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夕，张学良对自己的前途命运颇为乐观，他曾经说过，在两种情况下，他可能恢复自由。

一是抗战取得胜利之时。张学良说：“西安的事情，我的初衷是为了让他领导民众抗战，抗战胜利，他自然没有理由不再让我出去。再说，抗战胜利，我张学良没放过一枪一弹，而他是抗日英雄。放了我，一显得他宽容大量，二来不怕我争抢抗日之功，三则我手下已没有一兵一卒，他用不着对我再加防备。”

二是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大会召开，全国各党各派合作，一致公推他为大总统之日。张学良说：“他的声望可以在这时候达到顶点，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国家统一，内乱平定，人民都安居乐业了，他再扣住我，已没有任何意义。”

东北军政老人莫德惠在探望张学良时，听到这种说法，既觉欣慰，也觉得有一定道理。在他看来，世上哪有为一时之愤而将人囚禁终身的道理！何况张学良曾经有恩于老蒋，对他也算是忠心耿耿。如果以上两种情况出现，他若再不还张学良自由，于国于民都不好交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航空母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以几千万生命的代价，取得了最后胜利。

消息传到张学良的幽禁地贵州桐梓县小西湖，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欣喜若狂，他们同警卫们一道又笑，又叫，又跳，兴奋地手舞足蹈。

此时的张学良，只有四十四岁，内心并不老迈。大概是因为对未来的看法太过乐观，太想一扫阴霾，再大干一场，张学良一激动，竟做了一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的事。他找来一块红绸子，在上面写了四个大字：东山再起！然后通过关系送给了原东北军的高级将领。

军统戴笠将张学良的这个举动密报给老蒋的时候，老蒋脸色阴沉，这让他更加有理由相信，张就是笼中虎，绝不可轻放。

遗憾的是，当时的张学良并没有意识到红绸题字对己有害，他依旧坚信此前的判断，认为此时老蒋已无理由再扣住他。为了含蓄地提醒老蒋，他将半年前莫德惠赠送的那只瑞士欧米茄钟表公司百年纪念的金表，托人送给了老蒋，作为抗战胜利的礼物。

张学良给老蒋送表，具有中国人含蓄和高明。他在不提旧事，避免指责对方的前提下，巧妙地提醒老蒋，九年光阴已经过去了，关押自己的时间够了，该给我恢复自由了。

坊间有种说法，说老蒋的回复也很绝，他没有直接拒绝，而是回赠了张学良一根鱼竿，意思是说，不要想入非非，在你该待的地方好好待着吧。

事实上，当时的蒋介石处在巅峰，傲慢异常，他没有任何回复，而是以石沉大海的方式回告了张学良，自由是不可能的。

张学良内心虽然痛苦，但并没有彻底的绝望。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拉开帷幕。这是一次中外瞩目的会议，其成败关系到中国此后战与和的大局，全国民众都对此次会议寄予了极大期望。

在涉及政治民主化的问题上，民盟代表周鲸文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向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和董必武提出要求，希望曾经同东北军有过“三位一体”关系的中共代表，能在会议上就张学良的自由问题有所主张。

周恩来慷慨应允，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提出应立即恢复张学良、杨虎城的自由。

周恩来说：“张、杨二人的西安之举，其动机乃是为了抗日，而事实上，也确实起到了促进全民抗战早日到来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讲，张、杨二人并非罪人，而是英雄。要是没有张、杨的努力，西安之事不可能得以和平解决，抗战的进程要受到严重影响。今日，我们甚至不能坐到一起，来召开这个政治协商会。再则，两位将军失去自由已达九年，再不还以自由，于国于民都说不过去！”

周恩来的发言，激起各界极大反响，多数代表都主张立即释放两位将军。民盟代表还拟定了一封要求释放张学良的长信，交给老蒋。

在这个历史时刻，老蒋露出了他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独裁者嘴脸。他授意邵力子代表他向协商大会回答：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而“乃如父子的私情”，他“管束”张学良，完全是“出于爱护之心”。

