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对西北边疆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

道光十三年（1833年），时年21岁的左宗棠首次赴京参加会试，就在他所写的《燕台杂感》组诗中甚有远见地谈及了新疆置省、开屯等一系列问题。在北京，左宗棠还用心结识了以研究西北史著称的学者徐松，并在他那里看到了许多关于新疆的珍贵文献资料。

科举对左宗棠而言，是一道死门。

三次会试落第之后，左宗棠绝意仕进，博览群书，那一时期，他花了许多心思，仔细研读了研究新疆问题的专著——《西域图志》。

道光朝的两大重臣陶澍、林则徐是左宗棠拓展人生的重要导师。陶澍的赏识，让青年布衣左宗棠早早地读到了朝廷关于西域事务的奏稿，而湘江舟中会面林则徐那一次，谈及西域时务，林则徐那一席话——“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更是深深地影响了左宗棠。

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用武力侵占新疆伊犁，其时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那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沙俄的扩张野心。在写给正请假返湘的部将刘锦棠的信中，左宗棠说：“俄人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

两年后，同治十二年（1873年），针对新疆久被蚕食的现状，左宗棠奋笔疾书，向总理衙门上了一道极具见识的奏章。左宗棠认为，沙俄霸占伊犁，“恐非笔舌所能争”，终究要通过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将其收回。

可是当时关外各军的备战情况却十分糟糕，兵力单薄而冗杂，不战而坐食，而且指挥不一，军无斗志，根本不具备“克服要地”的条件。

此外，作为进兵孔道和前进基地的河西走廊，也早已受到严重破坏。

左宗棠没有回避问题，将这些不利情况讲明之后，他很是雄才大略地提出了武力收复新疆的军事战略：从“兵事”方面讲，欲粉碎俄人侵略阴谋，必须先定南疆（回部）。欲收回伊犁，必须先拿下乌鲁木齐；从“饷事”方面讲，则须“别筹实饷”，另辟饷源，并在肃州设立粮台。与此同时，还要节约开支，统一调配，将各军专饷归并为一，相其缓急，均其多寡。

当时的清廷当权者，对新疆的情况很不了解，他们甚至连阿古柏入侵的由来和现状，也知之甚少；而对于沙俄侵略的野心，直到俄军全面占领伊犁后，他们才愕然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可是，就在左宗棠极力促成武力收复新疆时，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的大辩论却随之爆发了。

自新疆遭蚕食以来，曾国藩就主张“暂弃关外，专清关内”。李鸿章则更进一步地主张，停撤西北“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停撤之饷，即均作海防之饷。”

李鸿章的理由是，新疆北邻俄国，南近英属印度，“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

由于李鸿章及其党羽的鼓噪，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出兵必败论”，甚嚣尘上。

此时的左宗棠属于少数派，但他的脊梁甚硬。

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宗棠挺身而出，呈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并且提出了应对方略。

针对李鸿章只有牺牲“塞防”才能加强“海防”的奇怪逻辑，左宗棠明确提出：“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君臣谋议政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所谓并重，不是说搞平均，而是讲究缓急、匮裕之别。

针对“新疆无用”、“得不偿失”等无能缪论，左宗棠针锋相对地强调，国家领土尺寸不能让人，新疆绝不是“万里穷荒”，决不应以任何借口任凭侵略者去霸占它。

至于李鸿章之流鼓噪的“出兵必败”，左宗棠的回击甚是霸气：“勿论贼势强弱，且自问官军真强与否？”

言明以上宏论，左宗棠随即摆出鹰派姿态，他建议朝廷，应立即调整前线将帅，以金顺替代景廉，并把负责西征粮台而又“同役而不同心”的袁保恒调开，以建立一个协调一致，有权威、有效率的统帅部。

左宗棠的塞防主张，得到了当时正执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如此一来，慈禧终于下定决心，并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发出“六百里加急”谕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军队的全权，并明令将镇迪道划归陕甘总督统辖。

武力收复新疆一役，是左宗棠一生最为豪迈、最为英雄的事迹。

可是后世有几人深究过，这豪迈的英雄壮举背后，究竟沁着多少心酸和苦楚？而这些才是左宗棠以及他的部将们，最为可敬可叹的地方。

“朝命甫下，人人皆为公（左宗棠）危。”

这是左宗棠领命西征时的真实处境。在当时，左宗棠面临的危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站在他身后的“同僚”，尽是期盼他一败涂地的政敌，纵观历史上所有收复失地的战争，恐怕还没有像左宗棠这样孤立无援的；其次，在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前提下筹措军费，在军粮无着、路途艰险的前提下筹办粮料，这是“巧妇要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弄不好就是死路一条；再者，盘踞新疆的匪首阿古柏，久以“凶悍能军”著称，且和英、俄等国相互勾结，面对如此强匪劲敌，又是千里远征，稍有不慎，很容易出现变故，甚至造成大溃败。

