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8日，国民党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晚年的粟裕在谈及往事时，曾坦陈：“我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苏北、豫东和淮海，而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战役。我曾经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参加。”
粟裕如此紧张，是有原因的。
在那个节点，粟裕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必须做出准确判断，当黄维兵团被围后，徐州的杜聿明集团将会采取怎样的动作？
当时的战场态势十分紧张。就在1948年11月28日这一天，蒋介石电令杜聿明赶赴南京开会。未到南京前，杜聿明认为，要打破目前的僵局，最好的办法是增兵。只要有了兵力优势，他就有了变换战术、以奇制胜的本钱，碾庄战役中出击潘塘就是例证。
但是，到了南京之后，顾祝同苦着脸告诉他：“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动不动。”
南京无力增兵救援，这意味着杜聿明只剩两条路可选：要么固守徐州；要么突围出去。
杜聿明非等闲之辈，鉴于后方已无机动兵力，军中同僚大多又有见死不救的弊病，因此他很清楚，固守徐州几乎就是坐以待毙，要想扭转不利，必须尽早筹划，尽快从徐州撤出来。
首先捕捉到杜聿明有撤退意图的是中央军委。
还是这一天，11月28日深夜22时，中央军委指示中野和华野，“黄维解决后，需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可能向两淮或武汉逃跑可能。”
粟裕接到电报，立即于29日凌晨主持召开华野司令部会议，紧急分析敌我态势。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紧要时刻，粟裕未受军委电报的影响，在会上做出了全面分析和慎重判断。
粟裕认为，杜聿明从徐州突围，有三个可能的方向。
一是沿陇海线向东，经连云港走海路南撤。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徐州撤出来，摆脱被围歼的危险；缺点是在短时间内集中运送30万人，船只运力很难承受。如果船只不够，遭到追击，从徐州撤出来的部队将面临背水作战，无路可逃，被赶下海的绝境。
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开华野主力，不打恶仗；缺点是沿途河川纵横，水网密布，不利于重装备大兵团运动，而且这一区域是解放区，途中必遭解放军地方部队的阻击。各种不利叠加到一起，弄得不好，极可能陷入泥潭，拔不出来。
三是转向西南，沿津浦路西撤。这一方案的优点是，津浦路西侧地形开阔，道路平坦，便于机械化重兵团运动。另外，这一路线距离黄维双堆集最近，可与李延年、刘汝明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只要南北对进顺利，就是一箭双雕，既能一举解黄维之围，又能集中兵力防守淮河；缺点是走这条路很难绕开华野和中野主力，大战、恶战在所难免。
将这三种可能摆出来，进行优劣分析后，粟裕进一步认为：一、杜聿明不会等黄维被歼灭后再撤离，他很可能提前放弃徐州；二、杜聿明的撤退方向可能不在两淮，而在西南。如果让他得逞，与黄维兵团会合，战场形势可能发生重大逆转，对我威胁极大。为了防止最坏的局面，华野在兵力部署上，应将重点放在敌人向西南逃窜上。
对比军委电报，仔细看粟裕的结论，在杜聿明撤退时间和撤退路线上，他都有独立判断、不同看法。军迷们说粟裕是“战神”，这样的历史细节是最好的注脚，因为它鲜明地彰显了“战神”的战场判断力，以及坚持战场真理的勇气。
对于粟裕的结论，华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等人是支持的。他们认为，杜聿明无论从哪个方向逃窜，都已是强弩之末，但越是这样，越要防范他孤注一掷，拼命与黄维兵团会合。
由粟裕领衔，几大巨头形成一致意见后，华野司令部决定将主力成弧形部署在徐州以南的津浦路两侧，确保中野围歼黄维兵团，同时准备在杜聿明向西南逃窜时，在野战中予以围歼。