一件关系到民主政治的严肃大事，就这样被老蒋轻松地罩上了一层“家法处置”的外衣。

至于杨虎城，他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及。

老蒋做事，狠绝起来是真狠绝。

正式表态张学良“家法难容”之后，紧接着老蒋又做了一件事，他向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发出指令，要他在兴国县的阳明洞外修建一些房屋，先称是为了自己巡行避暑之用，等房屋修好，他又表示，这是为长期幽禁张学良做准备的。

宋美龄、宋子文兄妹得知老蒋欲将张学良长期幽禁在穷乡僻壤，出于当初的朋友承诺以及当下的军事现实，他们曾向老蒋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关押张学良有悖信义，没有益处。眼下是用人之际，不如将张学良释放，并由他率领国民党军队挺进东北，对付共产党。

时人曾有评价，此议不失为大胆高明，且对张汉卿吃得很准。果真如此，东北的战局绝不会演变成后来一路崩溃、无法收拾的局面。

可是，当时国民党军中实力派、少壮派，例如陈诚、杜聿明等人，都视东北为张口即叼的肥肉，不愿请让他人，尤其是昔日的东北少帅张学良。这帮虎狼将领向老蒋建议，放张学良去东北，就是放虎归山。此人叛逆误国，借口杀掉，无损东北局面，反而有利。

陈诚、杜聿明等人的话，让老蒋想到了张学良不久前的红绸题字，后背不禁泛起凉意。

张学良对自由望眼欲穿，苦等良久没有一点消息，终于，他彻底地明白了，宁可负于天下，天下不可负于他老蒋一人。

希望的破灭，又一次给张学良带来了沉重一击。赵四小姐惊讶的发现，几乎是一夜之间，张学良的头发又白了许多，顶上头发已几乎落光，视力也急剧减退。

他已不像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而像一位悲苦的历史老人。

赵四小姐实在看不下去，于是安慰说，“汉卿，你不要绝望。也许委员长忙着还都，一时还没顾上呢？”

张学良愤愤不平地说，“不要再天真了！我过去吃亏就是因为天真。现在又天真了九年，难道我还要这么天真下去？”说完，张学良仰起头，强忍住涌出的泪水，长嘘一声：“此恨绵绵无绝期······”

生活重新回到枯寂绝望的轨道上，张学良每天唯有读史、写字、散步、垂钓，陪伴他的只有赵四小姐和幽深无边的孤独。

1946年夏天，时任军统局西南情报站站长的沈醉来到桐梓。沈醉作为戴笠身边的红人，颇懂人情世故，过去时常来看望，张学良并不厌恶。

此次前来，沈醉向张学良透露了一个惊人的噩耗，初春时候，南京雷电交加，暴雨不断，戴笠乘坐的一架专机撞在了江宁板桥镇南畔岱山的半山腰上，机毁人亡。

听到这个消息，张学良久久没有言语。戴笠，一个秉承老蒋意志，掌握他生死的人，现在这个臭名昭著的人突然死了，难道这是上苍降下的报应？可问题是，恶人遭报应，无辜之人就能好吗？

想到这里，张学良哀叹一声，只说了一句，情况变化很大啊！

沈醉怔怔地看着他，一时不知是什么意思。

这时候，张学良又哀叹地说了一句，“大家都要回去了，连兵工厂也结束关门了，可我还继续留在这个夜郎国，不知什么时候能够离开？”

沈醉无法回答，黯然离去。

不久，1946年9月末，莫德惠又风尘仆仆地来到桐梓。这次来看望张学良，莫德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老蒋表示，只要张学良答应三个条件，“管束”便可以解除。

莫德惠表示，这是老蒋迫于压力，做出的最后让步。

张学良急切地问，哪三个条件？

莫德惠说，一是承认西安的事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交还“九一八”事变时南京发过的电报；三是自由后必须出洋。

