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驻沪日军向闸北布防的中国第十九路军所部发起进攻，在日军咄咄逼近的夜幕下，不堪屈辱的中国官兵，终于挺身而出，誓死守卫大上海。在这充满火药味的夜晚，十九路军打响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蒋光鼐与蔡廷锴指挥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中国局部抗战中承前启后的一次战役，中国军人展现出了血性，遏制了日军侵略攻势，增强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
蒋、蔡两人，也成为粤军将领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积极抗日的表率。
1932年1月初，蒋光鼐站在营房顶楼，望着吴淞口方向发呆，要出大事的预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那种沉闷焦虑的预感让他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渴望：该出大事就快点出吧。
吴淞口江面停靠的日军军舰，炮口一直指向上海市区。往日训练时炮塔会左右做一百八十度旋转演练，最近一周却停止了，炮身全套上了炮衣，炮塔附近还堆起了一个用帆布盖着的高堆，有人进出炮塔做维护，却一直没有转动过炮塔。
穿上炮衣的静止炮塔和固定的炮口方向，令吴淞口附近的渔民以为就要风平浪静了，而在匆匆调防到上海的蒋光鼐眼里，分明看到战争威胁一天比一天明显，一比一天紧迫，甚至闭眼就能看到炮弹迎面飞过来。
“大佬，你是在念住第一炮什么时候响吧？”身后传来蔡廷锴的声音。
“你知我的啦。”蒋光鼐头也没回，依然望着吴淞口方向。
蔡廷锴一直叫蒋光大佬，有时即使是军务场合也没改掉这个习惯，蒋光鼐提醒过他说这样不大好，军务场合就要有个纯粹严谨的军衔等级色彩，德国军事顾问也一直是这么强调的。
但是任何舶来品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很快就会沁入浓重的中国色彩，连穿个西装都能配上草鞋，何况是观念与方法呢，所以也不知是记不住还是不在乎，蔡廷锴就是改不了。
再说一个称呼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蒋光鼐也就作罢。少数外省的下级军官颇觉有趣，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大佬”是什么意思时，就跟着叫了，等明白“大佬”既是兄长又是江湖掌门人时就叫得更加起劲，但怎么听都像是叫“大楼”。
师团级军官见到蒋光鼐光常常报以标准的军礼加颇有江湖味的“大楼”。“总指挥”这个职务名称反而只能在正儿八经的军事会议上才能听得到。
眼前的格局更让蒋光鼐作罢，他的职务是“十九路军总指挥”，而不是“总司令”，怎么听都像是临时包工头，并且只下辖一个军，所以跟蔡廷锴这个军长比，他只多管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蔡廷锴。
蒋光鼐与蔡廷锴相处久了，好像什么都藏不住，他心里的一点琢磨仿佛一下就被蔡廷锴看出来了。蒋光鼐一直认为自己属于淡泊夷逸，对政治不热心之人，唯对抗日救亡无比积极，否则早被同僚戏称为“老道”了。
“什么时候响都是一个响，我们来这里就是等它响的啦。”
蔡廷锴与蒋光鼐性格正好相反，他性格直率；态度鲜明，抗日热情高涨，“我军虽然在国内打败过一些精锐部队，但还没和外国军队交过手。跟你说实话，日本仔占领东三省后，我还想组织一支义勇队北上抗日呢。现在日本仔就在眼前，他敢挑事，我们就揍他。”
“话固然是这么说，不过我同老三营的兄弟讲过，要带他们回家喝老火靓汤的，炮一响，肯定就有人回不去了。”蒋光爱兵如子，凡事都爱往坏处想。
“只要有一个能回去，三搞两搞又能搞出一个三营来，怕乜(什么)啊，识打就识生。记得肥强被你处分的事吧。花鸡巷走一轮他要四回，成条花鸡巷都震了，花鸡巷明星来的，几搞得(很能干)噶。”蔡廷错生性乐观、说话不拐弯，评价什么人能力出众都爱用“几搞得”三个字，打仗当官做生意玩女人全部囊括其中。
蒋光鼐哭笑不得，瞪着蔡廷锴：“死高佬，你人粗话用不用这么粗?你是军长来的。”
“当兵打仗，又不是绣花，你不粗点会被人骑的。”蔡廷错年轻时是裁缝出身，没读多少书，说话爱讲笑。
蒋光鼐没再搭话，他知道蔡廷锴说的就是自己，虽然不想认账，但心里承认“死高佬”说得对。
不过，让蔡廷锴和蒋光鼐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仗打下来，老三营官兵居然没有几个能回去的。
1932年1月20日的上海，寒潮突袭，北风怒号，阴雨绵绵、整个大上海紧裹在一片冰冷中。大街上，行人明显减少。此时，市民们担心的并不是这讨厌的寒冷天气，而是那密布城市上空的战云。
这三个月来，停泊在黄浦口的日本军舰明显增多，据内线情报，驻守租界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达到五千余人，军舰三十余艘，随时有开战的可能。
上海市区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大量的日本侨民和特务在日本军方指使下，不断与市民和学生发生冲突。就在两天前的下午4时，天崎启升等五名日本僧人在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外滋事，被人殴打，造成一死一伤。日方认定这是工厂纠察队所为，利用报纸电台等将消息广为传播。
