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人类以来，阴谋就层出不穷。阴谋的弊端显而易见，不“阴”则谋不成。相比而言，阳谋两字人们很少谈及。
所谓阳谋，与阴谋正相反，应该说是与阴谋相对的谋略，是一种可在大庭广众之下广而告之，而不用藏着掖着唯恐人知，却不影响其谋略效果的谋略。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九大阳谋，明知道是陷阱，对方也无法破解。
二桃杀三士 在《晏子春秋》中，“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是其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故事的情节曲折复杂、跌宕起伏，极具戏剧性，在先秦故事中称得上是人物关系最为复杂的。
齐景公时代，手下豢养着三名重要的武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自恃武功盖世，并不将朝臣放在眼中，齐国丞相晏婴经过时，他们并不起立致敬，视若无睹。他们的傲慢使晏子产生除去三人的意愿。
晏子向齐景公谏曰，此三人对上毫无君臣之义，对下无长率之人伦，内不禁暴，外不可使敌曲服，是危国之器，还不如铲除他们。
景公看法相同，只是担心三人勇力过人，恐有闪失。晏子遂生一计，请景公使人奉上两个桃子，让三名武士“计功而食桃”，功高者得食。
首先公孙接起身拿桃，接着田开疆也报功挑桃，古冶子虽然没能拿到桃子，却说了一段话，让公孙、田二人羞愧难当，拔剑自刎。古冶子意识到二子已亡，自己独生则不仁不义，不死则是一种无勇的表现，接着也自杀身亡。
结局完全在晏婴的掌握之中。当使者向景公复命称“已死矣”“公敛之以服，葬之以士礼焉。”三士最终以士礼厚葬。
晏子略施小计，只消用两只桃子，便教三位猛士一朝俱尽，而蜀汉丞相诸葛亮在《梁父吟》无情地鞭挞了身为晏子的阳谋， 有点像秦桧害岳飞。
围魏救赵 公元前354年，势力强大的魏国进攻赵国，齐国救赵没有采取大规模兵力正面直接拼杀的传统战法。齐国军师孙膑根据魏国以精锐攻赵，国内空虚的实际，以及敌军军事实力和军队数量优于自己的情况，提出“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
孙膑创造性地采取迂回的运动方式，调整作战节奏与方向，率军围攻魏都大梁，避免与气势正盛的魏军直接正面冲突，故意“围”而不下，迫使魏军回救。
齐军则在半路（桂陵）伏袭，大败魏军。孙膑在此战中避实击虚、攻其必救，避其锋芒，出其不意，创造了“围魏救赵”战法。
“围魏救赵”经典战例，成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由军力硬拼向军事谋略转化的标志，成为中国古代军事谋略文化的代表，兼备军事价值和文化价值。
合纵连横 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权威一落千丈，宗法封建制下国与国之间的秩序开始瓦解。进入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兼并和争霸战争。为此，纵横家应运而生，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苏秦的“合纵”与张仪的“连横”。
“连横”就是说，中原诸侯应当跟秦国亲善，造成东西联盟的局面。从地理上看，东西连成一条横线，所以叫“连横”。
“合纵”就是说，中原诸侯应当联合起来一同抵抗西方的秦国，造成南北联盟的局面。从地理上看，南北合成一条直线，所以叫“合纵”。
赵国人苏秦与魏国人张仪，曾经在齐国一同拜在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
苏秦得到燕文公赏识，出使赵国提出“合纵”六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依次前往韩国、魏国、齐国、楚国游说，拉拢六国加入合纵联盟，合力抗秦。苏秦做了合纵联盟的盟长，并且担任了六国的国相。此后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秦国都不敢窥伺函谷关以东诸国。直到后来秦国联合魏国、齐国一起进攻赵国，破坏了合纵，联盟也随之瓦解。苏秦最后在齐国遇刺而死。
苏秦死后，秦惠文王十二年（前313年），秦国想要攻打齐国，因为此时齐、楚联盟，于是便派国相张仪前往楚国游说楚怀王。张仪以商於之地为诱饵，先使楚怀王背弃了与齐国的联盟而与秦国结交，之后又背信弃义，拒绝交出商於。楚王发现被骗，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反而被秦国打败。两年后，楚怀王在张仪的游说之下，答应了张仪的建议，和秦国结盟。张仪接下来相继游说韩国、齐国、赵国、燕国，让各国都加入了与秦国的联盟，西向事奉秦国，张仪的连横战略大获成功。
随着秦惠文王死去，秦武王即位。武王从前就不喜欢张仪，等到继承王位，大臣们都来诋毁张仪。诸侯们听说张仪与秦王不和，也都纷纷背叛了连横政策，恢复了合纵联盟。张仪流亡魏国也死在了魏国。
远交近攻 《战国策·秦策》《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均记载：公元前270年，秦国穰侯魏冉准备派兵攻打齐国。巧合，一天秦昭襄王接见了魏国人范雎。
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国土地广大，士卒勇猛，要统治诸侯，本来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可是十五年来没有什么成就。这不能不说相国（指穰侯） 对秦国没有忠心办事，大王也有失策的地方。”
秦昭襄王说：“你说我失策在什么地方？”
范雎说：“齐国离秦国很远，中间还隔着韩国和魏国。大王要出兵打齐国，就算一帆风顺把齐国打败了，大王也没法把齐国和秦国连接起来。我替大王着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远交近攻。对离我们远的齐国要暂时稳住，先把一些临近的国家攻下来。这样就能够扩大秦国的地盘。打下一寸就是一寸，打下一尺就是一尺。把韩、魏两国先兼并了，齐国也就保不住了。”这就是历史著名的“远交近攻”策略。
