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23日，北平的空气有点紧张，像是某种大事就要发生。这一天，李大钊同志的灵柩终于可以出殡，尽管距离他英勇牺牲已经过去了六年。天知道，这中间发生了多少曲折离奇的故事，今天，李时雨这个小伙子终于站出来了，担起了送葬的重任。
李时雨穿着一身孝服，头戴白色孝帽，他站在灵柩旁，严阵以待，眼睛警觉地扫视四周，生怕某个不知情的反动军警突然冲出来抓个“现行”。
他心里暗自嘀咕，想着既然党组织交代了，这送葬就得完成。哪怕是走上了艰难的道路，他也得把灵柩给送到万安公墓。可是，一想到这些反动军警的面孔，他又有点不太乐意，毕竟谁都知道送葬这事儿，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怕的就是警察来抓人。
灵柩刚一抬出来，李时雨马上就看到了那些看似“和蔼”的反动军警。他心里一沉：“来了，来了，果然没错，这些家伙都特喜欢用拳头解决问题。” 于是他立马加快了脚步，走到李大钊的小儿子身边，轻声说道：“别怕，跟着我，走一步，看准了。”
小儿子本来还以为送个父亲的葬，没想到一路上都像是进了战场。“叔叔，他们不会来捣乱吧？”他小心翼翼地问。
李时雨拍拍他的肩膀：“放心，我陪着你，哪怕是大风大浪，我们也不会停。” 他心里可不这么想——他倒是担心自己能不能及时溜进人群，不然这送葬的事儿可能就得提前“圆满完成”了。
果然，没走几步，反动军警就来了。李时雨看着他们那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表情，心里一阵不安。这时候他不能掉链子，得想办法让他们一时半会儿别发现自己不在名单上。
于是，李时雨一边紧跟着李大钊的小儿子，一边偷偷把自己的身份和气氛调皮地掩藏在那些悼念的群众之中。别人哭声、口号声一响，李时雨就悄悄拉着小儿子往前走。虽然外面看似平静，但他心里早已掀起了波澜——这步步惊心的送葬路，他走得如履薄冰。
“往这边走，快！”李时雨用力低声吼了一句，带着小儿子从一群人群里穿梭过去。好家伙，那些民众看得太投入，反而没注意到他在队伍里插进来的动作，连个眼神都没投过来。
有的群众已经开始跟着喊口号了：“还我自由！打倒帝国主义！”这场面，简直是大规模的游行，李时雨心想：反正只要不被抓到，他自己都快变成了个小明星。可有些明星是没饭吃的——他得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避免被军警那群没脑袋的家伙给盯上。
走了好久，终于抵达了万安公墓，大家的口号声更响了，似乎连天都能听到。李时雨偷偷瞥了眼四周，确定自己没被发现，松了口气。他心里默默感慨，这些年的艰难，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长跑”。
不过回想这一路上，李时雨不禁觉得，今天的“葬礼”，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痛哭流涕的情景，反倒像是进行了一场巧妙的逃亡。说到底，送葬的任务，反倒成了一个“完美的掩护”，他自己也成功地完成了党的任务。只不过，他心里清楚，葬礼只是个幌子，背后那群反动派才是最难缠的对手。
送葬的队伍渐渐散去，李时雨跟着最后一队人走出公墓时，心情忽然轻松了几分，“这任务算是顺利完成了”。
02李时雨，别看他名字听起来像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其实他背后有个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你看，他并不是李大钊家族里的晚辈，跟李大钊姓一个姓，倒像是碰巧遇上了个亲戚，顺便占了点“革命世家”的光。真实身份是黑龙江人，小时候叫李亭芳。
改名李时雨可不是为了赶时髦，主要是被《水浒传》里的宋江给吸引了。你说，这人脑袋一转，怎么就觉得自己也能当个“及时雨”呢？不过倒也好，心里一旦有了目标，名字都能改得有理有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那时的李时雨还在北平法学院读书，心里倒是没想过要做什么“大事”。说实话，他那两年，哪有心思关注政治呢？每天忙着读书，偶尔去球场上踢踢球，或者跟同学们讨论下“这道题怎么算”之类的，完全跟革命沾不上边。那些同学还以为他是个死读书的“学霸”，估计也没想到，这位“学霸”以后会成为革命的一颗“星”。
