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1856年），三十七岁的沈葆桢初次就任地方官——江西广信知府。

江西广信乃要冲之地，位置重要，薪俸也高，换作天下太平时，广信知府自然是让人羡慕的美差，但咸丰六年不一样，这一年太平军兵锋正盛，江西众府县几乎遭到横扫，沈葆桢就任之时，太平军眼看就要杀将过来。

毫不客气地讲，沈葆桢此时赴任，近乎等同于赴死。

当时的广信城，人心惶惶，风声鹤唳，一日一警，确实是一处至危之地。

当时，城中的百姓对沈葆桢并不看好，他们认为新知府只身赴任，根本没有守城的决心，太平军一旦攻杀来，他必如那些贪生怕死的地方官一样，弃城逃跑。

然而，沈葆桢却非庸弱怯懦之人，刚一就任，他便做了一件让城中百姓既惊叹又佩服的狠事。

他给远在福建老家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要求妻子立刻到广信来。

沈葆桢的这封信，写得极其坦诚直白。他先是向妻子坦诚，”欲请吾妹到此，借以镇压人心“，接着便惭愧地说出真相，”拙官囊无治术，不足取信士民，欲以闺中人为质，笑我耶，怜我耶，要汝不吝此一行也，亲友欲附行者，力却之，告以······此时来则必死。“另外，”儿女必不可来，我两人前生冤孽，生死难分，儿女何罪。“

透过这几句决绝泣血的话，沈葆桢告诉妻子，我要你来，不是让你享受荣华富贵，而是要拿你当人质，这是赴死，千万别让亲友跟着一起来，更不能带孩子来。

平心而论，主动拿自己的老婆当人质，沈葆桢未免过于冷酷无情了。

换作一般的弱女子，可能很难承受。

但沈葆桢的妻子不是一般的弱女子，她是晚清名臣之后，林则徐的女儿，名叫林普晴。

说到这，很有必要说一说沈葆桢的身世背景——

沈家和林家的渊源很深。

沈葆桢的父亲沈廷枫当年还是穷秀才的时候，就娶了林则徐的妹妹，那时候林则徐也处在名不见经传的时候，只是巡抚衙门里的一个小小幕僚。

沈林两家结亲之后，沈廷枫蹉跎依旧，功名止步于举人。林则徐则走上了先中进士，后入翰林，进而成为封疆大吏的名臣之路。

最早，沈葆桢只是林则徐的外甥，但林则徐没有因为沈家困顿潦倒而轻看，相反他格外看重这个在贫苦环境中长大的外甥。

道光十二年，已是河道总督的林则徐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他把自己的掌上明珠林普晴许配给了只有十三岁的穷外甥。

如此一来，林则徐就不仅仅是沈葆桢的舅舅了，他还是沈葆桢的岳丈。

往后看，沈葆桢没有辜负林则徐的”慧眼识珠“。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八岁的沈葆桢一改沈家科举不行的颓势，高中进士，并且入了翰林院。

自进入官场的那一天起，林则徐的名臣之光便照护着沈葆桢，这不仅给他提供了官场晋升的阶梯，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他日后的为官风格。

沈葆桢经过翰林、监察御史的磨砺后，就任地方的第一个官职不是广信知府，而是九江知府。可是，当时的九江城正被太平军控制着，沈葆桢无法落脚，思来想去，最后只好凭借林则徐的昔日威望，暂时投奔到曾国藩的帐下。

曾国藩敬重林则徐，也惜才，很希望沈葆桢能留在麾下发展，但沈葆桢却甚有主意，宁愿赴死就任广信知府，也不愿沦为曾国藩的”走卒“。

作为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有名臣之志，颇为刚烈。

作为林则徐的女儿，林普晴同样如此。

得知丈夫要拿自己当人质，林普晴没有任何的抱怨与犹豫，祭拜完先父之后，旋即踏上了“赴死”之路。

林普晴赶到广信时，沈葆桢正在城外五十里筹饷募兵，太平军将领杨辅清探知城内无主，随即率大军杀来，大有一举踏平广信之势。

林普晴不愧是林则徐之女。据史书记载，危急时刻，她手提一把宝剑，站在官署的水井边，对守城将士说，如果贼兵进城，她绝不苟活，定会以剑自刎。

将士见状，钦佩之下，齐举手中刀枪，发誓要与城池共存亡。

林普晴见军心聚起，转身进入书房，刺破手指，给驻扎在附近隶属于浙江的一员兵将饶廷选写了一封请求支援的血书。

在这封血书中，林普晴写道：“将军漳江战绩，啧啧人口，里曲妇孺，莫不如有饶公矣······太守明早归郡，夫妇二人荷国厚恩，不得借手以报，徒死负咎。将军闻之，能无心恻乎？”

