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为击败蒋介石，问鼎南京，在中原腹地布下了东西两线战场。东线战场沿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夹攻徐州，兵锋直指江淮；西线战场循平汉铁路穿过大别山直趋武汉，南下之势甚猛。

此时的蒋介石并不占据优势，由于嫡系中央军兵力有限，只能将主力集中在以徐州为轴心的东线战场，而以大武汉为门户的西线战场，只好交给半路投诚过来的杂牌部队，如王金钰和上官云相的第9军（原孙传芳的残部）、徐源泉的第10军（原张宗昌的旧部）、刘茂恩的第15军（原镇嵩军）、李韫珩的第16军以及河南各路土匪杂军合编而成的第20路军。

乱世弱肉强食，杂牌军寄人篱下，似羊又似狼，看上去被蒋介石驱使着，实则个个心怀异志。

阎锡山、冯玉祥抓住蒋介石在西线战场的这一软肋，频频出手大力收买杂牌军，给钱给枪慷慨开价，委任状更是漫天飞。一时间，平汉铁路线上的杂牌军将领成了香饽饽，腰里别着蒋介石的委任状，兜里则揣着阎锡山、冯玉祥的委任状。

据冯玉祥的参谋长刘骥回忆，中原大战初期，西北军在平汉铁路线上取得大胜后，原本可以一鼓作气打过武胜关，直下武汉。但冯玉祥认为在西线战场无需力战，只要引一两部杂牌军临阵倒戈，其他杂牌军必会争相归附，到那时，东线握紧拳头再一猛捣，蒋介石必输个精光，无力回天。

冯玉祥有临阵倒戈的经验，把脉杂牌军可谓是手到擒来。然而，就在他坐等杂牌军联手献上大武汉时，残酷的现实却如同一条鞭子，不断地抽打他，直到把他抽打成狼狈不堪的败将。

冯玉祥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的“引诱”下，平汉线上数十万杂牌军竟然成了一整块顽石，不但挪不动，而且也啃不动。更糟糕的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西北军子弟兵，在东线战场显出疲态时，竟然争先恐后地临阵倒戈，投降了蒋介石。

明明是赢局，到头来怎么就输了呢？

难道蒋介石的“银弹”有着特殊的威力不成？

阎锡山、冯玉祥有理由产生这样的困惑，因为投起“银弹”来，他们毫不逊色，同样豪迈。1929年，冯玉祥麾下的杂牌万选才师来归，蒋介石给的价码是五万大洋，半年后阎锡山收买巨匪刘黑七的新4师，一出手就是两百万大洋。

随着对内幕的深究，不久阎锡山、冯玉祥终于搞明白，中原大战输赢的奥妙，根本不在“银弹”的多寡，而在于谁在拨弄这些“银弹”。原来，蒋介石在西线战场有一等一的高人坐镇，此高人就是素有“民国第一纵横家”之誉，号称”杂牌军之王”的何成浚。

在民国诸雄中，何成浚这个名字并不响亮，甚至很生僻，这是有原因的。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他虽然驰骋南北，但因为多是居在幕后，于密室中建功立业，所以世人对他知之甚少；1936年西安事变时，因为他错判局势，上了何应钦的“贼船”，一定程度上背弃了落难中的蒋介石，所以后来他遭到了蒋介石的冷落、抹杀，加之乱世尘埃漫天，渐渐地他也就被历史淹没了。

隐隐而无名，原来是幕黑遮挡了。

将那幕布揭开，何成浚其实很不得了。

有人甚至说，民国前二十来年，近似战国，何成浚纵横捭阖，犹如张仪在世，说他是民国第一纵横家、天下第一谋士，毫不为过。蒋介石统一南北，鼎定天下，一半的功劳要记在他的头上。

既然何成浚如此厉害，咱们今天就好好地讲一讲他的历史——

何成浚亦名季刚，字雪竹、雪舟，1882年出生于湖北随县厉山镇何家畈。何家本是历代务农的贫寒之家，但何成浚的父亲何星三务实勤奋，具有经商头脑，靠着在厉山镇跑腿、开店、放贷，等到何成浚出生时，何家已成为当地首富。

