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介民是军统三大巨头之一，虽说他不像戴笠那样广为人知，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对戴笠是不相上下的。

戴笠，就像他的名字，如同黑暗中的戴笠之人，神秘而阴森，让人恐惧；郑介民不一样，他一直刻意保持着与黑暗的距离，轻易不在阴森恐怖的场景里现身。平日里，他黝黑的面孔上总是带着笑容，身上总是穿着挂满勋章的笔挺军服，如果不去深入地了解这个人，你会觉得他是一位注重仪表的军人，不会想到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头子。

作为军统的二号人物，郑介民一向以所谓的“老成持重”、“博学多才”以及“肯钻研问题”著称。郑介民身上的这三个标签，表面看是褒义的，实质却包含着贬义的内涵。

正如江湖老话说的那样，真正的坏人，你是看不出来的——

郑介民1897年农历八月十五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一户破落的地主家庭，家中兄弟四个，他居长，是老大。

幼年时，郑介民的父亲就死了，因为家中兄弟多，又没有恒产，他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时就飘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

最初，郑介民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微薄，仅够个人糊口。那时候，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读过书，而郑介民能写会算，后来他就利用这个优势在一个养鱼场当上了记账的。这份工作虽然沾着鱼腥味，依旧卑微，但每月总算能留下一点钱来接济家里，因而他干了好几年。

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消息传到南洋，郑介民觉得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

郑介民南人北相，也算读过书，投考军校本以为没问题，不料考试结果出来，黄珍吾被录取，他却没有考上。这时候，有人劝他还是回到南洋谋生要紧，但郑介民觉得走回头路没有出息，最后在同乡邢森洲的帮助下，一边补习功课，一边在警卫旅长吴铁城的军士队里当学兵，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二次投考黄埔，郑介民如愿以偿，终于被录取。

一次不成，二次才中，这一波折对郑介民影响很大。他后来常说，“能够钻研，才会有机会。一个人不知道读书钻研，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郑介民口中的钻研，有浓厚的政治含义。在黄埔，除了读书发愤，他有一点很突出，那就是很早就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并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同真正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搞对抗。

因为在政治上颇为突出，从黄埔二期毕业后，郑介民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深造，康泽、李宗义是他的同期同学。

郑介民虽然文化底子很薄，但在莫斯科大学，他却艺高人胆大写出了一本《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据说，蒋介石在翻看这本充满陈词滥调的反动小册子后，对郑介民的“政治头脑”很赏识。

1927年8月间，郑介民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之时，他以为能够投靠蒋介石，迎来远大前程。不料，蒋介石恰在这时下野去了日本。无奈之下，郑介民只好暂时投奔了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总队长的贺衷寒。

贺衷寒问他，想干点什么？

郑介民说，宣讲政治。

1928年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介民见机会来了，立即四处钻营，千方百计托人走蒋介石的门路。

蒋介石召见他的时候，问了他在中山大学的情况。

这时候，郑介民拿出了大特务的潜质，除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竟然早有准备地将在中山大学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介石做了详细的报告。

蒋介石很欣赏这一套，也很需要这一套，于是将他留在身边当了一名侍从副官。

据军统另一大特务沈醉回忆，郑介民的这个侍从副官，实际上就是替蒋介石做特务工作的。一开始，他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能在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过多久，当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爆发争斗时，他便利用一个机会，大显身手，一鸣惊人了。

1928年冬天，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蒋介石表面上算是“统一”了全国，但李宗仁的新桂系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近乎分去了蒋介石一半的地盘。

这样的局面，蒋介石自然不能容忍。

郑介民察觉到蒋介石极欲解决李宗仁的新桂系，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

当时替蒋介石掌管情报工作的是王柏龄，王问郑介民，单枪匹马，勇气可嘉，但我需要知道，你有怎样的把握？

郑介民说，我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时私交很深，李早就要我去替桂系工作，我有把握，可以利用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