这三条，都是张学良万难答应的。

第一条如果答应了，历史的公义就荡然无存了，为了自由撒这样的谎，不仅愧对历史，而且愧对良心，张学良纵有千般错，但他不是小人，不可能出卖灵魂；第二条张学良觉得颇为可笑，老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若顺从了，岂不成了卑躬屈膝。关键的是，这段历史的物证应当留下来，否则无法对后人交代；第三条张学良在民族情感上无法接受，世上哪有因为爱国反而被驱逐出国的道理！

见张学良断然拒绝了这三个条件，莫德惠虽然内心失落，但对张学良却生出了钦佩之情。自由诚然可贵，但在张学良这里，名节、真理和良心更加的珍贵。

莫德惠走后几个月，1947年元旦，国民党南京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和《宪法实施准备程序》，同时也公布了“大赦令”。一批东北籍著名人士，例如周鲸文、莫德惠、万福麟等人，在此之前便聚于上海，向南京请愿，认为张学良已被“管束”十年，现应准予恢复他的自由。

但是，老蒋的“大赦令”中却没有张学良的名字。

原军统二号人物，时任保密局局长的郑介民的政治嗅觉很灵敏，意识到张学良如何关押是个问题后，他主动向老蒋建言，共产党的实力同八年前大不一样了，东北、淮北、冀鲁豫、晋察冀都闹得很凶，西南表面上很稳，实则暗流涌动，张汉卿的住所，宜安排到一个稳定的地方。

老蒋问，哪里稳妥？

郑介民回答，台湾是最合适的地方。

老蒋听了，轻轻地点点头。

1946年10月17日，正在重庆处理军统局善后工作的张严佛接到郑介民的电话：“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

张严佛、刘乙光等特务知道，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张学良如果知道老蒋将自己押往台湾，很可能情绪失控，闹出事端。为了稳住笼中虎，已被幽禁十年的可怜人，他们堂而皇之地编造了一个谎言，称张学良此行，先到重庆落脚，而后便直飞南京。

张学良听了，激动得满脸通红。

随后的一路，张学良始终被谎言所包围，住在重庆的“戴公祠”里，他甚至畅想起到南京面见老蒋时，该怎么讲话，今后该怎样好好地再干一场，总之，都是感激，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

然而，在重庆登机飞走的前一晚宴席上，保密局毛人凤端起酒杯，幽幽地说了一句，“汉卿，委员长方才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飞机将直飞台湾。”

张学良听到这个说法，再次陷入了绝望的痛苦之中。他这一生，因为轻信，屡次上了老蒋的贼船，以前全都翻过不说，现如今，他怎么能够这样轻诺寡信，来戏耍、欺骗、羞辱这样一个可怜人。

1946年11月2日上午，一架大型飞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腾空而起，径直向东飞去。

这一幕让张学良意识到，此生恐怕要永别大陆了。

此时，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是民国老人，与张家两代人都有些许交情，因此在安排张学良住所上还算好。下飞机的当天，张学良一行就被安排住在台北市北郊的草山招待所，三天之后，在陈仪的亲自陪同下，前往精心选定的居所——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

然而刘乙光自张学良被押往台湾，老蒋待之更趋严酷后，很快就露出了鹰犬特务的凶恶嘴脸，他一家不仅卑鄙地霸占了陈仪原先为张学良夫妇安排的几间大房子，而且在饭桌上多次指桑骂槐、阴阳怪气地责骂羞辱赵四小姐，甚至连宋美龄和张学良亲属寄送来的东西，他也敢公然克扣甚至独吞。

有好几次，张学良都想拍案而起，给刘乙光一些颜色看看。

年轻时代，北洋时期，少帅张学良动怒，是要拔枪杀人的，现如今，虎落平阳被犬欺，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糕。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的查缉人员在查缉私烟时，用枪托打伤了一名卖烟的老妇人，后来又因机枪走火打死了一名无辜市民。台湾人民的反抗由此一触而发，他们自发而聚，攻打烟酒公卖局，殴打国民党派到台湾的官员，并意欲夺取武器，与国民党军队抗衡。