作为富家子弟，何成浚自幼没有受过苦寒，很早就进入徐氏私塾念书。据说，何成浚自幼念书好出声，而且记忆力很好，所读诗书几乎过目不忘。

见儿子是读书的料子，何星三一门心思想让儿子走科举致仕的路子，可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海战，无形中改变了何成浚的心智。那时候，何成浚虽然只有十二岁，但已经朦朦胧胧地知晓了图强二字。

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帝向西安狼狈逃窜。何成浚在这一年的院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一批秀才，并由湖北学政蒋式棻保荐进省城的经心书院继续深造。

就在这个时候，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型学校，经心书院与两湖书院合并为两湖大学。

何成浚科举致仕的道路虽然就此中断了，但前程却渐起风云。

何成浚不属于怀才不遇的类型，正相反，他是才情十分夺目的那一类。在两湖大学读书期间，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十分赏识他，1904年总督衙门从两湖大学挑选优秀学生公派去日本学习军事，何成浚头一个被圈定。

到了日本，何成浚先入振武学校，后进士官学校。论资历，他算是前辈，老大哥，阎锡山、唐继尧、孙传芳等后来的地方枭雄、方面大帅，见到他都要喊一声“学长”。

学军事，何成浚的资历老。搞革命，何成浚同样是老资格。

黄兴在两湖书院读过书，很早就认识何成浚，两人是互相激赏的知己。1905年7月2日，黄兴的“华兴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在东京合并为“中国同盟会”，何成浚经黄兴介绍，成为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1908年秋天，何成浚学成回国，在陆军部当科员。初入官场，何成浚就展现了八面玲珑，极善交际的天赋，在京城的时间虽短，但他却结识了不少北洋高层人物，陆军大臣荫昌尤为赏识他。

武昌起义爆发后，荫昌统军南下，何成浚以“总司令部一等参谋”的名义率领两标人马充当先锋。到了武汉后，何成浚率兵驻扎在黄陂祁家湾，寻找各种理由，按兵不动，拖延不走。

这是何成浚暗助黄兴的一步棋，也算是民国第一纵横家小试了身手。

黄兴对何成浚的才能十分了解，民国肇建后，他恳请何成浚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常驻京城，交涉事宜。

袁世凯见到这位年轻的纵横之才，也是大加赞赏，有意重金收买，但何成浚聪明周旋，始终不肯就范。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国民党反袁在即，何成浚身处险境之中，决意南返。让人称奇的是，袁世凯得知他要南返，非但不杀，相反赠金赠裘。

能在乱世奸雄袁世凯的眼皮底下，化解险境，来去自由，仅此一处，就可见何成浚的厉害。

“二次革命”讨袁失败之后，何成浚曾跟随孙中山、黄兴短暂逃亡日本。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何成浚受黄兴委派，再次进驻京城，充当私人代表。

黎元洪见到何成浚，几回交道打下来，竟然也是十分欣赏，极力想拉拢他。

对待黄兴，何成浚颇有“士”的风采，面对黎元洪许诺的内务次长兼警察总监，何成浚不为所动。同年十月，得知黄兴病逝，何成浚极度悲伤，坚辞南归，黎元洪挽留不住，也如袁世凯那样，重金馈赠，成全他到上海做了一名隐士。

孙中山得知何成浚因黄兴病逝，伤心欲绝，不问外事，既觉欣慰，又感惋惜。他给何成浚写去一封言辞恳切的私信，激励他抖擞精神，为革命前途重新奔走。

何成浚受邀重新出山后，起初一段时间，他作为孙中山的特别联络员，在上海法租界联络各方，积极游走。1917年9月，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后，何成浚作为说客登场，一出手就成功策动荆襄镇守使石星川反正，站进了护法阵营。

1920年6月，何成浚再次作为孙中山的特别联络员，赶赴湖南支持谭延闿的“湘人之湘”，这一次，何成浚让世人见识了他的不烂之舌，玲珑八面的纵横之术。

有了这一些小试牛刀，热身举动，到了1922年陈炯明发动叛乱时，何成浚面对重大危机，真正开始显现出他的非同寻常，厉害之极。

当时，两广革命据点因陈炯明叛乱一夕变色，孙中山困居永丰舰，效忠孙中山的许崇智部无枝可栖，溃散在即。就在这万难绝望之时，何成浚单枪匹马潜入闽北，说服北洋军旅长王永泉赶走福建督军，迎接毫无渊源的许崇智入闽。