在试图唤起饶廷选的恻隐之心后，林普晴笔锋一转，誓言旦旦地说，作为“先公保文忠公”之后，他们夫妇二人别无他选，只能踏血而去，誓死守城。

林普晴的这封信，不仅深深打动了饶廷选，亦深深感染了城中的将士。

血书发出的第二天，沈葆桢赶回广信，率众守城。不久，饶廷选率两千援兵杀到，笼罩在广信城头的阴云随即褪去了大半。

经过几日的厮杀，太平军兵锋受挫，只能撤围而去。

沈葆桢抓住机会，联手饶廷选，采取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彻底击退了杨辅清的进攻。

此一役，沈葆桢拿老婆当人质，置之死地而后生，一战闻名天下。

沈葆桢激战之时，曾国藩正坐困江西，与外界联络的通道只剩下经广信到浙江这不绝如缕的一条。倘若广信失守，他将彻底陷入死境。因此，当广信守卫战大获全胜的消息传来后，曾国藩的精神为之一振，对于沈葆桢夫妇，更是激赏不已。

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曾国藩以赞赏之语极力褒扬沈葆桢说：”两年以来，江西连陷数十郡县，皆因守土者先怀去志。惟汪报闰守赣州，沈葆桢守广信，独能伸明大义，裨益全局。“

咸丰七年六月，在曾国藩的极力举荐下，担任知府仅仅一年又一个月的沈葆桢晋升为广饶九南道道员，负责广信、饶州、九江、南康的防务，并且兼管曾国藩的粮台，负责部分湘军的供应。

对曾国藩而言，将沈葆桢推举到这一要职之上，既有感激之意，更有信任之托。

然而，沈葆桢自就任这一要职以来，似乎就不在曾国藩湘系集团的圈层之内，看他这一时期的为官风格，很鲜明的就能感受到一点，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如何才能成为名闻天下的”青天“，根本不屑于成为曾国藩麾下的干将。

何以这么说呢？

升任道员之后，沈葆桢有如下三点很让人侧目：一、不讲官场私情，任凭谁人，任凭何事，他是绝不受任何请托；二、为官极为廉洁，薪俸之外，向来一毫不取；三、善治盗名，极其热衷用霹雳手段诛杀恶人。

尤其在好杀这一项上，在晚清名臣中，即便曾国藩有”曾剃头“恶名，但与沈葆桢相比，依旧是小巫见大巫。

《梵天庐丛录》中记载说：按照清廷制度，抓获大盗，必须取得明确供证，详报省部，才能处死。但沈葆桢认为这一套做法太过麻烦，根本没必要。他时常告诉属下，在他的辖区，只要认定是大盗恶人，无需口供，就地正法就是。在江西时，他究竟杀了多少人，没有准确记录，但后来在两江总督任上，这一数字是很清楚的，从他上任的那一天算起，直到他去世，平均每天要杀掉五十人。

沈葆桢为何如此好杀呢？

沈葆桢深知一点，在中国传统社会，老百姓一向认为廉公威严者就是包龙图，就是海青天。在他看来，只要能博得百姓叫好，赢得”青天“的美名，即便刀下有再多的冤魂，也在所不惜。

咸丰九年，朝廷命令沈葆桢赴九江关道本任（广饶九南道本该驻在九江，此前因九江尚未收复，沈葆桢便暂驻在广信），未曾想，朝廷的这一命令，竟在广信激起了轩然大波，以致于曾国藩都为之惊叹。

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说，因为不愿沈葆桢这样一位好官调走，广信府城内读书人罢考，商人罢市，修房者停工，赁屋者退租，士绅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留官局“，并且筹集了三千多两银子。”留官局“扬言：敢为沈大人抬轿出境者杀，敢以船载沈大人者烧。