原来如此。

王柏龄当即报请蒋介石，批准了这一潜伏计划。

刚潜入武汉时，郑介民伪装得很好，他故意找一家破旧的小客栈住下，然后又将自己弄成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

将武汉的基本情况摸清楚后，郑介民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司令部不仅地位特殊，而且人缘极好。

郑介民见到李宗义后，谎称自己失业已久，眼下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此次是专程前来投效，希望老同学能够收容。

李宗义见郑介民一副落魄样，颇有些意外，为了探求实底，他提出要去郑介民的住处看看。

这正中郑介民下怀。

待李宗义来到那家小客栈，见到桌上的馒头咸菜和半瓶没喝完的老酒，这位老同学再没有半点怀疑，立即要郑介民搬到司令部与他同住一室。

郑介民“含泪”跟随老同学住进司令部后，起初的一段时间，他显得既狡猾又谨慎，穿着李宗义给他买的新衣服、新皮鞋，他只跟司令部的各色人等大谈与“二总”的老同学情谊，从不乱走动，也从不乱打听。

渐渐地混熟了环境，众人皆知他是“二总”的资格老同学后，郑介民便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拉拢收买司令部的机要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桌底运作，郑介民不动声色地做成了两件事，先是盗拍了李宗仁和各部队以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接着又陆续把李宗仁所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偷抄出来。

蒋介石拿到这两件极具价值的情报，顷刻间就掌握了李宗仁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小试身手，毫无闪失之后，郑介民耍弄的手段便升级了，在新桂系内部，他祭出了十分擅长的政治离间。

当初，新桂系的势力发展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李宗仁曾提出“鄂人治鄂”的口号，新桂系中的鄂籍将领胡宗铎和陶钧等人因此红极一时，但此举招致了许多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人的不满。

郑介民抓住两派将领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之类的话，蓄意地进行挑拨离间。

效果渐渐出来后，郑介民没有轻举妄动，他密报南京蒋介石，建议由他提供桂系将领的具体情报，然后由南京派员潜入武汉，一对一有的放矢地进行策反工作。

郑介民说，南京人员在台前，他在幕后，不仅有利于针对瓦解，而且有利于长期潜伏。

据沈醉披露，在实施“台前幕后”策反阴谋时，郑介民表面装得十分老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这一招很管用，李宗仁从未怀疑过他。

那一时期，为了避人耳目，频繁地与南京策反人员开会，郑介民还特意交往发展了一个叫何淑芬的汉口女人。这个何淑芬也不简单，上了郑介民的贼船后，她不仅把自家的一处家宅变成了郑介民的秘密情报站，而且以女主人的身份承担起了掩护任务。

郑介民后来娶了何淑芬，两人的配合更是一绝，一个扮演贪财的河东狮吼，一个扮演怕老婆的好好先生，一个在台前贪拿，一个在幕后避嫌，在南京，在重庆，在北平，在上海，两人不知搞了多少钱。

由于郑介民隐藏得很深，当他的策反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非但没有察觉到新桂系的基本力量已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相反还在一味地寻求扩大势力，以求将新桂系的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再又北向南，鼎定天下。

那一时期，新桂系白崇禧在北平纵论天下时，曾话中有话地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下一步，桂系“李白”将南征定天下。

蒋介石得到这些情报，不动声色间将一枚枚棋子布了下去。

那时候，李宗仁表面势盛，决心进去湖南后，他不经南京批准，便擅自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越权免去了鲁涤平湖南省主席的职务，想以倾向桂系的何健代替。

哪知道，此时的何健早已暗中倒向蒋介石，李宗仁此举等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蒋介石见时机已到，暗剑随即出鞘，他先是将李济深扣押在南京汤山，然后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了李的职务。

李宗仁、白崇禧不肯就范，当即通电反蒋，蒋桂战争因此爆发。

让李宗仁没想到的是，桂系反蒋的大旗刚刚竖起，潜伏在武汉的郑介民就在背后阴狠地捅了他一刀。

郑介民通过策反人员给李宗仁麾下桂籍将领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人开条件，只要他们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南京方面将给予重酬。