不过，到了1931年，形势突然来了个大逆转。李时雨醒了，像是被一记重锤砸中，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界，咱们这帮人，不能再光顾着读书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你说，这个“觉醒”的过程，得有多戏剧化！他赶紧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了没几天，又顺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你看，这动作干脆利落，速度不亚于解锁一款新游戏的操作。
有同学问他：“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政治的？”李时雨笑着说：“自从我发现，光靠书本解决不了问题，得亲自去革命一趟。”同学们估计也只当他是在开玩笑，谁知道，几年后，这位“笑谈革命”的学霸，竟然成了历史上的风云人物。
总之，李时雨那一生，简直就是“书生变革命家”的最佳案例。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个和大家一样埋头读书的小青年；后来，国家出事，他一个箭步跨进了革命的洪流。再后来，别人追问他这一路的心路历程，他笑笑：“有时候，革命比读书还要让人清醒。”
03李时雨这人，真是个干大事的料，虽然他一开始看起来就像个书生，连鞋底都不愿意沾上泥。但，真到了关键时刻，你就会发现，这人不仅会潜伏，还会像个影帝一样让人完全看不出他干了什么事。
1933年，党组织把个重担交给了李时雨——负责李大钊烈士的葬礼。李时雨倒像是个老练的策划师，竟然把这件事办得井井有条，完全不像是个刚入党不久的小伙子。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李大钊可不是个小人物，葬礼办得像样点，才能对得起他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想当初，如果他不是革命党，搞个什么葬礼策划公司，肯定比现在的婚庆公司更赚。
时间一晃，到了1934年，李时雨大学毕业了。有人问他：“毕业后打算做什么？”李时雨淡定回答：“当然是去东北打入敌人内部，搞些‘卧底工作’。”就这么，党组织给了他一个“黄金机会”，让他潜伏在东北军，开始了他漫长的潜伏生活。你看，这个“潜伏”可不是简单的“当个秘书、做个后勤”，而是直接混进敌人阵营，给敌人上演了一场“反向渗透”的大戏。
在东北军这几年，李时雨真是低调得一塌糊涂。每次跟战士们聊天时，他就像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好同志”，用最随意的语气讲讲中共的主张，时不时地抛个小问题：“你们觉得，我们为了国家应该做些什么？”然后，就等着战士们开始自我思考、互相讨论，反正李时雨站在一旁，假装自己是个“打酱油”的人。你说，怎么可能让敌人察觉到，这家伙已经在搞思想工作呢？
然而，西安事变后，局势一变，东北军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时雨在那里的工作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就在他准备悄悄去北平找党组织时，天津被日军攻占，去北平的路一下子被切断了。李时雨那时真是郁闷极了：“这下麻烦了，连回家的路都没了！”他心想，天津这么大，总得有个地方可以落脚吧？结果，他还真是运气不错，居然碰到了当地中共秘密组织的负责人，像是碰到失散多年的“老朋友”，一眼就认出了彼此。
“你怎么还在这？”那负责人笑着问他。
“哎，别提了，路给堵了。”李时雨耸耸肩，“不过也好，反正我这颗革命心不改，在哪儿都能继续为人民服务。”
从此，李时雨又重新进入了组织的怀抱，继续开展他的秘密情报工作。你说，这人真是天生适合当个“隐形人”，在风头最劲的时候，他能不声不响地消失，在你觉得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时，他又能悄悄给敌人来个“致命一击”。