不光如此，广信士绅还前后数十次前往江西巡抚和曾国藩处呈送挽留文书。

此情此景让曾国藩感叹，真是古来罕见。

那时候，曾国藩对沈葆桢是心悦诚服，由衷钦佩的，因为当时以曾国藩、胡林翼为首的湘系集团十分推崇一个”枭雄“理念——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胡林翼皆认为，沈葆桢好杀，乃乱世枭雄之举，无可厚非。

然而，随着对沈葆桢的了解逐渐加深，曾国藩发现，对于林则徐的这位女婿，他终究是看浅了。

又或者说，他从来没有看懂过林则徐的这位女婿。

论官场秩序，广饶九南道乃江西巡抚的直接下属。让曾国藩没想到的是，沈葆桢赴任九江不久，竟然公开向当时的江西巡抚耆龄叫起板来。

沈葆桢叫板的理由是，耆龄为官阴险，多次试图给他穿卑鄙小鞋。

面对沈葆桢的叫板，耆龄暗地里放出话来，除了顺服，沈某人再无二路，不要以为他是林则徐的女婿，我就不能彻底地办他。

然而，耆龄此句阴狠要挟的话放出去后，沈葆桢非但没有认输，反而以非同寻常的举动将了他一军。

咸丰九年九月，沈葆桢以年迈的父母无人照料为由，坚决要求辞官归家，任凭朝廷如何挽留，皆无济于事。

为官之道，向来没有定法。

胡林翼，和湖广总督官文沆瀣一气，和光同尘，是一种大智慧；沈葆桢绝不与浙江巡抚耆龄同流合污，其独清独醒的内涵，同样不容小觑。

看一时，沈葆桢的处境似乎不妙，但享誉之时敢挂冠而去，其引起的轰动效应，引来的钦佩之声，丝毫不亚于当初守住了那一座广信城。

这就是沈葆桢，无论守城，杀人，还是辞官，他是不鸣则已，一鸣必定惊人。

曾国藩阅人无数，但在沈葆桢身上，很长一段时间，他却没能看清沈氏所热衷的”一鸣惊人“还会生发出什么。

那时的曾国藩认为，沈葆桢见事明确，心地谦而手段辣，将来事业，必在其舅林则徐之上。至于辞官一事，恰恰说明沈葆桢秉性刚介，假以时日，多加磨砺，留真去直，戒骄戒躁，必定能成忠义大才。

咸丰十年，曾国藩历经曲折磨难，终于获得梦寐已久的两江总督一职。从此，曾国藩节制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四省，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半壁江山之主“。

就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第一次上奏朝廷，就大力举荐了沈葆桢。在奏折中，曾国藩说，“该道（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

曾国藩一生保举过很多人，但使用此等溢美之词，还是少见的。

由于得到了曾国藩的极力举荐，沈葆桢随后被清廷破格任命为江西巡抚。在当时官场中，这是一次极其罕见的提拔，因为沈葆桢的官场资历太浅，任知府和道台总共不到四年时间，其中两年半还是处于辞官赋闲在家的状态。按照晚清官场的惯例，这样的起点，下一步能升个布政使，已算是仕途畅达了。所以，《清史稿》在论及沈葆桢此番际遇时，特别用了一个词，叫“超擢”。

这一年，沈葆桢只有四十二岁。

依照官场传统，沈葆桢由知府到道员，由道员到巡抚，两次大跃升，都是曾国藩主导促成的，他理应视曾国藩为官场恩主，于情当感激涕零，于义当竭诚效力。

然而，沈葆桢随后的表现却大大出乎了曾国藩的预料。

同治元年二月，沈葆桢就任江西巡抚不久，即率领数千人到广信察看情形，筹划起边防来。

曾国藩得到消息，感觉有些诧异，但考虑到沈葆桢是自己人，他也就没有深想，而是直接制止了沈葆桢的出巡举动。

曾国藩告诉沈葆桢，江西的防务由湘军负责，你不必操心，平时只要练兵五六百人做护卫即可，一旦有事，湘军鲍超所部会火速救援。从大局着眼，眼下你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民政上，只有将江西治理好，才能开掘财源，全力给湘军供饷。

接到曾国藩的命令，沈葆桢的脸色很阴沉。表面上他遵从曾国藩的命令，很快从广信撤回了人马，但过了几日，待曾国藩的那道命令搁凉之后，他便自作主张，半明半暗地组建了一支上千人的地方部队。