此计阴狠在哪里呢？

对于李明瑞等桂籍将领而言，郑介民这个说法太有吸引力了，不用直接倒戈，仅仅是一枪不发地撤一撤，就实现了一箭双雕，既得了蒋介石的好处，又看了桂系鄂籍将领的笑话。

什么是政治头脑？

这就是。

果然，等李明瑞一众将领吃了郑介民这一套后，荒诞的局面立马就出现了。桂系鄂籍将领胡宗铎、陶钧在李明瑞等人率部撤走后，立即就陷入了孤立无援，无法支持的困境，为了免作炮灰，他们没有办法，只能跟着率部向沙市、宜昌一带撤退。

就这样，桂系盘踞在湖北的十多万人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蒋介石毫不费力地就夺取了武汉。

据说，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匆匆从上海逃往香港时，他痛苦地追问左右亲信，谁在背后打我们七寸？太可恶了。

在解决桂系这一问题上立了大功之后，郑介民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时，握手称赞他在武汉的工作做得很好。这时候，郑介民在蒋介石面前又耍了一个小把戏，他趁机当场把蒋介石批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了出来。

蒋介石用人，还是很毒辣的。

蒋桂战争后，蒋介石为了监控那一批叛桂来投的将领，再次给郑介民布置了任务。郑介民领命前往广西后，先后在李明瑞的第十五师、杨腾辉的第五十七师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还兼任过广西省政府委员。

这一次去广西，郑介民为了控制李明瑞、杨腾辉等人，采取了扼喉的策略，他联合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暗地掌控着广西各部队的军费。此举引起了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的强烈不满，为了摆脱蒋介石的压制，1930年4月，俞作柏响应张发奎在广西打起反蒋大旗。

郑介民得到风声后，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往广州。

此时的郑介民刚三十出头，在蒋介石眼中尚缺乏磨砺，办事不够老道，他认为这次广西出事，多少跟郑介民太过自信，行事过于刚猛有关。为了打磨郑介民，蒋介石刻意冷落了他一个时期，后来才给他一个参谋本部上校参谋的职务。

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学生讲话，宣布成立复兴社，一年后，蒋介石又召集复兴社骨干，决定成立特务处，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

郑介民这个人，为人谨慎而又爱说话。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是轻易不会谈出来的，可是一旦做成了，他往往要向人夸耀。据沈醉回忆，在复兴社特务处，有几件得意的事，一向被郑介民视为炫耀的资本。

第一件事是策反十九路军。

“一·二八”以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这支部队去充当中下级军官。郑介民的想法很贼，他认为特务处的行动是明线，他可以充当暗线，以私人关系派特务打入十九路军。明暗两条线渗透，即便十九路有所察觉，也不可能将两条线全部挖出。

事实证明，郑介民果然老奸巨猾，他的人始终没被挖出来。

十九路军在福建发蒋时，戴笠受命潜入福建主持瓦解工作，其间配合戴笠起到关键作用的全部是郑介民事前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同乡。

“福建事变”成功解决后，戴笠回到南京，当众称赞郑介民有“制敌机先”之明。

第二件事是主持刺杀叛国投敌的北洋军阀张敬尧，此事在当年十分轰动，被称为”特务处第一成功行动”。

1933年春天，华北局势紧张，何应钦感到难以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前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笠向蒋介石建议，派郑介民前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名义作为掩护。

郑介民到任不久，特务处得到情报，前湖南督军张敬尧叛国投敌，已使用化名住进北平六国饭店，密谋在北平进行暴动。

这一次锄奸，郑介民罕见地出现在了第一线。他化装成由南洋回国的华侨住进六国饭店，对张敬尧的活动规律进行了仔细侦察。

摸清情况，有了一定把握后，郑介民指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泗钦潜入六国饭店，果断行动，一举击毙了张敬尧。