古人对此计的注脚是：“混战之局，纵横捭阖之中，各自取利。远不可攻，而可以利相结；近者交之，反使变生肘腋。”此计的实施，实际上也是一种借力或借势而为的办法。远交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近处的利益。
推恩令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六国，行郡县制。然而，秦国二世而亡，短暂的14年国祚让建立起西汉王朝的汉高祖刘邦认为，单行郡县制不足以稳固中央集权，为了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刘邦采取西楚项羽分封诸王的制度，让封国、郡县并存。诸侯国地域广大,并且拥有域内的任免官员、募集军队的权利。至文景时期，诸侯国已然威胁到了中央，成了西汉王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阻碍。
汉景帝时期，为了强化中央集权，采取了晁错的建议发布了《削藩策》，但是却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叛乱之大在最初动摇了汉景帝削藩的决心，汉景帝为了挽回局面杀掉了晁错，但是吴楚叛军仍然不肯撤军，最终由于梁城的坚守和名将周亚夫的出色指挥汉朝中央军在三个月后取得了全面胜利。
七国之乱后，在内有诸侯林立，外有匈奴威逼的双重压力下， 汉武帝迅速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推出著名的《推恩令》，施行天下。《推恩令》一改昔时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诸侯国土地的做法，改为庶子在诸侯王死后同样可以分割部分土地而成为归郡县所管辖的列侯，加之郡县又在朝廷的掌控之下，这样一来，诸侯国土地不断缩小，朝廷控辖地不断扩大。绵延千里的大诸侯国在《推恩令》的作用下逐步瓦解，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被纳入到朝廷的直辖范围内。
《推恩令》既增强了中央集权，给予了西汉朝廷打击匈奴的信心，又扩大了朝廷的领地，为朝廷增加了财富，最重要的是西汉朝廷还获得了百姓的认同感、归属感。
堵不如疏，“一刀切”的做法是统治者短视的最好体现，合理的疏导才是长远之计。可以说《推恩令》是我国古代阳谋的一个最佳体现。
奉天子以令不臣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皇帝昏庸，大权旁落，汉已名存实亡。但由于谶纬神学和正统观念作用，刘氏皇权“受命于天”，汉献帝多少还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所以一些诸侯欲挟天子号令天下。
挟天子以令诸侯，始于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宰相管仲，他用这种方式作为抑制其他诸侯的策略。时至汉末，董卓、李傕、郭汜、杨奉等都曾“挟制汉献帝”，可是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据《三国志》记载，最早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是袁绍的谋士沮授。但因多数谋士反对，目光短浅的袁绍没有采纳。后来，雄才大略的曹操则充分地认识到献帝对他实施“天下归心”成就大业的重要意义，当即立断“遣曹洪将兵西迎”汉献帝，侍奉于许昌。
曹操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奉” 而不是“挟”。从此曹操利用汉献帝这个工具，发号施令于不臣，匡扶弘义，无论是征伐异己，还是人事任命，都用献帝的名义置对方于被动地位，借献帝之名，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强化自己的影响，给自己创造了极大的政治优势，一时出现了“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的盛况。
杯酒释兵权 公元960年，后周时任殿前都点检、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宋王朝。但宋朝建立刚过百天，原后周的两员重将——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就因拒受新朝统御，相继在潞州、扬州起兵叛乱，一年后才得以平息。
平叛归来的赵匡胤为此深为忧虑。从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帝国，到960年大宋帝国诞生， 短短53年间，中原大地历经五代八姓十三帝。从军中小校一步一步走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自然深深懂得兵权对于王朝兴衰的决定性作用。在皇帝眼中所有人都可能叛变，，必须防止历史重演。
赵匡胤采取用简单的办法处理复杂的事情，以厚禄为条件，劝将领放弃权力，多置良田美宅，日夜饮酒作乐，一心追求享受。
杯酒释兵权实际上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释掉的是中央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四人的兵权，赵匡胤自己曾经担任过的“殿前都点检”一职也随之取消，中央禁军的领兵权一分为三，自己直接掌兵控制。第二次是在开宝二年（公元969年），释放掉一批藩镇节度使的兵权，以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
通过两次宴请，请大家喝酒，酒后实话实说, 中央直属部队和地方军阀的主要兵权全部收回, 自唐中叶开始持续二百多年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终于打破，把一件令古今多少统治者伤透脑筋的麻烦事轻轻松松地了结了。
清君侧 清君侧的目的不是“清”而是“君”，所谓的“侧”，只是个借口罢了。古往今来“清君侧”都是造反的一块最美好的遮羞布。“清君侧”如果从字面上来解释，说的大概就是清除君王身侧那些个亲信、奸臣。