毛主席是开明睿智的，接到华野电报，中央军委立即复电：“各项估计及部署均甚好”。
然而，就在粟裕正要着手进行部署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1月29日上午10点、下午4点、晚上9点30分，在前线指挥钳制行动的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接连向中央军委和粟裕发出三份敌情通报。
通报的主要内容是：从前线侦察判断，敌人重心放在东面；邱清泉、李弥、孙元良救援黄维只是附带，逃脱被歼是主要的；建议目前应以坚决迅速完成对邱、李、孙三部之确实包围，不让他逃跑。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从秘密战线收到最新绝密情报，情报显示杜聿明将从两淮撤退。
基于以上情况，中央军委第一时间向粟裕连发了两封电报：我们估计当黄维已接近歼灭，邱、李、孙向南逃跑业已绝望时，其逃跑方向以向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因此你们对于这一点必须马上有所准备。
对粟裕而言，这两封电报等于完全推翻了他之前的结论，分量十分压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转？
难道是粟裕出现了战场误判？
又或者中央军委得到的情报有误？
还有一种可能，杜聿明瞒山过海，骗过了局中人。
战后，随着国共双方大量档案史料的披露，其中的内幕终于浮出水面。原来，在淮海战场的烽火硝烟外，在国民党国防部作战会议上，还有另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大戏。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披露：11月28日南京作战会议，照例由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敌我态势图前报告作战计划。
郭汝瑰说：“目前共军南北两面皆为坚固纵深工事，我徐蚌各兵团攻击进展迟缓，如继续攻击，旷日持久，徒增伤亡，不可能达到与黄维兵团会师之目的。建议徐州主力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后西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一直以来，杜聿明就严重怀疑郭汝瑰是共谍，听到向两淮撤退的建议，他忍不住大声质问郭汝瑰：“在这样河流纵横的湖沼地带，大兵团如何运动，你考虑没有？”
此问一出，会场顿时炸开了锅，有人大吵，有人大笑。
这时，有人问杜聿明：“左翼打不得，右翼出来包围攻击如何？”
杜聿明听了，没有否定，而是狡猾地说：“也要看情况。”
参谋次长刘斐听了，在旁边怂恿说：“打得！打得！”
杜聿明笑而不语，似是接受了这个说法。
在杜聿明看来，向两淮撤退是郭汝瑰的“诡计”，在国防部大力推销的同时，他已第一时间报告给中共。也就是说，在28日的国防部作战会议上，郭汝瑰实际是在给国民党挖坑，而且挖得很成功，所以粟裕才会收到“其逃跑方向以向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的军委电报。
值得注意的是，杜聿明在披露28日作战会议时，没有更多地讲述桌面底下的情景，实际上，那才是影响战局的关键。
作为昔日暗战的对手，郭汝瑰后来在《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一文中，补上了这一环。
郭汝瑰讲，到28日，蒋介石才察觉黄维兵团以自身的力量不可能脱出包围，于是令扩大防守地区，固守待援。当日并召杜聿明到南京，研究徐州方面以主力南下援救第十二兵团的办法。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刘斐、我和几个参谋。
在会上，杜聿明表示，徐州各兵团沿铁路正面进攻，进展甚微。且共军已完成了几道预备阵地，如继续正面进攻，徒增伤亡，结果还是不能达到与黄维兵团会师之目的。
有人提出，由左翼或右翼包围，是否可行？
杜聿明还是反对，认为还是攻不动。
蒋介石问他，究竟怎么办？
杜聿明“伪称”，最好以主力由双沟经泗阳直趋五河，然后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北进，以解黄维之围。
郭汝瑰在讲述中，特别使用了“伪称”一词，其意在于指明，杜聿明在会场上提出“走两淮”的说法，其实是在诈他，目的是使他向中央传出错误情报。
