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穆罕默德·霍加·贝赫布迪，乌兹别克剧作家、教育家、记者、中亚扎吉德运动领导人之一。

1875年1月，贝赫布迪出生于撒马尔罕州郊区的巴希特帕村，其父贝赫布迪·霍加·萨利赫是12世纪中亚苏菲派圣人艾哈迈德·亚萨维的后裔，也是该村的伊斯兰法官。

贝赫布迪小时候在村里从父亲和叔叔那里接受了传统的伊斯兰基础教育，然后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马德拉萨中学习。

由于其父早逝，贝赫布迪寄居在其担任伊斯兰法官的叔父家中，18岁起在法庭任职抄写员，而后升任伊斯兰法官和穆夫提。

1899年，时年25岁的贝赫布迪登上外里海铁路列车前往麦加朝圣，在旅途中他相继游览了伊斯坦布尔、开罗、麦加和高加索地区。

在这场旅行中，他了解了土耳其和埃及的教育发展情况，会见了有关教育文化改革的主要人物，这次旅行也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

回国后，他订阅了加斯普林斯基的《译者报》，并开始思考中亚社会的问题及解决方式。1902年，他开始向《突厥斯坦地方公报》投稿。

1903-1904年，他前往喀山和乌法以便更好地了解新方法学校。在此后十余年间，他编写了多本教科书并创办了一所位于撒马尔罕的新方法学校。

此外他还先后从事出版报刊杂志、开办书店、编写剧本等社会教育活动，编写了中亚地区第一部戏剧《弑父》和第一本杂志《明镜》。

1914年5月29日，他再次开启旅途，这次不仅访问了阿拉伯世界，还游历了敖德萨等俄国城市，此外还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加斯普林斯基，他将其旅行回忆录发表在了《明镜》杂志上。

1917年，他在塔什干的突厥斯坦穆斯林大会上发表演讲公开反对穆斯林之间的任何分歧，其主张改革的想法被布哈拉埃米尔穆罕默德·阿里姆汗所忌惮。

1919年春，贝赫布迪在沙赫里萨布兹被逮捕，随后埃米尔以逆反罪判处其死刑。

为了考察贝赫布迪的教育思想，首先要考虑他创作的最为著名的戏剧作品——《弑父》，这是一部由贝赫布迪创作的呼吁在新方法学校教育孩子的作品，也是中亚的第一部戏剧。

该剧于1914年1月15日在撒马尔罕新城首演，其主要目的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强调教育的必要性，提高人们的社会文化意识；

二是用戏剧收益来支持新方法学校、慈善机构、出版书籍等教育活动。

《弑父》展现了一位巴依不顾毛拉的再三警告，拒不履行特定的宗教和社会义务，拒绝让自己目不识丁的儿子接受教育。

结果这个不学无术的儿子犯下了弑父的滔天罪行，这个致命错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父暴毙，家破人亡的悲剧结尾。

贝赫布迪对这个悲剧故事评价道，“他因过于盲目而无法预见即将遭受的苦难，并以此表明如果不能培养当代突厥斯坦青年人在社会上发挥应有的作用，那将会使民众永远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并给该地区带来更多灾难”。

在这部戏剧中，代表扎吉德主义者形象的是一位改革派伊斯兰学者和一位通过俄语学习现代文化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贝赫布迪通过这两个角色的话语，表达了受教育的必要性。

无知孕育着所有的罪恶几乎是剧目中唯一陈述。

无知导致社会内部缺乏合作，并最终导致社会纽带断裂和宗教热情减弱，这将预示着中亚穆斯林社会的消亡，贝赫布迪在《弑父》中隐喻了这种情况。

如果将上述知识分子和毛拉的台词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他们都指出社会不发展的原因是民众不学无术，愚昧无知。

毛拉则从假设性原则出发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子女会花光父辈的财富，最后家破人亡，而知识分子则从结果出发认为流浪、被奴役和贫困潦倒的耻辱都是没有受过教育和无知造成的。

基于此，他们呼吁中亚民众对子女进行教育，在教育上，毛拉只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最起码要在中亚的学校上学，不论旧学校还是新学校。

而知识分子更进一步指出不仅要在中亚学校完成基础宗教知识和世俗知识的学习，还应资助学生去伊斯兰世界和西欧、美国等发达地区接受深造。

贝赫布迪已意识到他们的时代是“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时代”，建立现代教育体系是他们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而接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必定会给中亚地区带来自由与繁荣。

