支持十九路军，我们保卫上海矢志不渝。
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樊宗迟及时带来了陈铭枢的三项指示，其中最关键一项就是：“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即在原地抵抗消灭之。”言下之意，可以打了。
蒋光鼐心中有了底，当天晚上7时，向十九路军各部发出密令：
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负责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的防守任务，第一五五旅负责防守京沪铁道线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一线；
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与附近要塞守军相互支持；
铁道炮队及北站宪兵营归七十八师第六团指挥；
丹阳六十师之黄茂权团于二十四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为总预备队，原地待命；各区警察及保安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总指挥部、军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暂驻龙华。
各级军官接到这道密令都舒了口气，不准抵抗不准开枪的紧箍咒戴得太久了，弄得哪里还像一支主权国家的守土之军呢?
会后，十九路军各部基本上完成了战略战术的部署准备。军官们纷纷留下遗书，安顿好父母和妻儿老小，束衣按剑，预备迎击。
随即，各部到达指定地点，在街面上修筑防御工事。连排长们指挥士兵们用沙包在街道上迅速堆起三道街垒，街垒之间相隔二百米，每条街垒的前方五十米再架上由铁丝和栅栏组成的路障，以便尽量降低敌人冲锋的速度。而在街道两旁的楼房制高点，则重点布置狙击点、投弹手和轻重机枪，形成交叉火力。
十九路军是经历过北伐、中原大战的实战部队，对阵地的构筑和火力的配置都很老到，高层军官无须担心，只令军需处快点把武器弹药分发到各部，同时额外给每个连增加两挺轻机枪。
尽管十九路军已在做战前的准备，然而，国民政府却根本没有对日作战的打算，或者说，没有这个意愿。其意图仍然是息事宁人，因此，他们对十九路军群情激愤、积极备战表现出的却是无比的担忧。
大战将临之际，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和著名报人史量才一同前来找蔡廷锴，说蒋介石的特使张静江有事要和蔡廷锴面谈，特请他到杜宅一叙。
蔡廷锴对张静江几乎无印象，但对张静江的为人和主张心中有底，可以概括成“和事佬”“应声虫”，乃蒋介石门下说客，谈不谈也知道他想说些什么。
蔡廷锴到杜家时，张静江早在等候。午餐后摆开茶阵，正式进人话题。
张静江对蔡廷锴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是国家经济底盘，日军越是处处挑衅，越是要谨慎处之。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蔡将军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蒋公的意思，底盘不能伤，否则元气尽失。”
蔡廷锴放下手中的茶杯，双手踞膝：“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日本人践踏我国土，我们只作壁上观，这样就不失元气了吗?”
“不是作壁上观，而是要静看时机。”
“还看什么时机?人家在我家门前舞枪弄棒，我们还要看时机再出门，等人家自己走开再说吗?”
张静江脸色略黑：“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正在游说英美出面。而你作为军人，理应遵从政府的意图。”
“要我们怎么做?”
“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局势安稳，方方面面都好。”
蔡廷锴心里冒出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是中国人吗?”他克制着没说出来，一来张静江代表的是老蒋，二来是在杜月笙府中。
蔡廷锴克制住在军中说话的习惯，耐心地解释道：“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驻兵上海是国权，守卫上海是天职。日本已经侵我国土，本应赶走，既然政府如此克制，我也跟着克制，但克制不是无底线的，现在日本兵演习离我战壕不足两百米，分明已经是挑衅了。
他停住不动也就罢了，但如果敢来犯我防区，只要一过百米防线，我军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你……你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并将我阵地的严峻局势向蒋总司令报告。”
说到最后，那句“你还是中国人吗?”差点又脱口而出。
张静江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打着哈哈说：
“蔡将军果真是军人暴牌气，不像传说中的广东人。”
“张先生你又错想了啊”
“蔡廷锴用戏腔戏谑了一句，“广东人脾气一直都几大的，容易火起。轻易不要惹我，惹我……说着，做了个开枪的手势。”
张静江自嘲：“这下碰到对手了。厉害。”
蔡廷锴追问：“谁碰到对手?是你还是日本人??”
“都是，都是。”张静江脸色变了，没想到蔡廷锴这么不给面子，他怎么说也是代表国民政府前来探讨战局的要员啊。他心想，碰上对手的恐怕还要加上老蒋、何应钦。
杜、史二人见状忙打圆场，从中缓和，说什么“张先生和蔡先生双方都是爱国，只是方式不同”云云。
双方不欢而散。
蒋光鼐夸蔡廷锴说，这次与张静江交锋是“话锋不似我心肠似我”。
1月27日，日本总领事村井见中方没有回应，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行动。
军政部长何应钦这回急了，急电十九路军忍辱求金，令上海市长吴铁城逮捕了三友实业社的三名工人，还答应接受日方的一切条件。
此时下野的蒋介石也没有闲着，他正和汪精卫合作，想重新上台，他见张静江无法说服蔡廷锴，便急调宪兵第十六团接替上海十九路军防务，防止中国军队与日军冲突。
还未等蒋光、蔡廷错和戴戟对蒋介石这道令人火起的调令想出对策，日方已经迫不及待地动手了。
自甲午战争后，日方就见惯了中国政府的退缩与让，生怕中方真的接受条件反而耽误了他们的战略企图，干脆不等答复，便命令日海军陆战队于28日23时行动，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
“对于中国人，除了武力，他们什么都不尊重。”这是日本海军上将盐泽的原话。按照半个世纪来中日交锋的路数，他考虑到了一切应如他所想，就是没有考虑到驻上海的是十九路军，一支并不怎么听话的粤军，
日军没有想到的是，“一·二八”不是“九一八”，十九路军不是东北军，蒋光鼐也不是张学良。
很多时候，将领的性格决定了战争的方式与成败。张学生性孟浪，因在东北的关系利益盘根错节，最后不战而让出东北，捉蒋放蒋赔进自己的一生。张学良的性格和处事方式决定了他的命运。
而蒋光鼐性格坚毅果断，戎马一生四海为家，没有个人利益牵扯，民族的良心与军人的禀性决定了他在“一·二八”的行动方式。
蒋光鼐看着蔡廷锴似笑非笑：“这一镬搞得几大的。”
蔡廷锴左手摸出腰间的左轮，甩开弹仓，右手从口袋里抓出一把子弹，刚好六枚，他在手心把子弹的方向顺了顺，手一抖，六颗子弹就长了眼睛般滑进弹仓。这是蔡廷锴的看家本事，前后也就五六秒钟。
“顶倨老姆(去他*妈*的)，都叫我们小广东，这次让他们尝下小广东的厉害!”说完，他扬手朝天把六颗子弹全撸了出去。
蒋光鼐仰头哈哈大笑。这是他1932年的第一次大笑。
中国南京政府对日本妥协，使日本人过分夸大了自己的实力，过分地相信武力的威力。
中日两方在上海对峙多日，这场影响中国抗战史的局部战斗打响了，粤军在蒋光鼐和蔡廷锴的带领下，狠狠地给予了敌寇一记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