沈葆桢的举动，很快引起了藩司李恒的注意。他偷偷给私交不错的李鸿章写信，说沈葆桢“极欲自立门户”，全无为湘军供响的意思。言下之意，沈葆桢根本不听曾国藩的，更别提视其为恩主了。

曾国藩得知此事，只觉得沈葆桢甚有主见抱负，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仍未朝深层次的坏处想。

然而，几个月后，沈葆桢的一个举动让曾国藩彻底陷入了愤怒焦虑之中。

同治元年九月，曾国荃率“吉”字营围攻天京。因为急于建功，曾国荃孤军深入，在天京城外陷入了险境。他所率领的两万兵马刚刚在雨花台扎下大营，李秀城即率十万大军向他凶猛合围而来。

从当时的战场态势看，究竟是哪一方陷入了铁桶合围，胜负未定前，很难说清楚。

这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焦虑的时刻，此时他手中已无援兵可派，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给九弟曾国荃输送粮饷弹药。

让曾国藩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沈葆桢竟然强硬截留了江西以前按月供应湘军的四万两漕银。更让曾国藩感到惊愕愤怒的是，沈葆桢背后捅这一刀，极其阴险，事先“既不函商，又不咨商，实属不近人情”。

翻看曾国藩的日记，可见当时的曾国藩处境有多艰难，内心有多焦虑，情绪有多愤怒。

九月十四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然以江西抚、藩二人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伏，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

此后几日，曾国藩一直因此事而终夜痛苦纠缠。九月十八日，他在日记中又说：

“三更睡，五更醒，辗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面对沈葆桢的恩将仇报，曾国藩的门生僚属纷纷大骂此人可恶至极，要求曾国藩马上参奏。

但曾国藩没有这么做。

曾国藩之所以没有立即发作报复，一来是因为此时的曾国藩已有了相当的境界，横逆之时讲究一个忍字；二来是因为曾国藩已经看到了沈葆桢的厉害之处，此人内在虽然忘恩残忍，但外在却极得民心，更有“青天”护体。对付这样的人，草率地下猛手，很可能得不偿失，反被噬食。

无奈，曾国藩只好摆出求同存异，以和为贵的姿态，主动给沈葆桢写信，以求解决眼前的麻烦。在信中，曾国藩对沈葆桢组建五千人的军队表示理解和支持，同时表示以后可以均分每月的四万两漕银。

以人情世故看，曾国藩能如此放低身段，不计前嫌，主动让利求和，沈葆桢里子面子都得了，根本没有必再僵持下去。然而，沈葆桢接到这封言辞恳切的私信后，根本不予理睬，态度很是决绝。

无法，曾国藩只好抬出两江总督的官位，公事公办，再给沈葆桢发去公文咨商，要求提银三万两，以解燃眉之急。

要说这沈葆桢，是真的刚。

接到曾国藩的公文，他竟然直接回复了两个字：不允。

交道打到这个地步，曾国藩终于有些后悔了。

但作为半个圣贤，曾国藩又能怎么办呢，只能寄希望于退让之后，沈葆桢有朝一日能够良心发现。

遗憾的是，这一回曾国藩又错了。

当时的江西，供给曾国藩的军饷中，除了漕折，还有九江关洋税。同治元年，朝廷批准曾国藩每月可提九江洋税三万两充当湘军军饷。

九江关道蔡锦青本是曾国藩幕府中人，后经曾国藩保奏才出任此职。争夺漕银事件后不久，有一回，因为事情紧急，蔡锦青未事先向沈葆桢请示，即给曾国藩拨付了一万五千两，事后才具文汇报。

平心而论，这事在程序上有瑕疵，但实质没问题。

哪知道，沈葆桢抓住这个瑕疵，上手就打了曾国藩一个连环闷棍。沈葆桢先是声称九江关道蔡锦青只知献媚，不知本分，必须严惩；接着又向朝廷提出，以后九江洋税要全数留在江西，专充江西军队的军饷。更狠的是，再次截留曾国藩的军饷后，沈葆桢故技重施，就像当年叫板耆龄一样，他要挟说，如果朝廷不把这笔款子批还给他，他就辞官回家，不干了。

