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一架C-47-222号专机从青岛飞往南京，因南京上空正值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与地面联系和降落时劝其另降机场，于是只得转飞上海，又因上海也下着大雨，无法降落，又不得已再改飞徐州降落，结果专机撞上南京板桥镇附近岱山，机毁人亡。专机上一行人全部死亡，其中就有国民党军统局少将局长戴笠。

戴笠一死，没有主心骨的军统也随之处于风雨飘摇状态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迫于形势同意取消特务机关，与此同时，CC派陈氏兄弟、陈诚、孔祥熙等人也借机想整垮军统。不过，由于蒋介石的格外袒护，以及宋子文、胡宗南、汤恩伯等蒋嫡系实力派的支持，军统的架构得以保存但换了张脸。

军统毛人凤、郑介民、唐纵等人原本向蒋介石建议，改称为“国防警察局”，但蒋介石将中统局改称为“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同时，将原来的军统局一分为四，即：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交通部警察总局、内政部警察总署。

一分为四的军统，表面上是拆分了，但实质上四家仍以保密局为统领，1946年7月保密局正式成立，在南京马台街22号办公，1947年上半年迁入洪公祠新建大楼。

从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成立之日算起，到1946年3月戴笠摔死，军统存在了十四年。这十四年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军统组织不断壮大，包罗万象，既有秘密的、公开的、军事的、警察的，也有国内情报组织、国际情报组织、中美合作、中苏合作、中英合作等等， 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有5万余人，他们一部分直接在军统局编制内领取薪津，更多的则是在其他单位领取薪津，不用军统局负担。

庞大的组织必然会产生派系，内斗内卷不可避免。戴笠在世，各实力派慑于他的淫威，郑介民的广东派、毛人凤的浙江派、唐纵的湖南派之间虽有摩擦，但多暗而不露，在争权夺利中，出于自身利益，互相拉拢、互相利用。

保密局局长郑介民，身兼多职，只想以保密局作桥梁，升官发财，并不打算一辈子做特务头子。

副局长毛人凤，出身差、学历低，但一直是军统的“大管家”，对军统内部工作、组织人事及经费收支等都十分熟悉。戴笠生前曾向蒋介石特别推荐过毛人凤，蒋也希望毛能多负点责任。因此，毛人凤对保密局的工作比局长郑介民上心的多，一心想继承戴笠留下的基业。

副局长唐纵为人谨慎，对保密局的工作“躺平”，并不喜欢兼任军统公开职务。

三位局领导，各怀鬼胎，同床异梦。在毛人凤苦心维持旧军统现状下，郑介民、唐纵则极力主张新保密局要进一步分家，让军统组织的秘密机构与公开机构各立门户，自行管理，各搞各的，互不隶属。

此时的保密局隶属国防部，纳入正轨编制，大力缩减人员，内勤各处室从1000多人缩减为335人，外勤更是直接缩减为6023人，不及以前的七分之一。

除军统本部改为保密局外，军统别动军及各别动纵队、忠义救国军及各纵队、交通巡察纵队及三个支队、各公路运输处警卫稽查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所改为交通部警察总局；军统在各省市掌握的警察局及警察教练所，改为内政部警察总署；军统邮电检查处改为国防部第二厅；军统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改为兵工署稽查处。

军统改为保密局后，许多骨干已鄙视这份特务勾当，再不愿为它卖命，甚至在抗战胜利接收大城市时，趁机敛财，洋房、汽车、小老婆、条子等什么都捞到手，乘裁汰机会，溜之大吉，享清福去了。还有一些人凭借人际脉络，离开军统捞到了比较好的职位。

而那些职位低的小特务，面临失业调岗，如丧之犬，哭爹喊娘，甚至在缫丝厂戴公祠向戴笠遗像嚎啕大哭。郑介民为减轻压力，经向蒋介石批准，对一批没有生活来源的军统特务先送各军官总队待命，薪金待遇不变，等待机会予以转业或抽调。

1947年12月， 郑介民被免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国防部二厅厅长职务, 升任国防部次长，窥视已久的毛人凤如愿以偿升为局长。

保密局本部设有七个处，分别是：第一处（情报处）、第二处（行动处）、第三处（人事处）、第四处（电讯处）、第五处 （经理处）、第六处（军法处）、第七处（总务处），以及其他组、室、委、所、新闻社、图书馆、书店、学校等机构。

由于毛人凤既无学历，也缺乏资历，虽野心勃勃，以戴老板老管家身份支撑这份“家业”，但总力不从心，保密局的工作再也没有戴笠时代的风光。

按规定，新成立的保密局对外是完全保密性质的，其下属省站，不准公开行使职权, 无论是办公地点还是活动方式，都采用秘密形式。此外，保密局秉承军统时与同级多家特务机关横向联系的传统。毛人凤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上买了一幢洋房，取名“诚庐”，每月邀请宪兵司令张镇、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中统局改组） 局长叶秀峰、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等到此屋开会一次。

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为负隅反抗，保密局设立了三个区和两个办事处：东北区（对外称东北督导室）、西北特区（对外称西北行政长官公署第二处）、西南特区（对外称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第二处）、以及广州办事处、重庆办事处。