这次暗杀成功，虽然有运气的成分，但郑介民坐镇全程，精准而果敢的行动指挥，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件事是成功收买陈济棠的空军，使得“南天王”羽翼尽失，反蒋败得很狼狈。

从1936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事宜。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及川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手，进行反蒋活动。

郑介民在两广有很深的地下人脉。

戴笠深知这一点，于是又派郑介民前去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行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

当时任特务处华南区区长的邢森洲，原本就是郑介民的患难之交。此人在南洋混了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很有声望。郑介民抓住这一点，在狙杀陈济棠失败后，很阴险地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人是华侨，郑介民利用邢森洲在华侨中的声望，先以12万港币收买了陈部航空部队飞行员陈振兴等人，后又以40万港币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

有了这个基础，郑介民随后又趁势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40余人叛陈投蒋。

一切准备就绪，1936年7月，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达到南京。

蒋介石得知两广飞机悉数飞来南京后，大喜过望，直接给郑介民拨出上百万的港币，令其加速瓦解工作。

当时就有人讲，郑介民是名副其实的大特务，搞政治瓦解，他是既挖墙脚，又拆台。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这个时候，郑介民虽然兼着军统主任秘书的职务，但他的兴趣已不在特务工作上，而是转向了军事。

1939年陆军大学成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时，郑介民请求带职受训。

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进陆大？

郑介民说，现在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生，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能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

然而，蒋介石却认为他是搞情报的料，不是带兵的理想人选。

见带兵无望，郑介民只好退而求其次，专门搞起了军事战略情报研究。这一搞不要紧，他居然又搞出几件得意的事，以至于蒋介石、美帝英帝都对他刮目相看。

1942年1月间，郑介民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

蒋介石很欣赏郑介民的这一战略意见，遗憾的是，当蒋介石将这一方案正式转达给西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时，对方根本未加采纳。

残酷的战场事实，证明了郑介民是正确的。

1942年2月初，日军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耗资达6000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6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十多天的时间，便被日军攻陷了，魏菲尔率领总部人员仓皇逃往荷印爪哇。

新加坡陷落后，不仅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介民意见的人，认为郑果然“料事如神”，就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时，也有悔不听郑言而遭此惨败的表示。

另一次，郑介民更“神”。

1944年夏天，郑介民和魏德迈（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谈话，大家都在预测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许多美国将领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介民肯定地指出，6月初最为可能。当时大家也只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可是到了6月6日，盟军果然从法国诺曼底登陆。消息传到重庆，许多听到过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见到他的时候都称赞他是神机妙算。

有人好奇地问他，究竟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郑介民说，从整个战局上看，他认为第二战场的开辟不能再拖延，而且各项准备也已就绪，不会出今年。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是根据英伦海峡每年6月初天明前涨潮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为适宜。

搜集研究各种资料，不放过片纸只字，从细节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这是郑介民一向推崇的特务工作办法，也是他做出各种战略判断的重要依据。

靠着这一套办法，1946年之后，郑介民在反共反人民的可耻道路上，犯下了许多罪行。

北平地下电台遭到大肆破坏跟他有关；上海后勤补给站遭到严重毁坏跟他有关；许多邪恶的渗透计划，更跟他有关······

正是靠着这些，郑介民一直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即便他纵容老婆肆意贪污敛财，弄得满城风雨，蒋介石也从未真正地处罚他，弃用他。

据沈醉回忆，郑介民还有一点，也是特别地老奸巨猾，他一贯在台前唱高调，可是在台下脚底却是抹油的。

国民党败亡，在逃亡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房子没办法带，他老婆就托人低价卖掉。

更讽刺的是，郑介民在老婆上飞机的时候，还当着送行特务的面，用故作镇定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

实际上，这样的谎话刚说完没几天，他本人就狼狈地逃走了。

郑介民逃到台湾后，没有失势，但也没有活长久，1960年突患急病而死。

这一点挺宿命的，军统大特务善终长寿的极少，大部分都短寿，可能是作恶造孽太深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