时人曾有评价，“无欲则刚”乃沈葆桢官场跋扈的不二法宝，朝廷为彰显清明，节制曾国藩，无法也不愿将他打翻在地。

曾国藩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当沈葆桢祭出这不二法宝时，他只能乖乖服软，以求东南大局的平稳。

曾国藩表示，已经拨来的一万五千两银子将全部退还。九江洋税，以后全数归沈葆桢使用，亦没有问题。

完了，曾国藩还不忘搬出当今皇上和江西百姓，苦苦劝慰沈葆桢，万万不能弃官而去。

曾国藩原以为，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让，怎么也应该能够换来沈葆桢些许自知之明。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再一次痛击了曾国藩。

同治三年年初，曾国荃围攻天京，到了最为关键，一决生死的时刻。为了一举拿下天京，围城的湘军已从当初的两万激增到十万，每月需饷至少五十万两。

可就在这至为关键的时刻，沈葆桢竟突然又一次上奏朝廷，奏请江西全省的厘金完全归本省处理，不再供给曾国藩。此举意味着曾国藩的军饷每月将减少二十万两，围城湘军靠稀粥度日的现况将难以维系。

一边要死战，一边却连稀粥也喝不上。

这是要引起哗变，决裂全局的。

面对沈葆桢极度的忘恩负义，苦苦相逼，这一次曾国藩彻底被激怒了，不再忍让。

他上了一道极具杀伤力的奏折，对沈葆桢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首先，曾国藩点明，江西停止供饷极为危险，甚至可能导致围城湘军的彻底崩溃；接着，曾国藩历数了沈葆桢不顾大局、忘恩负义之举，直言再也无法隐忍不言；最后，曾国藩诚恳地表示，自与沈葆桢冲突以来，他一直在反躬自省，但换来的结果却是变本加厉，令人心寒。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曾国藩甚至打破官场潜规则，将与沈葆桢往来的公文私信统统公布了出来。

这样一封用力很猛的奏折呈送上去后，朝廷是什么态度呢？

各打五十大板。

这意味着什么？

曾国藩占理，朝廷却并不全面买账，实际上是沈葆桢赢了。

此结果一出，湘军内部包括曾国藩，无不痛骂沈葆桢是绝无良心科第一名。

从此，曾国藩与沈葆桢彻底绝交。

关于沈葆桢这个人，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曾在日记中详细剖析过。郭嵩焘说，李鸿章的哥哥李翰章曾给他看过沈葆桢截留江西厘金的奏折，其中的语气十分激烈，如同怀有私愤一样。沈葆桢这个人，太喜欢树立自己的名声。他之所以屡次叫板曾国藩，为的是树立独立不畏的名声。截留厘金，也是一招好棋，既能保证本省将士军饷，从而成为手握重兵的实力派，又可以在本省赢得爱护乡梓的好名。沈葆桢这个人一辈子只专心此意，所以背叛曾国藩，不顾国家大局也就在所不辞了。

李鸿章对于曾沈交恶也曾有过深刻点评。他说，沈葆桢做官是很“周到”的。一方面他能以不畏强权、凌厉果断的方式为自己赢得朝廷和百姓的好感，另一方面他又能以周到的往来、精密的心思与官场特别是京官群体搞好关系。所以，他既能上承天眷，又能使自己得到京官舆论的支持。这也是他敢于多次叫板曾国藩的心理底气。当然，他还抓住了一点，曾国藩功高盖主，急需有人递刀子，他和左宗棠一样，都是递刀子的人。

比起郭嵩焘、李鸿章的说法，郭嵩焘弟弟郭崑焘的说法更为一针见血——

以刻薄寡情为居心正大，是为君子乎？

······

光绪五年冬天，在曾国藩去世八年后，沈葆桢也死在了两江总督任上，享年仅五十九岁。

关于沈葆桢的死，民间有很多传闻。

流传最广的一则是这么讲的：

传闻沈葆桢死前，终日惶恐不安，总说有冤魂来索他的命。他曾请了许多道人来府中捉拿，但是没用，只有江宁知府涂宗瀛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才觉得安全，于是他命令涂一天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地守着自己。

有一天，沈葆桢睡着了，涂宗瀛见状便外出办事去了。

结果，未过多久，沈葆桢突然从睡梦中发出惊恐惨叫，然后就死了。

很多人说，这是刻薄寡情，残忍滥杀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