总的来说，李时雨的这段经历，简直就是“卧底人生”的最佳剧本。谁说革命就得高喊口号、引人注目？李时雨告诉你：有时候，默默无闻、低调潜伏，才是最致命的武器。
04李时雨真是个“不安分”的角色，活脱脱一个“地下工作者”的经典教材。他的潜伏技巧，不仅能让人看不出来，更能让敌人自己以为他是“忠诚”的一方。就拿他这段打入天津法院的经历来说，简直是“隐形侠”的大作。
你想啊，李时雨进了法院，不是去当个法官或者书记员，而是打入了“高层”——日本特务机关发给了他一张金闪闪的通行证，往返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简直是“官民通行无阻”。你要说他没点本事，怎么可能在敌人眼皮底下跑来跑去？这可不是普通的“跑腿”，他还肩负着传递党情报的重任，时不时把电台机械、马达这种“不重要”的东西送来送去，顺便还完成了一个“大任务”。
有次，他接到指令，去“销毁证据”。他去到冯冀的卷宗案子里，瞅准时机，把那些东西一把火给烧了。法院那边一查，找不着证据，冯冀就奇迹般无罪释放了。你说，冯冀能活命的原因，真得感谢李时雨这个“绝世好人”，给他点燃了“无罪释放”的火种。冯冀当时应该满脸懵逼：“我这是得了个什么神仙保佑？”
不过，李时雨真正的“高光时刻”还在后头。1939年，汪精卫投敌叛国，和日本人勾搭上了。李时雨脑袋一转，觉得自己也该上个大台阶了。于是，他顶着“国民党北方代表”的假面，成功打入了汪伪政府。
他悄悄地接近汪伪高层，向中共提供了大量关于汪精卫叛国的情报。你想，汪精卫那种一看就“露出马脚”的人，居然被李时雨玩得团团转。说实话，他这么给日本人当卧底，也算是“知情者”的极致表现。最让人佩服的是，他连汪精卫的小心思都能抓得住，简直是“情报界的天才”。
然后，到了1940年4月，李时雨正式“升级”，成了汪伪政府“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专门在陈公博的手下工作。你说，这不就是“假装革命者，实际上搞情报”的最高境界？陈公博以为自己在搞“建国大业”，结果自己成了李时雨的“背景板”。
李时雨接近陈公博后，迅速就打入了汪伪政府的核心圈子。每次会议结束，李时雨不是立刻去喝茶、打牌，而是偷偷地把那些敏感信息发出去，像个“情报间谍”，就差没带个耳机了。有人问他：“李委员，你这每天忙些什么？”李时雨笑着说：“不忙，不忙，就是忙着做一些‘建设性’的事，咱们国家的未来可全靠我了。”你说，李时雨这嘴皮子，能把敌人绕得晕头转向，简直是个“政治游戏大师”。
这段时间的李时雨，就像是一颗深藏在敌人阵营中的定时炸弹，随时准备给敌人来一击致命的反击。
05李时雨这个人，真是个“靠山”多得没边儿的角色。你看，他一打入汪伪政府，居然就凭着和陈公博的关系成了“亲信”。这叫什么？这叫有关系，做人不用愁。要是换了别人，想在那种地方混得开，恐怕得抬头挺胸，顶着风头往前冲。李时雨呢？人家低调，悄无声息就成了汪伪政府的“内线”。反正，陈公博信任他，其他人就觉得他是“陈公博的人”，也就没怎么质疑他。这就是人家李时雨的“隐形身影”，谁也看不见，结果能做到的事比谁都多。
在汪伪政府里，李时雨一开始没什么名气，但时间一久，靠着“大树”的庇佑，再加上自己那点过人“潜伏”本事，立马就有了“位置”。他开始频繁出入各种交际场合，吃吃喝喝，交个朋友，收集情报。要说这情报收集的功夫，那真是他的一大绝活。像个溜溜球一样的，转来转去，不声不响地把敌人的一切都搞清楚了。
有次，他偷偷向中共传递了日军的“扫荡计划”。这事儿办得好，直接避免了新四军大规模伤亡。你看，李时雨这人，就是在这关键时刻拿出了“卧底”的杀手锏。别人都在为如何规避日本的“扫荡”发愁，李时雨早已悄悄地把情报送出去，省得我军白白浪费一场死伤。他可不是那种只会坐在“办公室”发发愁的人，真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他的手段跟电影里的间谍差不多，默默完成任务，稳得一塌糊涂。
这不，1945年日本投降了，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大变化。戴笠开始搞“肃奸”，李时雨立刻成了焦点人物，所有人都盯着他，想知道他是不是那个“潜伏多年的敌人”。李时雨倒是挺淡定，跟当初进入汪伪政府时一样，根本不慌。心里琢磨着：“现在该如何是好？是不是该等党组织给点指示？”结果，这时候，他的“好友”——大律师余祥琴找上了他。