然而，面对这些危难险阻，左宗棠心中虽有悲苦之感，但所到之处呈现出的却是晚清第一强人的坚韧、强悍与卓绝。

李鸿章一向嘲讽左宗棠手下没有精兵强将，很不地道的是，眼下要用兵新疆，李鸿章非但没有襄助之心，相反使尽一切官场手段，将已在西北的刘铭传铭军、宋庆毅军调往内地，以求在兵员方面对左宗棠形成掣肘。

对此，左宗棠不以为然，自有一套选将用兵之道。

左宗棠选将，看重的是志同道合，真正的不怕死、不爱财。他的西征大军，三位主帅，北路统帅金顺、南路统帅张曜以及中路统帅刘锦棠，尽是如此。这一点，曾国藩的湘军将领比之逊色，李鸿章的淮军将领比之则是惭愧。

至于边塞用兵，左宗棠也有极识时务的主张，西征之兵，“在精不在多”，因为“道远运艰，不能用众”。

客观地讲，兵将的问题，对当时的左宗棠而言，即便有人从中作梗阻碍，但终究问题不大。

真正苦难的是军饷问题。

左宗棠统帅的西征大军，一年的军费支出约八百多万两，朝廷实际只能拨给五百多万两，这还只是纸面上的乐观说法。自从“海防”之议起，李鸿章从中作梗，各省、关实解西征“的饷”（当时西征军费在海关关税和各省厘金项下拨充）比计划陡然少了一半，只剩下两百数十万两。

不得已，左宗棠只好顶着朝野上下非议的压力，硬着头皮想方设法为西征举借洋债。那时，由于西部陕甘地区没有洋商的派驻机构，左宗棠若想借款，必须请东部的两江出面代理，以便与上海的洋商交涉。

当时，两江总督是沈葆桢，此人是经左宗棠推荐担任船政大臣之后，被提拔为现职的。有这一官场渊源在，按理说沈葆桢应当感激左宗棠，对于左宗棠的当务之急，当尽力帮办才是。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沈葆桢不仅拒绝了左宗棠让其代理借款的请求，而且还向朝廷写了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奏折，坚决反对左宗棠借款西征。

沈葆桢反对的理由是，左宗棠借款的利息太重：“今以一千万照台湾成案八厘起息，十年清还计之，耗息约近六百万，不几虚掷一年之饷乎？”

沈葆桢持有这样的态度，说明他已抛弃与左宗棠的昔日情谊，站到了李鸿章那条船上。

由于沈葆桢掀起的反对大浪招来了滔滔非议，尽管清廷当时已同意借洋款千万两的计划，左宗棠为了不影响西征人心，只好自担困难，请求将借款数改为四百万两。

慈禧在某些时候还是有格局、有魄力的。见左宗棠西征有苦心，更有难处，清廷最终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何惜筹备巨款，俾敷应用，以竟全功。加恩著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

左宗棠接到这道上谕，不禁老泪纵横。

军饷有了着落，左宗棠信心倍增，紧跟着在筹粮、运粮、军需补给等重要环节做了重要部署。等到万事俱备，东风不欠之时，左宗棠深谋远虑，为收复新疆制定了两条关键战略方针。

第一条：收复新疆，要先北后南。

第二条：西征进军，要缓行速战。

光绪二年（1876年）夏天，西征大军收复新疆的战幕拉开。左宗棠坐镇肃州，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

八月，刘金两路大军协力，经激战攻下乌鲁木齐外围重要据点古牧地，阿古柏帮凶白彦虎弃乌鲁木齐而逃，刘锦棠兵不血刃收复北疆重镇。

见西征大军顺利荡平北疆，左宗棠随即布置三路进军计划，金顺留守乌鲁木齐，刘锦棠任前线总指挥，率军进击南疆门户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

然而，就在达坂—吐鲁番之役取得大胜，西征大军正准备一鼓作气，乘胜前进，一举收复整个南疆之时，从浙江曝出的一桩冤案竟意外地打乱了左宗棠的部署，险些“腰斩”了西征大事。

这一少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很能反映左宗棠西征的真实状况——大军所向披靡的背后，太艰难不易了！

左宗棠西征军饷，虽说经过东拼西凑，已经有了着落，但那只是纸面上的说法，真实的情况远非如此。当时，西征军饷很大一部分一直依靠东南各省，但由于遭到李鸿章势力的抵制，向来不能按照定额拨解，其中唯有一个例外的省份就是浙江，这个省的西征协饷，一直按照规定的时间，足额提供，从不拖泥带水。