杜聿明后来的供述和相关战史报告，证明了郭汝瑰的说法。事实上，在避开郭汝瑰之后，杜聿明在与蒋介石、顾祝同密谈时，和盘托出了他的真实计划：从徐州撤出问题不大。可是，要放弃徐州，便不能恋战；要恋战，便不能放弃徐州。要“放弃徐州，出来再打”，就等于把徐州的三个兵团马上送掉。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为依托，再向敌人攻击。
杜聿明的真实意图很明确，他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公开宣称走两淮，实际是从西南突围。
杜聿明此前一直怀疑郭汝瑰，怎奈蒋介石、顾祝同不相信他的看法。为此，杜聿明曾公开向顾祝同等人放话，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
客观地讲，在这一战役的关键时刻，杜聿明骗过郭汝瑰，误导了中央军委，不仅占据了一定的先机，而且叫粟裕背负了极大的压力。
有些时候，背负压力比戴着镣铐更加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品格和能力。
当时的粟裕，左右为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粟裕后来回忆说：“我们收到军委发来的军情通报，得悉杜聿明将从两淮方向撤退。这使我左右为难。我虽认为敌人不会由此方向逃窜，但又有情报，万一敌人由此方向逃窜，而我军部署失当，个人贻误军机且不说，势将影响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相信这个情况吧，如果杜聿明不从这边走，而是向西南，与黄维会合，后果更难设想！”
深入当时的战场态势看，除了左右为难，粟裕还面临第三难，那就是南线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有可能搅局，造成不利，甚至扭转战局。
此话怎讲呢？
自黄维被围后，中野估计三天可以完成围歼，中央军委因此指示华野对李延年正面阻击兵力后退一步，诱其前进，然后以主力从侧后打过去。
粟裕有围歼黄百韬的经验，知道中野三天围歼黄维太过乐观，因此他很担心，如果中野不能如期解决黄维，华野以重兵向南侧击李延年，这时候，如果杜聿明趁机猛突，淮海战役这锅好饭可能就糊在锅里了。因为，仅靠华野在北线的七个纵队，只能截住杜聿明一部，难以完成围歼。这就意味着杜聿明大部有可能突围出去，并与黄维、李延年会合，那样的话，战场态势就严重了，甚至会发生逆转。
粟裕能有“战神”之誉，最可贵之处在于重大时刻，敢下决心。
这一点连林彪都钦佩不已。
时不我待，粟裕经过再三分析，再次拿出了他那独具魄力的战场决心。虽然军委的电报就摆在桌面上，但粟裕还是坚持认为，杜聿明走两淮的可能性不大，北线七个纵队必须部署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两侧，总之，华野注意力的重心要盯在西南。如果错了，杜聿明真的朝两淮方向突围逃窜，考虑到两淮水网密布，他的速度也不会快，华野主力猛追，还是能够咬住。
粟裕的这个决定，决心在西南，同时考虑了两淮，看上去好像左右兼顾了。但从战场实际看，无论他将话说得多圆，其实已经有了“抗命”之嫌。
应对南线的李延年兵团，粟裕同样如此，有“抗命”之嫌。他只是对李延年做了试探性攻击，发现李延年接火后有后缩迹象，立即就从南线抽调出三个纵队，加入了对杜聿明的兜围。
站在大历史的视角下，正是这重大时刻的“抗命”之嫌，增添了粟裕为帅的含金量，同时也再次为华野赢得了先机。
蒋介石辽沈用杜聿明，淮海还用杜聿明，说明此人并非“成王败寇”那么简单。
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集中五个军，在十几公里宽的正面突然向华野北线主力展开强攻。
此举何为呢？
就在粟裕不眠不休，紧张判断的时候，异常情况不断向华野作战室涌来——据电台侦听发现，30日全天，徐州剿总与敌二、十三、十六兵团电讯联系陡然猛增，使用频率远超平日，更为蹊跷的是，午夜之后大部分电台突然关机；另据北线阻击部队反应，邱清泉第二兵团和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向南猛攻，但攻击目标不仅不专一，一部分炮弹弹着点十分散乱，似有撤出战斗的迹象。
综合这些情况，粟裕的感觉有些不好，难道杜聿明在玩“金朝脱壳”的把戏，而且动作这么快？