余祥琴可不是个省油的灯，背后有军统的支持，专门给汪伪政府里安插了不少眼线。余祥琴见李时雨眉头一皱，立马笑眯眯地上前搭话：“时雨，最近风头不小啊，我那边有个新机会，想不想一起投奔军统？”说实话，余祥琴的意思就是：“你别在这等着了，跟我走，咱俩能混得更好。”李时雨愣了愣，笑了笑：“你说的‘机会’，是啥？难道要我做你的小弟？”
余祥琴赶紧摆摆手：“别啊，我是诚心诚意地邀请你，军统这边需要像你这样的人。”你说，李时雨听了，差点没笑出声。“需要我？需要我干啥？做个‘内奸’还是‘间谍’？”李时雨挑了挑眉，心里暗想，这余祥琴可真是有两下子，居然能把军统的“潜力股”给拉拢过来。
不过李时雨也不是傻子，他眼睛一转，笑着说：“你这话说得倒是挺有意思，不过我得考虑一下，毕竟，革命的路还长，我可不能轻易‘转行’。”余祥琴一愣：“你不考虑一下？”李时雨淡淡地说：“我考虑过了，不是你说加入就能加入的，我得先想想要不要换个‘队伍’。”他这句话不简单，一方面是给余祥琴留个面子，另一方面也是在给自己留条后路，防止被人当成“投敌”的那种人。
最后，李时雨决定继续等党组织的指示，毕竟这事儿涉及的不是小事，眼下的局势才刚刚开始变化，谁能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他这人在敌人面前走得稳如老狗，反而在自己的党组织面前，才显得更加谨慎。毕竟，李时雨这人，哪怕身在敌营，也能让敌人觉得他是“自家人”，说不定就能再给日本人“上一课”。
06李时雨那会儿真是干得风生水起，没想到能从汪伪政府的“副业”转到军统，简直就像是从“街头小混混”升职成了“黑帮大佬”。可你说，能把自己混到军统里，不是纯粹依靠运气，真得有点本事。而且他倒也不急着摆“革命者”那副面孔，一步步踏实往上爬，别看他低调，手腕却很硬，得了戴笠的信任，那可是千年难遇的“职场捷径”。
话说，李时雨刚进军统那会儿，靠着手头的机密文件，他真是活跃得不行。你要说他没点“办法”，怎么可能在这样一个“鬼窟”里混得这么顺？他可不仅仅是个“打杂”人员，反而利用手头的资料不断将机密情报传递给中共，救了不少在暗杀名单上的同志。你看，李时雨这人，就是一块活生生的“革命木料”，不管在哪个阵营，都能像个钢针一样扎到敌人的心窝里。每当他把某个机密文件悄悄交出去时，都能心中默默得意：“今天又能让敌人憋屈一会儿。”
可是，功成名就的李时雨，慢慢地也开始有点“心虚”了，尤其是当他从一个不显眼的小角色，突然升职成了军统的“少将”时，他就有点不太舒服了。你看，他从一开始的“小人物”，到现在被戴笠亲自提拔，戴笠每次见到他，都会拍着他的肩膀说：“时雨啊，你可真是个好干部，以后要更加努力呀。”李时雨心里那叫一个得意，但也不敢大意，毕竟他知道，自己可不是从正道上爬上来的。这时候，他就暗地里想：“哎，我这样混下去合适不合适呢？”
于是，李时雨就找了个机会，悄悄跟党组织打了个“咨询电话”。他心里想：“既然我都成了军统少将，那是不是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了？”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组织啊，我现在这个位置，似乎挺高的，应该怎么办？是不是该继续在军统干下去？”
组织那头的回音没有丝毫迟疑，简直就是一锤定音：“官越大，越能接触到更有价值的情报。你越高，敌人就越不会注意你，反而能做更多的事。所以，不要怕，继续往上爬！”
听到这话，李时雨心里一阵安定：“哦，原来如此。看来，升官发财的路，还真是有条理的。”于是，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在军统继续混的决心。“不能急，不能暴露自己的‘革命属性’，得慢慢积累，等到适当时机，直接反击。”李时雨想得有点像在玩“国际象棋”一样，谋定而后动，仿佛他已经预见到了未来的胜利。
可是，问题就在这儿。随着李时雨在军统的位置越来越高，那些同样眼红这个“少将”的人，也开始注意到他了。军统里的权力斗争，越发激烈，李时雨那点“小心思”也很容易被别人嗅到。一个个“同僚”开始盯上他，甚至有人悄悄提出：“这个李时雨，怎么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和中共有点牵连？”你说，李时雨这样大张旗鼓地上位，怎么可能不引起敌人的警觉？