何成浚说服王永泉的理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摆在眼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陷纠缠之苦，一是迎拥立之功。南方不是北方，必将剧变，选择有误，将无活路。

正是得益于何成浚的这一次成功游说，孙中山这才凭空开辟出一块至关重要的复兴基地。

此后几年，何成浚在孙中山的重用下，一度出任“建国军鄂军”总指挥，但踏马阵前并不是他的强项，几经失败蹉跎后，他知难而退，再次到上海租界隐居起来。

何成浚此次隐居，既是静待时机，也是深切反思。

孙中山病逝后，蒋介石因为东征大捷，在军事上强势崛起。何成浚虽然资历老过蒋介石，但他深知，像他这样不能征战，唯善纵横的说客谋士，非得依靠“雄主”才能有所作为，否则就是乱世浮萍。

当时有人问他，为何不投靠汪精卫？

何成浚回答，他虽好看，但终归蹩脚，不足为靠。

有黄兴、孙中山任用在前，蒋介石对何成浚不仅器重，而且做到了善任。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先任命何成浚为北伐军司令部总参议，旋即又任命为驻沪联络总代表，这等于是承认了何成浚是北伐军第一谋士兼第一说客。

效命蒋介石，何成浚第一次出手，就极具战略价值。

当时，东南枭雄孙传芳占据南京，实为蒋介石北伐道路上的凶悍拦路虎。然而，何成浚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忽悠孙传芳相信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八个字是真理不假，但许多时候却也是伪真理。正是因为孙传芳相信了自己是得利的渔翁，当北伐军开来时，他才会不加理睬，而北伐军抓住这个机会，快速通过湖南，继而攻克武昌，无形中等于将孙传芳巧妙地关进了笼子里。如果那时孙传芳就与北伐军一战到底，北伐的前途将会怎样，就难说了。

让蒋介石倍感欣慰的是，在东南一线，何成浚不仅成功忽悠了孙传芳，而且还说动江西的方本仁主动来降。据说，当时蒋介石曾感叹，雪竹兄，纵横犹如雄兵，北伐之幸。

1927年，北伐军向华北挺进，何成浚再次站出来，又一次上演了“不可思议”的纵横大戏。

当时，蒋介石要他设法进入山西，争取说服阎锡山跟北伐军合作。

何成浚说，我早已想好了一条路，搭船直放奉军占领的天津。

此举，真可谓是艺高人胆大。

当时，奉军张作霖称呼北伐军为“南赤”，在河南抵御北伐军的张学良、韩麟春刚刚在两个月前被张发奎击败，眼下正退守在黄河以北。也就是说，当时，奉军与北伐军正在激烈对峙中。

但在何成浚的眼中，两军越是对峙，越有他纵横捭阖的机会。

一路大摇大摆地来到天津后，何成浚毫不躲闪，当即大张旗鼓地给奉军大将韩麟春打电话。在电话中，何成浚单刀直入，要求借道入晋。

韩麟春与何成浚虽有些旧交，但接过他这把直入过来的单刀，心中不免又忧又敬。忧的是此时的奉军与阎锡山也处在对峙状态，何成浚若说成阎锡山与蒋介石合作，岂不对奉军形成了挟击之势？敬的是何成浚此举明明是背后捅刀，但他却明人不做暗事，大胆直入虎穴，直白告知，就冲着这一点，此人也值得见一见。

其实，何成浚正是算准了韩麟春的心理。三方博弈，最为坦诚直率的实力一方，往往能够占据一定主动，甚至可能实现左右联手。

果然，韩麟春带着为奉系开辟退路的心思，派花车专列将何成浚盛情请进了京城。

旧友相见，韩麟春微笑着问，雪竹兄此行是否为了运作阎锡山？

何成浚的回话坦诚地要命。他对韩麟春说，此行正是为了联络阎锡山。设若得手，将来平津发生战事，可以与党军相呼应。那时候，贵军难免腹背受敌。彼此至交，用敢奉告。

韩麟春见何成浚将一切摆在桌面上，很诚恳地说，少帅对联合南方其实很感兴趣。

言下之意，如果大家以诚相待，使用阳谋，我们之间未必就是敌人，也是可以谈的。

第二天，韩麟春设宴款待何成浚。席间，他公开介绍来拆奉军台的何成浚，“此君去山西运动阎锡山，我们让他过去如何？”