由此，台湾“二二八”事变全面爆发——

事变当天临近午夜，外界的吵闹依稀还能听到。张学良正准备脱衣上床，外面的门却悄悄地被推开，一个平日同张学良相处融洽的警卫探进头来，神情紧张地说，副司令，你恐怕得有点准备。

张学良连忙问，出了什么事？

警卫说，这几天台湾人闹事，听说还有人想趁乱把你从这儿抢出去。刘队长已经作了布置，说要是局面闹得不可收拾，他就对你采取紧急处置。

赵四小姐惊恐地问，怎么处置？

警卫说，他想把副司令和四小姐开枪打死。

这是张学良在漫长幽禁岁月中所经历的甚为凶险的一刻，难能可贵的是，面对鹰犬特务的阴毒计划，张学良拿出了封存已久的英雄气概。

张学良对赵四小姐说，我张学良戎马半生，也不失为一名中华热血男儿，难道就这样束手无策，引颈就戮？死于一个无耻之徒的枪口之下？我想好了，与其等他杀我，不如我先杀他。我有把握掌握得住特务队和宪兵连的大部分人。他们知道我同委员长和夫人，还有宋部长有特殊关系。刘乙光平日里就横行霸道，耍弄权威，刻薄寡恩，我相信关键时刻他们肯定愿意听我的命令。

幸运的是，在张学良做好殊死一搏的时候，糟糕的情况没有出现，“二二八”事变很快被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去，新竹县井上温泉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1947年5月，内战正炽，一直在为张学良的获释积极奔走的国民党参政员莫德惠，由老蒋特许，来到新竹县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

此时的张学良，研读明史已成为他全部的精神寄托。

莫德惠委婉地提醒他，依老蒋的胸襟，将军读史恐怕也不是一件好事。

张学良明白，但无法放下手中的书，因为放下就意味着漆黑世界里的唯一的灯也熄灭了。

他受不了。

几日深谈，无限感慨，莫德惠又一次告别了。

1947年10月，张严佛结束“军统局结束办事处”主任的工作，到南京就任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虚位，为了避免在一片乌烟瘴气中生闷气，张严佛向毛人凤提出去台湾考察张学良。

张严佛与张学良的关系不算坏。此次见到张严佛，张学良再也控制不住，将积压十几年的怨愤、屈辱，全都倾吐了出来。

张严佛听了，很难过，却无能为力。

就在张严佛顶替刘乙光，“考察”张学良的1947年10月间，时任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带着全家老小来台湾，旅游休假。

张治中此来台湾，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看望老友张学良。

他们是真正的朋友。

这次会面，给了张学良极大的心理安慰，因为世态炎凉，自被幽禁以来，能不顾风险来主动看望的老朋友，几乎只有张治中一人。

因为机会难得，值得信赖，这一次张学良托张治中向老蒋和宋美龄转达了两点请求——第一、我希望能够恢复自由。这个问题，我已经梦想了11年。为了让人放心，我想好了，恢复自由以后，哪里也不去，蒋先生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请求，也不一定做事情，蒋先生可以先考察我一个时期后再说；第二条，刘乙光对我干扰大得很，没个安静日子。我希望刘乙光一家从这儿搬出去。

宋美龄听到张学良这两点请求，长叹一口，“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哪！张汉卿的两点要求中，第一点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第二点嘛，我一定想办法做到。”