30日夜，十二纵队司令苏振华反映的一个惊人情况，证实了粟裕的猜测——该纵三十五旅一零五团团长何传修，无意间带队摸进徐州机场，发现机场没有警戒，飞机全部飞走，没有一个敌人。
原来，杜聿明自南京飞回徐州后，便连夜制定了撤退计划。杜聿明的这个计划，一是要求快，二是要求稳。
何为快？
就是在打与撤之间，毫不犹豫，说撤便撤，中途绝不变计。
何为稳？
撤退采取滚筒战术，各兵团形成一个圆球或圆筒式态势，逐次掩护前进，不给华野包围的机会。
杜聿明以为，华野此前刚经历大战，需要休整，此时突然撤离，刚好钻到空隙。30日的佯装强攻，便是他算计好的烟雾弹。
先是耍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诈术，现在又来“金蝉脱壳”，客观地讲，杜聿明的狡猾超出了粟裕的预料。意识到被杜聿明抢先后，粟裕即刻下令，除以一个师控制徐州外，北线七个纵队向萧县方向火速追击，要求采取多路、多层尾追与平行追击、迂回截击、超越拦击相结合。
粟裕的这道命令一下，华野司令部随即又发出号召：
“路标就是路线，枪声就是目标。”
“追得上抓得住，就是胜利。”
因为较杜聿明晚了一天，追击形势紧张得要命，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粟裕的高血压、美尼尔氏综合症一起发作，血压一度飙到180至200毫米汞柱，粟裕头痛如裂。为了让自己清醒下来，在大雪纷飞的寒冬，粟裕一遍又一遍地用冷水浇头。
高手对决，刀剑出鞘，有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锋利，而是谁能不犯错误。
失势之人，往往失智，并且会犯愚蠢的、低级的错误。
杜聿明和蒋介石，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
1949年12月2日，杜聿明抵达孟集附近，从战场态势看，此时他应该坚决执行原先计划，一刻不停地继续向永城撤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杜聿明却突然讲起了“大军作战，贵在态势”。
啥叫“大军作战，贵在态势”？
简单说，就是经过三天的突围，杜聿明觉得各兵团队形有些乱了，需要将队形整理整理，再向永城进发。
打个通俗的比喻，这就是一边逃命，一边还要讲究发型。
说白了，就是国民党的这些高级将领根本不懂逆境，根本不会打逆风仗。
这个低级错误，不容小觑，此时在孟集延误一天，等同于送还了粟裕一整天极其宝贵的追击时间。
对于蒋介石，粟裕曾有过一针见血地精辟总结——蒋介石这个人很“小气”。他有一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他连半点也不给你；如果你拿了他大的呢，他连小的也不要了。
再通俗地讲，大战之时，蒋介石尽干为了芝麻，丢掉西瓜的事。
如果说杜聿明在孟集延误一天，还不足以致命的话，那么蒋介石此次下场指挥，就是直接断送了。
12月3日上午十时左右，蒋介石见杜聿明已安全撤出徐州，此时他生怕杜聿明丢下黄维不管，于是亲下手谕，派飞机投给杜聿明。
蒋介石在手谕中命令杜聿明：······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分向永城流窜。若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坐视黄兵团被歼，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之围。
杜聿明其实知道，蒋介石这道手谕，犯了捡芝麻，砸西瓜的错误，此时怎能为了奄奄一息的黄维兵团，而冒险搭上三个兵团呢，但杜聿明不是粟裕，他不仅缺乏战场上的担当，亦缺乏战场上的决心。
由于私心作祟，杜聿明耍了一个滑头，不表态，然后要三大兵团司令集体对蒋介石负责。
这就扯了。
你堂堂战场主帅不敢担责，非叫三个部将共同担责。
这就好比是一个和尚有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最终，大家都不愿抗命，于是蒋介石的手谕成了他们的催命符。
就这样，12月4日拂晓，杜聿明集团因为停滞不前终被华野主力全部合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
得知这一消息，粟裕如释重负，说了五个字：“非常危险啊！”
这五个字，内涵很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