上海市民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道歉，还提出中方要接受其“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等诸多无理要求，态度极其强硬。并声称，中方如果不答应，后果自负。
南京国民政府仍处于一片混乱中，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当权，亲日派、主和派占上风。上海市民闻之叹气：我们的政府怎么了?我们的军队在哪里?堂堂中国第一大市的市长竟然在自己的土地上对一群外国人只会唯唯诺诺点头哈腰，这个国家还有脊梁吗?然后骂娘，骂娘希匹，骂完后依然无助地听着不断恶化的消息。
19日凌晨2时，几十名暴徒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员突袭三友实业社，放火焚烧了该厂工场。同时，暴徒还冲到三友实业社附近的租界警亭，凶残地杀害了准备报警的华人巡捕田润生，割掉华人巡捕陈胜德的一只耳朵，砍掉了华人巡捕来伍兰左手的两只手指，捣毁了警亭。
明眼人都知道，上海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就开始把上海作为其掠夺中国财富的重点地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掩护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计划，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女间谍川岛芳子，准备在上海做些“气氛策划”，以转移国际视线，由此炮制了“一·一八”日僧人被打事件。
日本人“后果自负”的强硬要求明显含有不由分说的战争威胁，国民政府内尽管对是否派兵防御一直存在分歧，但最终顶不住民怨兵怨和国际舆论，不得不做出一些应对部署。
外界很少人知道，当时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竟然不是中央军，而是一支粵军，几乎清一色的广东仔。
十九路军的前身是著名的粵军第一师第四团，其核心领导人是陈铭枢。陈铭枢，广东合浦曲樟(今属广西)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
陈铭枢手下有两员大将：蒋光鼐，蔡廷锴。当初，陈铭枢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时，蒋光是第四团的一个营长，蔡廷锴则是蒋光鼐营的少尉军官。全团军官以保定军校学生为骨干，唯有蔡廷锴是例外。
蒋光鼐、蔡廷锴两人一高一矮，蔡廷锴个子出奇地高，身高一米八四，人称“高佬蔡”，而蒋光鼐个子则相对矮些，但十分精悍，他曾自嘲地笑道：：“我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时，选的是骑科，因为骑在马上别人就看不出我的高矮了。”
蒋、蔡二人情同兄弟，但两人出身、性格却迥然不同。
蒋光鼐原名，后改为光鼐，字憬然，1888年12月17日生于广东省东莞县虎门南栅乡桐园坊(今属三蒋村)。他出身书香世家，爷爷是进士，父亲是秀才，可因为父母早逝，家道日衰，年方十四岁的蒋光鼐听从母亲生前的劝告，弃文从武，从广州陆军小学，到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再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骑兵科学习，一路“绿装”，成为真正的军校科班生。
在广州陆小读书时，他与同班同学陈铭枢成为好友，并经陈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1915年冬，蔡锷等人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起兵北伐。蒋光鼐绕道越南，进人广西，参加了护国军。在向广东进军途中，传来袁世凯在北京病死的消息，护国军士气大振，顺利进抵广州。蒋光发现，龙济光虽已被赶出广州，但广东的实权却落在广西旧军阀陆荣廷的手中。
在颇感心灰意冷的情况下，蒋光鼐与好友李章达、张廷辅、袁煦圻一起住进广州六榕寺大梅堂，拜师学佛。不久，陈铭枢也来与他们一同学佛。在六榕寺期间，他们跟随住持铁禅法师学习佛教经典，并起了法号，如李章达号“南溟”，陈铭枢号“真如”，蒋光鼐则为“憬然”。因“憬”与其原名“更”古音相同，且隐喻了对人生的感悟，故后来蒋光鼐一直以“憬然”为字。
1917年9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以方声涛为大元帅府卫戍司令。蒋光鼐离开寺院，出任警卫营第一连少校连长、后担任总统府警卫第二团中校团副，与叶挺成为好友。
蔡廷锴，字贤初，1892年4月15日出生于广东罗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只读过三年私塾。他十一岁丧母，随父做过裁缝，当过土医生，十七岁时投入广东新军，从士兵干起，后经辗转，到李耀汉肇军的陈铭枢营当排长，以作战勇敢者称，号称“打仔”。虽然一度到广东陆军讲武堂学习过，但他毕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蒋光鼐、蔡廷锴相遇富有戏剧性。当时在粤军第四团第三营里，蔡廷错是资历最老的连长，又战功卓著，故在营长升迁后，全营官兵都以为这一职务非蔡莫属、使捷前向他祝贺。然而，世事难料，团长陈铭枢却把自己的老同学蒋光鼐“空降”来当营长，蔡廷锴大感意外，觉得丢了面子，一气之下弃职而去。