除了编写乌兹别克第一部戏剧外，贝赫布迪还创办了中亚第一本杂志《明镜》，他认为语言以及语言学习在教育中占有特殊地位。

1913年8月20日，贝赫布迪在其《明镜》杂志第一期中刊登了一篇名为《我们需要四种语言，而非两种》的文章，在文章中他阐述了学习乌兹别克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俄语对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他指出，突厥斯坦人需要熟练掌握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俄语这四种语言并达到流利的水平，以便跟上时代步伐，享受现代知识和思想。

由于他的尝试，杂志版面上经常发表有关语言问题的文章，可以看出贝赫布迪对语言问题给予了一定关注，并感到这些问题在社会上的重要性。

而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了学习这四种语言的原因：“首先，突厥语或乌兹别克语是突厥斯坦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

其次，波斯语是伊斯兰教和文学家的语言，至今在突厥斯坦各地新旧学校中都有波斯语诗歌和散文书籍的教学；

接着，关于阿拉伯文，马德拉萨教授的所有伊斯兰教法书籍都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

最后，关于俄语，是学习现代科学所必备的，对‘现代商业事务、工业和国家事务，甚至伊斯兰教的宗教和国家服务’都有帮助”。

在当时俄国统治的中亚地区确实生活着许多塔吉克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和土库曼人，但大部分人口是乌兹别克人，突厥语是使用最广泛的语言。

而之所以会波斯语，是因为许多塔吉克人也居住在中亚，他们既能讲波斯语，又能讲突厥语。

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用突厥语或乌兹别克语交谈，但在塔吉克人中，他们讲波斯语。

不过这些都局限于口语，贝赫布迪更多地是希望中亚民众能够掌握这两种语言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这两种语言在贝赫布迪心中十分重要，他认为这些语言是一种独一的语言，或是穆斯林的语言。

其次，阿拉伯语在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中亚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这里，贝赫布迪已经大致理解和评估了当时中亚局势，中亚被俄国统治已是既定事实了，很明显，一切具备现代性的制度和设施都是由俄国人传入中亚的，如果想使用这些新事物则必须使用俄语。

在这里，贝赫布迪还指出了在俄罗斯学校学习和掌握俄罗斯法律的必要性，并暗中抨击了当时中亚人对俄国强烈的排斥心理。

可以说，贝赫布迪把语言学习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提了出来，并坚信这将为培养能够为祖国利益服务的知识分子铺平道路。

在谈到教育相关内容时，贝赫布迪关于民族主义的教育思想十分显著，在许多贝赫布迪的著作中，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信仰和穆斯林作为一个群体之间的区别完全消失了。

比如上述戏剧《弑父》的例子，他曾敦促他的同胞教育他们的孩子成为法官、律师、工程师、教师、国家的支持者和人民公仆，为民族崛起而奋斗。

突厥斯坦的穆斯林构成了贝赫布迪的民族范围概念，这是一种世俗民族主义，贝赫布迪在接受教育的益处方面，他对中亚地区穆斯林福祉的关注要优先于伊斯兰的宗教教义。

在女性接受教育方面，贝赫布迪提出了关于妇女在中亚社会中的作用的新思想，强调女性接受教育的必要性。

虽然提倡妇女接受教育，但贝赫布迪更加突出教育的作用，他并不承认男女之间的平等，他认为女性天生是有缺陷的，只有接受教育，她们才会成为负责任的人。

从以上《弑父》剧本的部分台词和《明镜》杂志的部分社论可以看出，贝赫布迪认为教育的作用无限巨大，接受教育是中亚穆斯林的义务，普及教育是他的首要任务。

在培养知识分子上，贝赫布迪认为中亚不仅需要宗教知识分子，还需要会外语和世俗知识的知识分子，只有这样中亚才有未来。

另外，在女性与接受教育的关系上，贝赫布迪很难给予其与男性相平等地位，显得十分保守。

​穆纳瓦尔·卡里·阿卜杜拉希德汗·奥格利，中亚扎吉德运动核心人物之一，教育家、诗人，塔什干最重要的扎吉德主义者，在许多方面是贝赫布迪的同行。

1878年，他出身于塔什干的书香门第，其父亲阿卜杜拉希逊是一位穆达里斯，母亲哈希亚特·奥丁是一位女子马克塔布的教师，此外卡里的两位兄长阿扎姆逊和穆斯利姆逊也是教师。

他曾师从于当时中亚名师乌斯曼·汗，1885-1890年，他在布哈拉的米尔阿拉伯经学院学习，他确信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社会需要进行彻底改革以应对俄国征服带来的挑战，而改革需从基础教育开始。

1901年，穆纳瓦尔·卡里在回到塔什干后在当地开办了一所按照新方法进行教学的学校。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试图将新方法学校正式化，形成一个具有统一标准和课程的纲领，他所创办的学校被同行称为模范，他为新方法学校出版了许多教科书。