保密局各省站站长不再保密身份，而是公开身份同当地军政机关进行联系。保密局的省站站长可以以军阶兼国防部专员身份出现，例如原来是少将的，则以少将专员身份公开，原是上校站长的，则以上校专员身份公开。同时，保密局还印发了一种“外勤职员证”，除证明身份外，还标示使用人的职权。

同时外勤各省站又分为甲、乙、丙三类省站。甲种类如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河南、湖北、云南、重庆、沈阳、广东、陕西等站；乙种类如安徽、贵州、湖南、江西、福建、长春等站；丙种站如琼崖、热河、察哈尔、新乡等站。

保密局这三种站，到1948年后略有扩充，一部则转入地下潜伏。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除极少人逃跑外，其他的残留人员均全部瓦解，保密局在大陆的力量从此结束。

当年戴笠常常引用诸葛亮答复刘备的一句话“君择臣，臣亦择君”，对蒋介石数十年如一日，谨慎小心，不计报酬，不夸功，不拘名义，也不要金钱，唯命是听，一副忠仆的态度。戴笠报告蒋介石的情报件件确实，从来也不夸大，他同时的十三太保都早已爬上了高位，获得中将少将军衔，一身数要职，戴笠却还保持中上校的参谋军衔。

即使蒋介石曾圈定戴笠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戴笠仍坚辞不受，且声明他还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蒋介石亲自介绍其入党，戴笠却仍表示愿作“无名英雄”，并一再上书，不计个人名利，只要能信任他，甘愿牺牲个人一切，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与厚爱。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超过陈果夫、陈立夫CC系统的“中统”，及其他宪兵、警察等系统的特务头子, 而这一信任一直延续到戴笠死。

在戴笠死后，军统特务机构失去了核心，蒋介石下令由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共同负责改组军统组织。

毛人凤曾有一个比喻：“戴笠好大喜功，一块钱要做十块钱的事；郑介民小气保守，一块钱只做六毛钱的事，扣下四毛决不动用。”郑介民为人处处讨好，皮球政策，只要有官做, 决不轻易得罪任何一方。戴笠做事认真负责，郑介民得过且过；戴笠尊严、威猛，令人可畏，很难接近下层，郑介民和气一团，打牌、跳舞，容易与部下打成一片；戴笠情之所至，得意忘形，还容易泄露不可告人的某些机密，郑介民则矢口不言，连对他的老婆也不说真话。由此可见，与戴笠相比，郑介民更为狡猾。

郑介民牛皮糖的脾气、作风，是其藏拙求全取胜的手法，每每遇到重要一点的事，他从来不立即拿出自己的主见和办法，而是嬉皮笑脸地征求人家的意见，或者在未明对方的企图之前，绝不表示自己的意见，就是到了完全摸清人家的底时, 他还在装傻。有这样的保密局局长，可想带领下的保密会怎样了。

唐纵没有烟、酒、嫖、赌“嗜好”，也没有自骊自恃与人难处难合的弱点。他在军统时与谁都处得来，素有“唐婆婆”之称。平日的作风就是抱大腿主义，戴笠生前抱住戴的大腿，在蒋介石身边抱住陈布雷的大腿，最后进而抱住蒋介石的大腿。

在军统多年，唐纵被拥立为“湖南派”首领，进而与广东派的郑介民、浙江派的毛人凤争夺军统的领导权。他不但远远地退在一边，且极力阻止下属。只想凭借“黄埔六期”的金字招牌爬上更高位，信奉只要取得蒋介石的宠信，一定会有比保密局更重要的职位，争，一定会打得头破血流，不如不争，以待水到渠成，简直就是一个“佛系”。

在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互争权利的派系斗争中，最不起眼的毛人凤居然占了上风，其原因是得力于戴笠的衣钵相传。毛因长期在局本部任主任秘书的关系而掌握了较多的特务骨干，而对军统平日为蒋介石效忠干出来的一切阴谋毒计、不可告人的罪恶案件等，毛人凤比之郑、唐知道的更多更详。

相比“牛皮糖”郑介民、“佛系”唐纵，毛人凤可以说是戴笠衣钵相传的死党，保留了戴笠的权诈作风，而且使人不易发现他的面善心恶。他对军统局上中下三级的骨干，他都能接近，而且拉拢得好。军统局内内外外的一部名册，几乎都记在他的心中，只要从平日与他的谈话以及他与戴笠的问答中，就会发现他的记忆力极强，由此也可见他在人事关系上用尽了心思。

我们常说，领导班子的团结意义重大，它不仅事关一个班子工作的成败，而且事关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事业的兴衰。

保密局“三巨头”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一方面回避矛盾，怕得罪人，另一方面内部冲突迭起、矛盾纷繁，内耗丛生， 一把手不强，缺乏凝聚力，没有形成核心，造成保密局上下一盘散沙。

窜逃到台湾的毛人凤遭到蒋经国的嫉恨，1955年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虽官拜二级上将，基本上已无实权，1956年10月14日，毛人凤因病去世，时年58岁。

郑介民到台湾改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国家安全局局长，晋升二级陆军上将，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因病去世，时年62岁。

唐纵在台湾依旧工于心计，老谋深算，深得蒋介石、蒋经国的器重，1981年在台北病逝，时年76岁。

至此军统保密局时代彻底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