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观原因看，这是王明左倾的恶果；从对手说来，是蒋介石采用了熊式辉等人的方案，使国民党军队更适于同红军作战，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熊式辉是谁？为何能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为什么说他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使国民党军队更适于同红军作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熊式辉，字天翼，别署雪松主人，江西省安义县人，生于1894年。他的父亲热衷军旅，在本乡团练中当教官，这对熊式辉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很有影响。

他14岁时被父亲送入江西陆军小学读书，1911年春又转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学习，并在此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参加了革命军，汉阳失守后又回到南京，到江苏都督程德全部下任参谋。

1913年春，熊式辉辞职北上，先后进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学习。

1915年底，但参加了蔡锷、李烈钧等发动的护国战争，在李烈钧的第二军第四师三十八团当主任参谋。

1921年，奉广东军政府参谋部所派，赴日本陆军大学留学。1924年他毕业回到广州时，'黄埔军校已经建立。

他对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没有好感，认为蒋太“左”，拒绝了蒋要他到黄埔任教官的“美意”，自去朱培德第三军管辖的滇军军官学校当了教育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驻赣南的北军第四师师长赖世璜是熊式辉的朋友，熊奉派联络赖世璜归顺革命军。

赖世璜率部投诚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由赖任军长，熊式辉任党代表，不久又兼任第一师师长。11月，该军参加了攻克南昌的战役。

1927年夏，白崇禧与孙传芳战于临沂，十四军归白崇禧指挥，为孙传芳所败。当时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由桂系把持，白崇禧以私通孙传芳的罪名枪毙了赖世璜，撤销了十四军番号，改编为独立第一师，以熊式辉为师长。期盼已久的军长职位落了空，熊式辉对白崇禧的做法大为不满，一气之下向南京辞职，请假到了上海。

熊式辉深感军阀政治中孤军立足的艰难，决意寻找一方靠山。

蒋介石在四一二事变中挥舞屠刀的真相，早已消除了熊式辉认为其太“左”的“偏见”。蒋当时正遭到桂系的排挤而下野，在故乡小住为出游日本做准备。

熊式辉估计到蒋介石一定会东山再起，而落难之时正是投靠的最佳时机。他向奉化发出一封电报，大意说：总司令既然高蹈远引，我也不愿意带兵，希望追随左右，出国游历。

蒋介石在去日本途经上海时召见了熊式辉，慰抚之余，叫熊千万不要离开部队，应速返无锡驻地改编和整理队伍，以备卷土重来。当时南京也不准熊式辉辞职。熊听从蒋介石的劝告，欣然回到无锡。熊式辉对当权的桂系只是敷衍，一心盼望蒋介石重新上台。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他从上海到南京的那一天，熊式辉亲自执行沪宁铁路全线的警戒任务。蒋介石一到南京，就任命熊式辉为淞沪警备司令。从此，熊式辉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一。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的处境岌岌可危。熊式辉据守上海，对左右战局很有影响。曾与熊式辉私交很深的王枕心，当时是以邓演达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中央委员，正与邓演达等准备与杨虎城、冯玉祥、阎锡山建立反蒋联合战线。他给熊式辉写信，策动其倒戈反蒋，遭到熊的拒绝。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拥蒋，并率部入关，熊式辉立即通电拥护。蒋介石大胜而归，从此对熊式辉更加信任。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转兵力，对红军实行大规模的“全面清剿”，命熊式辉兼任淞沪杭“剿匪”总指挥。

1930年12月，蒋介石亲赴南昌，召开“剿匪”会议，布置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蒋召熊式辉去南昌咨询，熊乘坐的飞机在离开上海时失事，熊式辉脚部受伤，伤愈之后已成跛子。

1931年6月，他跛着脚到了南昌，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地司令部参谋长。

熊式辉感到自己已不再适合当军人。蒋介石也有意让他去做浙江省主席，他却自告奋勇要做江西省主席。他认为工农红军的存在，是对国民党统治的最大威胁，解决“剿匪”问题是“党国”的当务之急。

江西这样的军事、政治风暴的中心才是自己的“用武”之地，也是博取更大功名的阶梯。1931年12月，熊式辉走马上任，开始了统治江西十年的历史。

熊式辉到任时的江西，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已燃成燎原之势，工农红军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三次围剿，将全省半数以上的县分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熊式辉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调动全省的反动力量“围剿”红军。