看此后张学良在井上温泉留存下来的照片，自由遥遥无期，他与赵四小姐失落无奈地坐着，让人感到十分的心酸。

那时候，张学良并不知道，淮海战役老蒋惨败之后，国民党高层曾想利用他这枚棋子，达成阴险的目的。

据“国民党国防部直属川东挺进军”范绍增部起义的“联络员”黄开富后来披露，范绍增曾向他讲述过其中的内幕——

范绍增说，张学良、杨虎城当年在西安捉老蒋，帮了共产党忙。那时候，川军跟刘湘一个鼻孔出气，对老蒋很不安逸，更不赞同后来关押张杨二人。

全面抗战打响后，范绍增在江西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闲暇摆龙门阵时，谈及张学良、杨虎城，顾祝同的调子很明朗，“逆贼也好，功臣也罢，打败日本，功罪自明。”

对于张杨二位，顾祝同并不敌视，觉得自己的看法很好，因此他还打过保票，说老蒋绝不会加害张杨。

抗战胜利后，有一天，范绍增在重庆“范庄”招待顾祝同等一批大员，同席的还有戴笠。席间谈及张杨，顾祝同颇为乐观地说，针对张杨的看押很快就会解除。戴笠听了，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了一句，两人的身体都不错。

重庆谈判期间，要求释放张杨的呼声很高。

顾祝同见到范绍增，高声放言，我没有看错，八年监禁今出头，这也是民心所向。

然而，随着内战爆发，释放张杨之议很快遭到冻结。到了1949年1月初，眼见淮海战役国民党一败涂地，加之东北也全部丢完，老蒋黄埔老底子近乎输光，无奈之下，只好第三次下野。

范绍增说，老蒋开会宣布下野时，大胡子于右任当面提出，应当释放张杨。老蒋不当回事，但坐在旁边的顾祝同却动了心思。

会后，顾祝同找到陈诚，两人一拍即合，旋即定下了一步绝棋。

顾祝同、陈诚认为，此时将张杨主动交给共产党，有补大局。张杨在西安捉老蒋，要求一致抗日，共产党说是千古功臣。现在国民党要落气了，要找救命的人，中国除了张杨，没有第二个。

两人密谋商定之后，立即赶赴奉化溪口面见老蒋。

顾祝同在老蒋面前献计说，现在要敲锣打鼓放张杨，恭恭敬敬送共党。条件有二：一、交换被俘的黄埔将领；二、以长江划界，南北分治。这件事要办得全世界都知道。

老蒋问，共产党不答应呢？

顾祝同说，有办法。那样的话，我们就公开给张杨定罪，将他们打成“毁党国基石之元凶，助朱毛逞雄之内奸”，然后交付审判。这样办，压力就全面倒向了共产党，我们倒要看看，千古功臣他们是真心要救，还是假意喊救！

听到这毒辣的一石二鸟的阴谋，老蒋没有即刻表态。

见此情景，顾祝同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召集各路参谋，算出南北分治，需征多少兵，需安多少将，形成报告，呈给老蒋。

老蒋看了报告，几乎要表态同意了。

顾祝同又提出，此事可派于右任从中牵线促成。

然而，就在这一阴谋即将实施之际，何应钦却突然冒出来表示反对。

何应钦反问老蒋，要是张杨不走，偏要留在南京，那该怎么办呢？

老蒋心头一梗。

这时，何应钦又说，猛虎出笼，终究要伤人。张杨如果登高一呼，一股同中枢过不去的派系势力转眼就能形成，而且是欲除不掉。另外，要是张杨暗中与共产党眉来眼去，政府垮台更快不说，委员长费尽心力长达十余年的制裁，恐怕也要沦为世人讥讽的笑柄。

老蒋听了，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大骂顾祝同出了一个馊主意。

对于何应钦从中作梗，釜底抽薪之举，顾祝同认为歹毒至极。事后，他曾对范绍增说，西安事变，何应钦心怀鬼胎，戏中有戏；时隔多年，仍旧耿耿不丢！可惜委座知人知面不知心，反过来还夸他高瞻远瞩，不愧栋梁。

对于这些，张学良是无从知晓的。

正如他自己说过，我的生命只活到了36岁，以后就没有了！

幽幽之地，除了空虚漫长，就是任人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