一贯使用阴谋的杨宇霆不以为然。

然而，张学良却很吃何成浚这一套。宴请结束，他特意派私人座车送何成浚入晋，分别之时，张学良说，不管结果如何，任务完成，请君仍然借道京城归返。

何成浚欣然接受了君子之约。

在山西，何成浚成功游说阎锡山，劝其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如约归来，与张学良再次见面深谈。此时，恰逢蒋介石下野，据说在何成浚一番慷慨陈词后，张学良竟当场说出惊人之语，蒋先生不在南方当领袖，可到北方来当领袖，我辈一致拥护。

何成浚此次奇旅，不但与阎锡山结盟，而且埋下了一年后张学良东北易帜的种子。

1928年年初，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复出，何成浚被任命为总司令部上将参议。

5月，北伐大军继续北上，济南惨案爆发。

一流的纵横家，不但要有巧舌如利剑的雄辩功夫，更要有“士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勇义气概。惨案发生时，日军的气焰十分嚣张，不仅惨杀了交涉代表蔡公时，而且提出了多项令人愤慨的无理要求。

这一次，面对蒋介石点将，何成浚慷慨领命，直入日军第5师团司令部，以事实为雄辩，拒不接受无理要求，更不签字，日军词穷愤怒，竟卑鄙地将何成浚软禁了一夜。

那一夜，日军百般恐吓何成浚，要求签字承认无理要求。身处险境，何成浚不但没有乱了分寸，反而透过日军的言辞看出了凶相背后的虚张声势。

一天后，日军见何成浚非同寻常，只好无奈放人。何成浚归来后，立即向蒋介石进言，万不可中日军的激将之计，当下务实之举应绕道北伐，待功成之时，以大局要求，日军必归还济南。

忍辱负重，避开日军的蓄意挑衅后，何成浚纵横捭阖，继续为北伐建功立业，甚至有这样的说法，第一纵横家何成浚在谈判桌上，最终帮助蒋介石统一了民国。

这中间，何成浚有两件大功值得一说。

一件大功是他奉命进京与奉军谈判，最终促使张作霖放弃河北出关，而北伐军则趁势收编了退据河北的直鲁联军，轻易收取了京津地区。

另一件大功，成功游说张学良接受东北易帜，就更为关键的。此功若放在战国，绝不逊色于任何一次合纵连横。

据说，何成浚赴东北游说张学良前，只向蒋介石提了一个要求，一切活动费用，不能受到限制。蒋介石在撒钱一项上是具有枭雄气概的，他一次性先给何成浚拨出十万大洋，并且言明，不够用度，尽可索取。

何成浚带着巨款来到奉天后，将两件事做得极其出色，极具耐心。一件是投张学良所好，无论是上牌桌，还是躺烟榻，何成浚都像个地道的玩家，让张学良很放松，很尽兴；另一件是广泛撒网，极力拉拢张学良左右，此一举无形之中达到了旁敲侧击，自然而然合围张学良的效果。

在何成浚的交际哲学中，有一点很入世，也很高明，那就是先同流合污，再推心置腹。

何成浚与张学良谈易帜，总是选在张学良玩到尽兴，自我感觉甚好的时候。张学良犹豫，他从不强求，而是耐心地施加影响，或者驱使张学良左右大义进言，以造成东北易帜乃天下共识的印象。

更绝的是，等到一切快水到渠成的时候，何成浚会特庸俗地在密室中为张学良算计东北易帜的实际好处。

张学良看到的，他说；张学良看不到的，他也说。

有了这一套动作，张学良视何成浚再不是什么说客，而是铁磁一般的知己与谋士。

如此，东北易帜，当然不在话下。

1929年3月，因平津局势需要，何成浚改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蒋介石此举意在让何成浚对付素有异志的桂系白崇禧。