他在就职典礼的答词中把江西的局面比作“火场”，声称自己回到故乡不是来做官，而是来“救火”，而且不仅是“救”江西，还是“救”中国。

他尽量扩充军事实力，搜罗剿共义勇队、靖卫团、返乡团等地主武装，加强省政府保安处直属的保安团队，以便推行其围剿红军的政令。

他还采取了相应的财政措施：由裕民银行大量发行5角面额的辅币，在全省范围内通用。接着又征收产销税，通过这诸多的名目搜刮民脂民膏，以保证扩充军费的需要。

同时，为收拢民心，他极力标榜要集中江西各方面的力量来建设“新江西”，延揽各方面知名而有代表性的上层人物为他装饰门面。

他本人也竭力做出一副整饬吏治、严惩贪污的姿态，亲自兼任民政厅长，对几个贪污有据的县长、县税务局长治以军法重刑，在表面上给人们造成一种清廉之感。他还指派亲信搞了一个县政研究会，目的在于训练一批能够更好地协助“剿匪”的县长。

熊式辉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开始全力配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结果仍然遭到惨败。他惊魂未定便给林森、蒋介石、汪精卫等写信，惊呼“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

为发动和进行第五次“围剿”，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以杨永泰为秘书长，以熊式辉兼任行营办公厅主任。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南昌行营成为蒋介石的权力重心所在。杨永泰、熊式辉二人勾结紧密，配合默契，具有善于揣度蒋介石的心理而乘机出谋献策的共同特点，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宠信，成为行营中最有权势的人物。

为推行蒋介石的反共策略和“立功”固宠，他们网罗了一批官僚政客，形成一个新的派系集团——新政学系(以下简称政学系)。创管口对红军第五次“围剿”的得逞，是政学系为蒋介石立下的“第一功”。

熊式辉一年多来在江西的一套“经验”，同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理论相结合，搞成一套所谓“政治‘剿匪’大办法”，并在第五次“围剿”中全部付诸实施。

熊式辉把1933年定为“江西‘剿匪”年”，组织各种所谓“工作队”，如救护队、公路工程队、俘虏收容队、铁肩队以及贩卖团和各种探哨队等，以配合蒋介石正规部队对红军的“围剿”。

他大力推行保甲、保卫团、堡垒的所谓“三保政策”，1934年初，全省编入保甲的壮丁为197万人，并厉行连坐，规定：一人“通匪”，全家同罪。一家“为匪”，全甲同罪。一甲“为匪”，全保同罪。

1933年夏，江西保卫师成立时，熊式辉又提出“以土制土”的计划，意在以当地军政力量去制服当地赤色势力。

各乡成立保卫团，作为破坏红军游击根据地的基层武装组织。他还在全省大修碉堡、公路，以配合“步步为营、节节设防”的战术。到1934年1月，筑碉堡2，900座，公路通车里程居全国首位。与此相应，还对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给人民生活造成极度的困难。

更具“政治‘剿匪’”特色的是他一再标榜的“复兴农村”“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其中吹得最响的是“实行一税制”。

实际上，新的“一税”即是原有苛捐杂税的总合，表面上税例名目减少了，而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

为增强“剿匪”的政治气氛，熊大搞反共宣传，亲自编撰所谓“剿匪格言”：“愿做协助‘剿匪‘的工作谓之仁!会做协助剿匪”的工作谓之智!去做协助‘剿匪’的工作谓之勇!”将此颁发各级机关和民众团体，到处张贴。

他还组织江西的社会力量，发动省内知名人士组织“江西省协剿委员会”，以民间形式分担由原军政方面负担的运输、救护、慰劳、宣传等工作。

1933年10月，该会以2万元慰劳前线蒋军，博得蒋介石的嘉奖。“协剿会”还替蒋介石聚敛各项款，仅1933年前半年，就收到公务人员2成捐、南昌市房铺捐、自由乐捐、游艺捐等共计115285.40元之多。

除了在军事上、政治上不遗余力地协助蒋介石。“剿共”外，熊式辉在文化教育方面也竭力贯彻蒋介石的“文化‘围剿”政策。

他在江西创办“特种教育”，在苏区到处兴办“中山民众学校”，强令当地儿童和青少年入学受训。用专门诋毁工农民主革命、诬蔑共产党的谬论编成课本，强制诵读，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对红军根据地人民进行清洗和毒害。