历史上的清君侧事件有四次，分别为西汉“七国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元朝孛罗帖木儿之乱、明朝“靖难之役”。
西汉“七国之乱”。汉高祖刘邦分封9名宗室子弟为王，到汉文帝时达18人，比刘邦时增加了一倍。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诸侯王国势力的发展逐渐构成了对朝廷的严重威胁，形成与之抗衡的势力，从而在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因晁错上疏《削藩策》，引发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王：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以“清君侧”为民的“七国之乱”。“七国之乱”以朝廷军队胜利，叛军覆灭，七国宗王丧生而告终。
唐朝“安史之乱”。唐玄宗末年至唐代宗初年（755年12月至763年2月），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以“清君侧”为借口，起而反叛背叛唐朝发动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因为发起反唐叛乱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元朝孛罗帖木儿之乱。孛罗帖木儿是元末重要将领答失八都鲁的儿子，随夫在与红巾军的作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孛罗帖木儿任中书平章事期间，卷入了元廷内部帝党和太子党的党争之中。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三月，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迫使元顺帝解除孛罗帖木儿的军权，四月又以孛罗帖木儿的不受命为由，联合扩廓帖木儿一起出兵攻打孛罗帖木儿。于是，孛罗帖木儿便以“清君侧”为名，成为元顺帝的外援，先后两次率兵攻打大都，后于七月攻入大都。八月，元顺帝以孛罗帖木儿为右丞相，在他执政的一年间，虽然制定了一些有利于百姓和恢复统治的政策，但对于已经千疮百孔的元廷来说，已经为时已晚。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初，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扩廓帖木儿再次发兵攻打孛罗帖木儿。同年七月，孛罗帖木儿被元顺帝派人刺杀而死。
明朝“靖难之役”。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依据自身的实践经验与认识，对以往统治格局和体制进行了大幅调整，建立起明代皇权政治的根基，并明令后继子孙不得更改。朱元璋死后，崇尚文治的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就实行“新政”，力图对朱元璋的祖制进行调整，因此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间的政治冲突，并为“靖难之役”埋下火种。燕王朱棣面临建文帝“削藩”造成的危境，1399年以“清君侧”维护祖制为名发动“靖难之役”。历时近4年的“靖难之役”最终以燕王朱棣入主南京和建文帝朱允炆失踪而告结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由藩王“靖难”并取得胜利的案例。
论持久战 1938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候，很多人对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感到非常迷惘，甚至出现了“亡国论”“速胜论”。此时，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将中日战争分为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成功预见了战争的规模；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将要到来的国际援助；日本将会对中国劝降，但中国不会投降；中国三方面力量的抗日态度；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日军将很难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日军在战略进攻达到终点后，将转入保守占领地；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将是主要的作战形式；；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日军将会厌战与反战；战争的形态；日本对西伯利亚最终将取守势等等。更是在全书结尾处，简明地作出结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一本区区56000字的薄薄小册子，放射着真理的光芒，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论持久战》不但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了中国抗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在这些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许多后来被历史发展所证实了的正确结论，也就是作出了很多准确的预见。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斗，就会有阴谋，也会有阳谋。
阳谋可以言顺而行正,，大道而行，堂堂正正，真正地以强己为要务，以自胜为目的，善于蓄势并造势，由于其隐蔽性和高明的本质，往往难以被对手识破或破解，从而达到更好的结果或实现更高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