何成浚来到北平，旋即使出一招釜底抽薪。

当时，驻军北平的白崇禧，麾下部队多是唐生智的旧部，发觉白崇禧有异动后，何成浚将流亡日本的唐生智悄悄地请回来，然后驱使他暗中拉走旧部，白崇禧意识到陷入孤立无兵的险境后，穿便装连夜逃离了北平城。

论军事才能，白崇禧号称民国“小诸葛”，但遭遇何成浚，对方竟然不费一枪一弹，就让他丢盔弃甲，狼狈而逃，输掉了“蒋桂战争”的第一战役。

何成浚善谋眼前，更善谋身后。就当时的局面而言，白崇禧是站在眼前的障碍，而唐生智则是隐在身后的危害，所以解除了白崇禧的兵权后，他在唐生智还没来及有所反应的情况下，就先下手为强，将唐生智周围的部队牢牢地控制住了。

唐生智原以为夺走白崇禧的兵权，自己就成了发号施令者，等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同样陷入了孤立被围的困境，这才知道自己不过是何成浚手中的一枚棋子，用完了，是必须废掉了。

无奈，唐生智只好知趣收手，弃军而逃。

因为这一连串令人不得不服的手段与功劳，何成浚成了当年民国政坛最为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蒋介石为了酬劳他，将他的家乡湖北交给他，叫他做了湖北省主席、武汉行营主任。

何成浚攀上仕途的巅峰时，南京的记者们将他与何应钦并列，并通过二何来观察时局变幻。民国知名记者胡实后来回忆说，“每当有战事发生，老先生（蒋介石）手下的两何，必有一何离京应变。如果轮到雪竹（何成浚）将军出马，敏感的权威记者，均敢打赌此番不会用兵打仗，只不过用和平手段，去分化对方······当时新闻界给他取了一个雅号，称为和平将军。”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何成浚之所以能够在西线战场上呼风唤雨，号令一帮乌合之众杂牌军，那是因为自1929年就任湖北省主席以来，他就“煞费苦心”地将武汉打造成了联络各方杂牌军的大本营。

那一时期，何成浚将省府公务统统交给民政厅长，自己全力交结各方，整天泡在声色场里，汉口滨江金融区湖北街上最豪华的太平洋饭店几乎成了何成浚的行辕。当时，有讽刺何成浚的民谣风行一时：“主席何成浚，手拿三颗印，会议太平洋，天亮未尽兴。”

何成浚的“会议”，究竟有多乌烟瘴气，有多腐败呢？

小报记者曾挖出秘闻说，江汉路的扬子江饭店5楼成了何成浚包下的赌场，何本人一夜巨赌，一掷就是六十万大洋，而当时一个甲种师的每月军费也就二十五万大洋。

中原大战爆发后，何成浚的“腐败纵横之术”更是登峰造极。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米暂沉曾回忆说，前线血战之时，坐镇漯河的何成浚不在司令部发号施令，却在“销金窟”里与杂牌军将领酒色应酬，一榻共抽最昂贵的印度大烟：

从汉口调来了一批有名的中外厨师，日夜制作各种各样的点心，筵席流水般地招待他麾下的杂牌军头目······将领们在酒席宴前杯盘狼藉、酒酣耳热的时候，或者是在赌博台上吆五喝六、赌兴正豪的时候，或者在烟灯旁边吞云吐雾、飘飘欲仙的时候······也正是何成浚施展他的浑身解数······把这些将领制服得服服帖帖的时候。

对于何成浚，当时的评价很分裂，看表面的如杨虎城的机要秘书，认为何成浚的能耐不过是自甘堕落，疯狂撒钱，但另一部分看内在的，却认为乌烟瘴气的底下，何成浚有一套相当厉害的处世之道，对待这帮乌合之众，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真挚仁厚，推赤心于人腹之中。粗俗地讲，他端起酒肉，就能让旁人真心认他做大哥，其中的道道，不服不行。

有桩轶事时常被拿来说——

1929年，何成浚收编大土匪刘黑七，难得地安插了一位老部下汪世鎏当副师长。汪世鎏雄心勃勃，要将土匪整顿成正规军，但何成浚却嘱咐他不要多事，只要为刘黑七说好话即可。