其这一系列反共措施在第五次“围剿”中发挥了效用，1934年10月，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长征。

从主观原因看，这是王明左倾的恶果；从敌方说来，蒋介石采用了杨永泰、熊式辉的方案，使国民党军队更适于同红军作战，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了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求得“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划一人们的思想，使之摆脱共产主义的影响，以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

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不久，又更名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任总会长。下设于事会，熊式辉兼任主任干事。

熊式辉对推行蒋介石倡导的这一运动十分卖力。新生活运动·总会下设有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会长，熊让妻子顾竹筠出任该会书记，其任务是联络在南昌的党政军界要人的“夫人”，投入到新生活运动中来。在熊式辉的主持下，1934年6月2日在南昌举办了新生活运动展览会。

熊式辉另一个得意之作是在故乡办的农村实验区。1934年，他看到改良主义能起到缓和农村阶级矛盾的作用，便通过宋美龄-手包揽的华洋义赈会搞到一笔钱，组织起江西农村改进社，自任理事长，把省内原有的几个农村实验区全部划归江西农村改进社领导。然后，又在自己的家乡安义县万家埠创办农村实验区，实行政社教合一的新体制。

万家埠实验区采用总干事负责制。实验区设有农村实用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

学习三年，毕业后分配到各县担任乡长、干事等农村基层工作，等于是一所培养国民党乡村干部的学校。该校由省保安处拨步枪200支，对学生实行军事编制的管理。

实验区还设有仰公小学、农事试验场等，其房屋一律是西式建筑。熊式辉对这个试验区着意经营，一方面是试验如何在农村推行“管教养卫”的措施，加强国民党在农村的基层统治；另一方面也是假公济私，对家乡父老实行所谓“德政”，装装门面。

他把试验区做为自己的“政绩”之一，大吹大擂，吸引了许多省内外人士前去参观。

1937年，国民党政府组织京沪公路考察团，万家埠实验区即被列为该团在江西考察的对象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熊式辉在任何政治风头中都不甘落后，立即作出救亡图存的姿态，对江西政治搞了一点改良式的刷新。

他通过江西旅沪回乡会会长徐元培，将当时在上海从事救亡运动的一些江西人延揽到江西工作。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推动下，熊式辉同意以江西省政府的名义，把涌滞南昌的大批宁、沪流亡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他自兼团长的江西青年服务团，成为国共合作的知识青年抗日团体。

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在抗战初期也改组为抗日救亡团体，妇女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熊芷、雷洁琼等担任了该会的负责人，为发动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战活动做了许多工作。

1938年春夏之际，熊式辉创办了集训区、乡两级行政骨干的“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由他本人自兼院长。

为迎合当时统一战线的潮流，他有意把该院办成江西的“民主橱窗”，延聘来院的导师，有许德珩、王造时、罗隆基(未到职)、雷洁琼、潘大逵等各党派的知名人士。

当然，熊式辉对，共产党和人民力量只是在不失控制前提下的一种利用，广当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倾向抬头后，他的所谓“民主”、“进步”的举措也就烟消云散了。

1939年3月27日，日寇攻陷南昌，熊式辉将省政府迁至泰和，偏安于此，无所作为。1942年3月，他被蒋介石委任为军事代表团团长，出使美国，从而结束了自鸣得意的“十年治赣”。

熊式辉深知封建的裙带关系在蒋家王朝中的重要意义，他让妻子顾竹筠攀结宋府，拜宋美龄的母亲宋老夫人做干妈，与宋美龄结成姐妹行。

1937年初，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熊主动向蒋介石进言，把小蒋安排在江西工作。他尽量与“太子”搞好关系，以取得“圣上”的进一步信任。

熊式辉熟知独裁者的虚傲心理，将南昌的“湖滨公园”改名为“介石公园”，将1938年元旦落成的赣江大桥命名为“中正桥”，将1939年在江西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命名为“中正大学”。