最为著名的由1907年编写出版的《第一位教师》以及同年底编写出版的《第二位教师》，在1901-1917年间，穆纳瓦尔·卡里所编写的教科书至少出版了2-3次，大部分单独出版了9-10次。

除出版教科书外，他所编写的关于学校组织原则的《指导书》受到了许多新方法学校的青睐。在进行教学的同时，卡里还积极参与了塔什干的办报和戏剧活动。

在1906年，穆纳瓦尔·卡里与他人合伙创办了《进步报》，此外自己还独立创办了《太阳报》。

另外，他还在争取城内较富裕的商人开设阅览室和组织名为“援助”的慈善组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与贝赫布迪不同，穆纳瓦尔·卡里始终与俄国人保持着距离，他是唯一一个从未在奥斯特罗乌莫夫的报纸上发表过文章的中亚扎吉德主义者。

在二月革命之后，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1929年11月6日，他被苏联方面以反革命罪逮捕，在古拉格中，穆纳瓦尔·卡里被指控对苏维埃政权保持着不可调和的敌意。

继续把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聚集在自己周围进行反苏宣传，并根据阿富汗外交官的指示进行间谍工作，之后他被押往莫斯科并于1931年4月23日被处决。

在穆纳瓦尔·卡里的学校教育内容中，道德教育占据了重要位置。

穆纳瓦尔·卡里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互助、诚信、宽容、自谦和孝顺的重要性以及拒绝奢侈和卑鄙的观念与想法的必要性，这种教育观念可以从他的教科书《第二位教师》中看出。

比如在题为《母亲对孩子的爱》的短篇故事中，这个寓教于乐的故事告诫孩子们要敬重和感激他们的母亲。

此外一个名为《两位挚友》的小故事则讲述了互助的重要性，内容如下，两位志同道合的人成为朋友并一同踏上了旅程，在路上一只熊突然冲向他们，一个年轻的同伴抛弃了他缓慢的年老朋友。

年老的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熊在他头上嗅来嗅去后走开了，这才使得他获救。

而当熊离开后，同伴从藏身处出来，笑着说：“朋友，熊在你耳边说了什么？他回答说：“熊在我耳边说，永远不要试图寻找一个在无助的时刻突然抛弃你的人做伴。

此外，该教材还展示了一则说真话和说假话后果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两个男孩在学校玩耍时打碎了一个钟表，当被问及是谁打碎了钟表时，其中一个承认了错误。

因为他是一个 “说真话的男孩”，另一个男孩则责怪他的玩伴以此表明自己是个说谎者，一个人在赞扬说真话的男孩的同时责骂了说谎的男孩。

这些故事都体现了穆纳瓦尔·卡里认为诸如孝顺、诚实、勇于担当等道德品质是学生所必备的素养的教育思想。

在这本教材中，卡里还列举了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以此让其教材更具说服力，亚历山大大帝即使在最小的生物面前也表现出了无能为力。

在这个故事中，亚历山大大帝无法命令苍蝇停止烦扰和叮咬愚者的脸和手，这则故事则主要传达的是谦逊为一个人所必要的品质。

可以说，这类包括了童话和动物相关故事的教材，较大程度地减少了学习枯燥程度。除了头脑知识外，身体素质教育也是穆纳瓦尔·卡里尝试去做的。

穆纳瓦尔·卡里曾在他的新方法学校课程中引入了体育锻炼，但并未持续多久。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与贝赫布迪一样，穆纳瓦尔·卡里也主张将中亚当地穆斯林学生送到进步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甚至是西欧发达国家接受教育，为国家的未来培养高素质人才。

在20世纪初期，穆纳瓦尔·卡里组织了一个慈善协会，将学生送到君士坦丁堡和阿塞拜疆留学。

此外，卡里还与布哈拉扎吉德主义者如阿卜杜若弗·菲特拉特、费祖拉·霍贾耶夫等合作将60多名才华横溢的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塔尔和塔吉克族男孩和女孩送到德国留学。

综上所述，穆纳瓦尔·卡里认为教育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旧式宗教教育已经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了，革新势在必行，特别是学校教育的改革，建立新方法学校培养和教育儿童已刻不容缓。

新方法学校所采用的科学的学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将有利于学生轻松且有趣地学到必要的知识。

此外，穆纳瓦尔·卡里提出了人的个性价值这一最重要的教育学思想，关注儿童身心能力的发展以及对年轻人的道德教育。

除此之外，如有必要以及条件允许，卡里认为应该将穆斯林送往西欧等发达国家接受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