有一回，李时雨在军统开会时，发现自己突然被几个“眼神”不太友好的军官盯上了，他赶紧低下头，一边听着议程，一边在心里琢磨：“哎，这事儿怎么办？不会真被他们给揭了吧？”结果，果然不久后，他就被揭了“底细”。有人开始暗示：“李时雨和共产党有牵连，这事儿可得好好查查。”李时雨心里那个冷汗啊，真想自己能变成一块石头，藏进墙缝里去。
于是，他又开始有些焦虑了，想：“完了，难道我这条路走到头了？不过，算了，反正我是做了这番事情，不能白做。”他心里想着：“不管怎么说，我这个‘少将’，总算是给敌人添点麻烦了，至少不是在敌人面前乖乖站着。”
071946年9月，李时雨正准备像个“低调高贵”的“商务人士”一样，悄悄飞往北平，谁知道一脚踏上飞机，命运就给了他一记“快板”。还没等他系好安全带，军统那帮“勤奋的小白兔”就把他一把抓住，拖进了大牢。进去之前，李时雨心里那叫一个冷笑：“这小子，真是够倒霉的。才刚想当个隐形的‘大佬’，结果就被逮个正着，真是喝水都能呛死我。”
可进了监狱之后，李时雨的“演技”瞬间回归“全明星级别”。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铁链子、烙铁、甚至是“促膝长谈”，他居然比得上最能“忍”的那种人，始终没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那些想从他嘴里挤出点“革命信息”的军统审讯员也只能像被困在沙漠中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最后实在没辙：“这家伙，真的挺能撑的，搞得我都想学他了。”李时雨当时心里想的倒是：“你们要真敢动手，我倒是想知道，能不能熬过‘两只手’的拷打。”
三个月后，军统那帮家伙终于放弃了，别说找证据了，连个正经的借口都没给自己准备好。于是，在外面“朋友们”四处疏通、扯关系后，李时雨的案子被“高大上”地转移到了上海，继续“进行中”。这一天，李时雨接到了一个好消息——他被判了7年6个月的“监禁”。你说这人也真是倒霉，进了监狱，也没能收获个“终身荣誉勋章”，结果只是个“中等职位”的监禁惩罚。李时雨在心里有点不平衡：“这也算是个奖，给个‘七年半’，也算给点面子。”
不过，这年头，局势总是变得飞快，没过多久，国民党的经济就跟沙子一样，开始一点一点地崩溃，快得连他都怀疑是“突发事件”。于是，政府下了一个“时事通告”，号召放松一些紧绷的法律，决定释放那些“有期徒刑15年以下”的罪犯。李时雨这才发现，自己竟然成了“幸运儿”，就这样，按着这个“新政策”，李时雨突然变得“自由”了。
第二天，李时雨就拿着自己刚出狱的“自由通行证”兴冲冲地找到了中共上海局，准备继续干革命事儿。这也不怪他，要说这人真有点“天赋”，说是地下工作者，似乎还真是干得有模有样。李时雨打了个招呼，表示自己“回归大本营”：“我可是听说了，外面不少人都被拷问得死去活来，我这几个月，简直当做‘进修’了。”
没想到，中共上海局的同志们对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欢迎他回归的态度简直就像是迎接个“回国的贵宾”。这不，没多久，李时雨就迎来了个“头衔升职”的机会——他第一次穿上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装。
在那个历史性时刻，李时雨心里有点感慨：“原来我这么多年，忍气吞声，憋成了这么一套，不仅没被整死，反而还成了‘正装革命员’。”他穿上那身军装，虽然不是“制服控”，但有点儿像个打游戏突然升了级的玩家，心里那叫一个自豪。
尤其是刘少奇那天亲自接见了他，面无表情地说：“李时雨同志，你的革命功绩是我们党重要的财富。”李时雨那会儿笑得就像是刚从“培训班”毕业的小伙子：“没错没错，我这人本来就低调，都是些‘小事’，不值一提。”刘少奇对他点点头，似乎心里有些认可：“你没事，做得好。以后好好干，继续努力。”
李时雨当时也没敢说什么“革命大计”，只是静静想：“这不是开始了，怎么说，也算我这身军装，算是有点用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