浙江为何如此配合呢？

原因很简单，当时的浙江巡抚杨昌浚曾经是左宗棠的部署，李鸿章的势力染指不到这里。

可是，就在西征大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光绪二年九月，因为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清廷命令浙江巡抚杨昌浚连同葛品莲尸棺及所有检验文书一并押解北京，到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杨昌浚因此案遭到革职。

杨昌浚遭到革职后，浙江巡抚换上了李鸿章淮系大员。如此一来，原本按时足额提供的浙江军饷，立即被截断了。

左宗棠西征前，纸面上有一千万两军饷，可是到了收复新疆第二阶段战役已经结束，战前本就该到位的五百万两借款依然毫无眉目。不仅如此，各省的协饷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当年的协饷，直到四月份总共只收到不足三十万两，平均下来，每月仅寥寥数万两而已。

除此之外，另有一笔高达三千余万两的欠饷高悬在左宗棠的头顶。这是收复新疆前，左宗棠在陕甘平乱，清廷多年拖欠未给的军饷。

缺饷欠饷到了如此程度，可以想象，军饷再无着落，将帅意志稍松，西征大军必将崩溃，而收复新疆之役也将功亏一篑。

幸运的是，就在西征大事命悬一线时，负责为左宗棠借款的胡雪岩，经过一连串的周折之后，终于向汇丰银行借定了五百万两“救命款”。

胡雪岩为左宗棠借款，诟病最多的也是利息太高，近乎高利贷。但回到当时的实际境况中，只能说，无论胡雪岩有多少从中谋利的私心，但对于西征大局，他的贡献终究是不能抹杀的——没有胡雪岩，可能就没有最后一阶段的收复南疆之役。

还有誓不爱财、决心用命的西征将帅们。

当时有一种说法，西征收复新疆，此役唯有左宗棠和他的部将们愿意打，也唯有他们能够打赢，换作曾国藩的湘军，或者李鸿章的淮军，此役不仅难以发起，更难获得大胜。

此种说法不是虚言。

看看西征将帅们的人生结局，一切就明了了。

左宗棠西征凯旋，在京城买不起房子，后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就不讲了，这里我们着重讲讲他的那几位部将。

西征北路军统帅金顺，后来担任伊犁将军。伊犁将军从来都是军中肥缺，历任伊犁将军因为天高皇帝远，无不竭尽搜刮之能事，离任时全都要用大车来运送私财。但金顺却是个例外，光绪十一年（1885年），金顺奉诏进京，途中病死在肃州。《清史稿》记载：“身后不名一钱，几无以为殓。”

西征南路军统帅张曜，后来担任山东巡抚，还出任过海军帮办大臣。在山东巡抚任内，他为了补偿所部新疆之役的欠饷，曾经向德国洋行借款七十四万七千余两，这笔巨款直到他于光绪十七年病逝也未能还清，张曜本人，无一文私财，死不瞑目。

史书记载：“张曜操履廉介，殊为人所难能。治军服官垂四十年，曾无寸产一椽之殖，既殁几无以殓，将吏环视，感泣失声。”

西征中路军统帅刘锦棠，战后首任新疆巡抚。在新疆巡抚任上，刘锦棠一心要解决西征时的欠饷，但因为通信、汇兑、递送等方面的条件都十分原始，最后有相当多的军饷无法送达应该领取它的士兵手中，但刘锦棠没有私吞之心，光绪十三年，辞官回乡探望祖母之时，他将这些银子全部用车送到了新疆蕃库。

甲午年间，中日战起，清廷诏刘锦棠入京，他带病就道，刚刚走到县城，突然中风，被左右抬回家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卒年五十一岁。

史书记载：“及公薨，家人发其笥箧（竹匣子），所存赐物数事，奏牍丛残而已。归乡简约，庐舍萧然，不知为达官贵人。”

西征军副帅，营务总管刘典，西征时坐镇兰州，在军饷供应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带头樽节，为全军做出表率，莫大一个全军营务处，每月以七百两银子苦苦支撑着，直到收复新疆。

光绪四年，刘典病逝在兰州督署，身后也是一文不名，全家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得到噩耗，老泪纵横，为了不违背刘典生前从来不为私事动用公款的习惯，特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拿出六千两，为刘典治丧、养家。这是左宗棠一生中支援个人所动用的最大一笔数额的款项。

左宗棠这四位部将，一生都在清贫中度过，临终时全都一样，无力为自己买一副棺材！

可怜乎！

悲壮乎！

感叹乎！

当年西征，收复新疆，正是因为有这份悲壮，才会危难不败，横扫贼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