何成浚说：“杂牌军队是整训不得的，你要整训它，它首先就问你要枪要弹要饷，这些我们都没有，蒋先生也不会给。如果蒋先生知道你要整训哪一个部队，他就要派人，黄埔生是杂牌部队不肯收容的······造成部队对你的好感，多把部队的好情况报上去，坏事情不要报，自己消化就好。”

1931年，是民国的多事之秋，也是何成浚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何成浚在政治上很反动，一生未与共产党有过好的接触。中原大战结束后，何成浚回到湖北执掌军政，当时湖北全省大部分已经变成“红区”，何成浚遵照蒋介石的反动旨意，全力“剿共”，结果因不得人心，不善征战，仅半年工夫，就狼狈败下阵来。

很显然，在崇高的红色信仰面前，何成浚的那一套彻底失灵了，再没有纵横的余地。

大概是不得志的缘故，1931年夏天，当汉口龙王庙江堤决口，江汉平原成一片汪洋，几十万人葬身鱼腹时，何成浚竟有些无动于衷。

当时，湖北有民谣骂他：“主席何成浚，一官掌三印，除了打内战，百事都不问。”

老部下、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趁机活动，四处倒何，结果何成浚被迫交出湖北省主席一职。

在湖北的地界上，何成浚很恋权。丢掉省府主席后，他以武汉行营主任的身份，与夏斗寅、张群、杨永泰等后几任省府主席争斗暗战不休。蒋介石为此很反感，曾在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上大骂湖北佬是九头鸟，难缠得很。

甚至有种说法，同为蒋介石身边顶级谋士的杨永泰，上任湖北省主席不久即遭到暗杀，幕后黑手就是何成浚。

因为对蒋介石任用政学系杨永泰主政湖北有些许不满，加之与何应钦本来就交往甚密，1936西安事变爆发后，何成浚失去了往日的睿智，错判了形势。

当时，张学良曾特意拍电报点名邀请何成浚赴西安商议要事，这本是何成浚再次力挽狂澜的好机会，然而在这一时刻，他退缩了，不仅没有去“解救”蒋介石，而且公然站在了何应钦的一边。

从此，何成浚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

抗战全面爆发后，因为急需用人，何成浚曾短暂复出，重新担任湖北省主席，但随着武汉陷落，蒋介石迁都重庆，何成浚的仕途之路也就走进了黄昏。

在重庆，何成浚做了七年的军法执行总监，本质上这是个脏活，何成浚的心境可想而知。

值得一说的是，水落石出后何成浚的另一面。

很是不可思议，昔日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的“湖北王”，竟然是个两袖清风，毫不爱财的主。

因为任上不贪，家中没有私财，在重庆担任执法总监那七年，何成浚竟然穷困到天冷买不起皮衣，坐车贴不起油费，牙坏了换不起假牙，甚至过年要躲避债主的程度。

从这一面看，民国第一纵横家，确实有“士”的一面。

抗战胜利后，1946年8月，何成浚获准退休，回到了阔别8年的武汉，在众多老部下的簇拥支持下，他曾短暂复出参政，但声势已大不如前了。

淮海战役决战阶段，为了给何成浚的老部下黄百韬打气，蒋介石特意将他请到南京，但何成浚还没有来得及与黄百韬取得联系，却先得到黄百韬兵团已全军覆灭、黄百韬本人阵亡的消息。

见蒋介石大势已去，何成浚心灰意冷，不久便以治疗腿伤为由，带着夫人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由上海转道香港。

何成浚的大儿子何懋周曾跟着程潜投诚起义，但最终还是被弄回老家枪毙了。何成浚得到消息，痛苦不堪，加之异乡飘零，许多溃退到香港的部下、老乡、亲戚经常上门求援，何成浚本就没有多少积蓄，终了只好硬着头皮到台湾向蒋介石乞食。

1950年底，何成浚举家迁入台北。

1960年春，何成浚因高血压中风，导致半身不遂，卧病在床将近一年后于1961年5月7日在台北去世，终年80岁。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何成浚终究是有分量的，所以他拄着拐杖到灵堂送了最后一程。

何成浚死后，常年为其管理财政的心腹喻育之，为老长官写下了这样一句评语：

早年我给他一个浑名叫“问题”。意思是：好人吗？坏人吗？革命的吗？不革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