不过，蔡廷锴事后了解到，蒋光鼐确实有才干，上任后，很快就以自己的能力和处事公正、待人宽厚的态度，赢得部属的拥戴。
1923年8月，蒋光鼐升任第一师补充团团长，后调任第一师第二团团长，曾经出走的蔡廷错被任命为第二团第一营营长，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数十年的合作经历。
蒋光鼐是保定军校高才生，打仗指挥若定，长于运筹帷幄，而蔡廷锴富有实战经验，每次作战都亲临前线指挥，勇敢坚定，两人合作，珠联璧合。两人先后参加了讨伐桂军沈鸿英、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两次东征陈炯明、南伐邓本殷等历次战役，屡建战功，并在战斗中结成生死兄弟。
1925年，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成立，陈铭枢、蒋光童分别提升为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副师长，蒋光鼐原来统率的第二团扩充为第十师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分别由蔡廷锴、范汉杰、戴戟担任团长。
1926年5月，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和张发奎第十二师从广州出师北伐，一直打到武昌城下。蔡廷锴团和叶挺团分别从不同的地点攻上武昌城头，为“铁军”赢得了荣誉。随后，陈铭枢晋升为第十一军军长，他率领的第十师分编为第十一军第十、第二十四两个师，蒋光鼐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戴戟、蔡廷锴分别担任第二十四师的正、副师长。
宁汉对峙时，第十一军出现分裂(因为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灵魂人物，粤军多次分裂，甚至同室操戈，兵戎相见，造成粵军不像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那样团结，这是粵军最可悲之处)，陈铭枢、蒋光鼐、戴戟先后离开武汉归附了蒋介石。而蔡廷锴却没走，留在武汉，调升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跟随张发奎继续第二次北伐。
1927年8月1日，蔡廷锴师参加了由中共领导的“八一起义”，但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半途中，他看到的是不断被追逐，不断在逃窜，深感绝望。一念突起，他率部离开起义部队，重归陈铭枢的麾下。
1929年，第十一军番号撤销，改编为编遣区第三师和独立第二旅，蒋光鼐任第三师师长，蔡廷锴为独立第二旅旅长。同年，蒋光第三师、蔡廷锴独立第二旅分别被改编为六十一师、六十师。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陈济棠、陈铭枢站在蒋介石一方，蒋介石命蒋光、蔡廷锴率部堵截张、桂联军北上之师。蔡、蒋两师在衡阳七塘一带与张、桂联军恶战两昼夜。张发奎的部队乃善战之师，蒋光鼐和蔡廷锴能够顶住联军优势兵力的进攻并将其击退，显示了出色的作战能力。
此一战，蒋光鼐、蔡廷锴与张发奎之间也打下一个难解的心结：同为粤人只为一时的政见偏差同室操戈，实在有点脸面无光。在蔡廷锴看来，这是白受了多少苦，白费了多少精力。
中原大战最终以蒋介石获得全面胜利而结束。蒋介石对自己这笔收益颇丰的买卖相当满意，一高兴，大肆打赏为其立下汗马功劳的各路将军，其中，蒋光鼐被任命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第十九路军军长，该军还得到一百万元巨款的奖赏。十九路军的名称由此确定。
济南，在以“活鱼三吃”著称的汇泉楼饭庄，蒋光鼐、蔡廷锴偕师团级军官举杯相庆。
蔡廷锴豪饮一杯后感慨：“人生变故真是霎时之间，民国十六年我若不是念之下回归广东跟你做伴，恐怕现在不是被砍了头就是躲在赣南被围住靠吃野菜挨日子，怎么会有今天哪?”
蒋光对喝酒素来克制，只是举杯示意了一下：“军人的无常其实就是政局的无常，你我虽然是总指挥和军长，也只是人家手里的一粒小棋子，摆对了，就功成名就，摆错了，就遗臭千年。”
“总指挥犀利。无怪乎说你是：‘食脑’的，坐在地图前面打仗，我则是‘食手'的，只会开枪开炮，粗人一个。”
蒋光笑而不语，虽然是意气相投的军人，但他还是多了一层看政治的眼光。
1931年2月，时局再次出乎蒋、蔡所料，国民党两大班底开始闹“宁粵对峙”，最后以蒋介石下野草草结束。而宁粵和谈的一大成果，即是由粤系人物人南京掌权，陈铭枢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司令。
作为宁粤和谈的条件，陈铭枢便把嫡系部队十九路军调来南京、上海一线担任卫戍任务，实是为粤系“保驾护航”。
1931年11月初，十九路军的三万余人从江西吉安开拔，当月20日抵达京沪一线。
甫一到达京沪防线，蔡廷锴对蒋光鼐感叹道：“你在济南说的真绝，我们就是棋子。”
“只是，在这盘棋上，我们堪当大用。”
大敌当前，两人知道该如何选择，他们目光异常坚定，时刻准备着一场大风暴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