熊式辉的苦心没有白费，他先后入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

1942年底，熊式辉结束了出使美国的使命，奉召回国。1943年8月，被任命为中央设计局秘书长。

蒋介石任该局总裁，由熊负实际领导责任。他一改设计局以往的冷清局面，成立22个组，调集了几十个教授和专家，大张旗鼓地搞“国家工业化计划”，然而，也仅仅是计划而已。

1944年熊式辉在中央设计局成立了两个专门研究台湾和东北问题的特别委员会。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发展，熊式辉、张群及政学系的一些首脑人物对东北问题日益关注。

怎样才能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不致使共产党的势力乘机进入东北，成为熊式辉等人处心积虑想要解决的课题。

经过反复的讨论研究，熊式辉以中央设计局“东北复员设计委员会”的名义，向蒋介石提出东北问题的几项原则意见，其主要内容有：

(1)将东北三省划为九省；

(2)在东北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总的施政方针；

(3)抽调一部分精锐“国军”长驻东北，作为军事基础，并改编整训伪满军队作为军事辅助；

(4)将东北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基地；

(5)在人事安排上，“争取中间派的合作，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但表面上要涂上一层民主的色彩。

蒋介石基本同意了上述意见。这就为熊式辉在其后不久竞争“接收”东北的最高人选奠定了有利基础。

1945年8月初，由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组成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蒋介石派熊式辉参加这个签约代表团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熊事先与苏联高级人员有所接触，以便日后在东北问题上进行外交折冲。熊式辉借机拜晤了许多苏联高级人员，为“接收”东北做外交准备。

1945年8月31日，熊式辉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同时兼任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

从9月开始，在重庆上清寺办公，进行接收前的一系列筹备工作，既作了“行政收”的计划，也作了“军事接收”的部署。

10月12日，他率领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及一批“接收”大员由重庆飞抵长春，开始了“行政接收”的第一步。

然而局势的迅速变化却是熊始料不及的。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冀东、山东解放区人民武装部队即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分别沿北宁路及由山东渡海向关外挺进，与东北抗日联军一起，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整个东北，并在各地相继建立起人民政权。面对这种局面，熊式辉企图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把东北“接收”过去，重新确立国民党在这里的统治。

他一面向苏军提出交涉，要求苏军协助国民党人员进行“行政接收”；一面指挥到长人员立即与当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伪满军政分子建立联系，搜集情报，作为对苏谈判的依据。他的要求遭到了苏军的拒绝，“接收”工作一筹莫展。

同时，苏军又提出有关战利品的要求，使熊感到问题更加棘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两次飞往重庆，向蒋介石面请对策。

经过反复考虑，蒋介石决定11月17日将已经到达长春的400余名“接收大员”全部撤离长春，以对苏联施加外交上的压力。

“行政接收”的方案受挫，蒋介石一面让蒋经国和苏方作进一步协商，一面命令杜聿明指挥的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向沈阳推进，挑起东北内战。

熊式辉于1946年3月初到锦州设置行营，开始指挥对东北的武力“接收”。经过1年零8个月的厮杀，蒋军丧失了战争主动权，被迫龟缩在中长路和北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只能以所谓“重点防御”来苟延残喘。

熊式辉在东北一再碰壁，使蒋介石极为恼火。加之不利的军事形势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更使熊式辉成为众矢之的。

1947年8月底，蒋介石被迫改组东北行营，调参谋总长陈诚为东北行营主任和政务委员，熊式辉则被一脚踢开，灰溜溜地回到南京，坐上“战略顾问”的冷板凳。

蒋介石的冷淡，使熊式辉充分领略了独裁者的无情和失宠的凄苦，但他不甘寂寞，想把政学系的散兵游勇搞在一起，成立一个正式组织，以便在已实行“宪政”时捞取政治资本。

他的想法得到了张群的支持。1948年11月，以熊式辉为主席在上海召开了筹备大会，会议通过的章程规定，该组织定名为“笃力社”。

会议进行的第三天，津浦线上传来蒋军遭到覆灭性惨败的消息，南京国民党政府开始准备逃跑，从各地应召在上海开会的多数人都要赶回去准备后事，于是，来不及开成立会和选举领导执行机构，便作鸟兽散。政学系的组织流产了，熊式辉的政治生涯也随之结束。

在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熊式辉没有立即随蒋介石前往台湾，而是先后居留香港、澳门和曼谷，直到1954年才迁到台湾。

昔日的封疆大吏，这时只能寄意于台中的山山水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