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奉圣旨查抄江陵张府的“专案组”打开大门时，一幕人间惨剧呈现在世人面前：

张家老小妇孺，有17人饿死在府里，有的尸体已被饿红了眼的家犬吞噬殆尽。

十几天前，专案组从京城出发时，先行命令当地政府封闭了张府所有出入口。张家大小数十口人来不及退出，被锁在了门内。有些人活活饿死，惨不忍睹。

专案组简单处理了现场，开始抄家。

张居正的几个儿子被分头提审，接受各种严刑拷打。大儿子张敬修经受不住暴力与羞辱，悬梁自尽，死前，咬破手指头在衣服上写下血书，为父亲抗辩。

此时，张居正已经死去两年。从天堂到地狱，却只需皇帝的一个决定。

万历皇帝——那个曾经对张先生毕恭毕敬、又怕又爱的年轻人，曾数次向张先生许诺，会替他看顾好他的子孙。

原来就是这样的看顾法。

▲张居正（1525-1582），湖北荆州人。图源：网络

张居正生命的最后两年，认真想过急流勇退。

万历八年（1580）二月，他向18岁的皇帝上疏，请求退休。他在疏中回顾说，当首辅九个年头来，直面闲言恶语，每天辛苦劳瘁，不敢有任何推脱避让，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为了“图报国恩”，报答先帝当年托孤的信任和礼遇。

张居正对权力及其风险，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在疏中说：“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

权位不可以贪恋，熟稔本朝内阁斗争史的张居正，看得比谁都清楚。（参见：嘉靖朝权斗、隆庆朝权斗）

他只是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皇帝赋予的权位还给皇帝。此次上疏请求退休，他认为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客观上，经过八年的改革，人事、经济、边防等帝国要务，较之前大有起色，基本进入正轨。而且皇帝已经成年大婚，实现“亲政”是必然的。

主观上，张居正说自己56岁了，须发变白，血气早衰，怕身体条件不允许他继续干下去。

不过，张居正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实际上是一个借口。万历在情感上应该有同意张先生退休的想法，但他的母亲李太后很快制止了他这种念头。

李太后说，张先生要辅佐你到30岁才行。

照太后的意思，张居正还要干12年，到68岁退休，身体也没问题。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说，张居正归政乞休，是一种谋定而动的办法。明代的内阁，自张居正以上，从夏言到严嵩，再到徐阶、高拱，凡是当过国家大权的， 最后都支付了最大的代价。矛盾的心理，惧祸的心理，最后驱使张居正走上归政乞休的道路。

▲张居正。图源：大明王朝1566剧照

张居正绝非平庸之辈。他的字典里，几乎找不到“明哲保身”这个词。

官场险恶，不在他考量进退的范畴之内。在他30岁的时候，严嵩当权，他人微言轻，没有干预政局的能量，于是决定离开官场。他以养病为由向吏部请假，回到老家江陵，一住就是三年。

对他来说，这不是归隐或逃避，而是对抗污浊政局的表达方式，抒发怀才不遇之郁闷。

在那段闲居的日子，他写过两句诗：“江湖此日空愁病，独望宸居思渺然。”

宸居，是皇帝的住所，代指权力中心。年轻的张居正人在江湖，心在庙堂。他心心念念的，从来不是隐居退避，而是寻找机会复出，实现匡时救国的抱负。

当内阁混斗，自己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之时，他给自己写过一句从政格言：“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

同样意思的话，他还说过很多：“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明朝政坛从不缺乏清流，他们以道德洁癖相标榜，以洁身自好相砥砺。这样的人，如果不进入官场，留在社会上批判和监督权力，淳化风俗，不失为一种有感召力的精英模范。然而，这样的人，偏偏扎堆官场，变成了一群满口仁义道德、无裨社稷民生的庸官。

用今天的话说，清流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爱惜个人羽毛甚于天下苍生死活。

任何一个实干的政治家，最痛恨的人正是政坛上的清流。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的用人标准总结起来就只有一条：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循吏，指的是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毁誉，只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官员。张居正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张居正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

这些道德瑕疵，充满了张居正仕途上升的整个过程。

在隆庆、万历政权交替之时，他坚定地与秉笔太监冯保结成同盟，假装站队支持首辅高拱打击冯保。结果，以出其不意的反转，排挤掉了高拱，自己上位。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想通过制造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致其于死地。

而在表面上，当皇帝颁旨免掉高拱的首辅职位时，张居正声情并茂地上疏，为高拱求情。

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后来曾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

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是手腕罢了。

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势的日子里，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实际上，他至死未曾原谅张居正。临终前，高拱留了一手，回忆自己参与的政事写成《病榻遗言》，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阴谋多有指摘。

这部回忆录在张居正死后，适时地出版了，成了万历皇帝决心清算张居正的导火索。

实际上，哪怕在张居正推进改革最有实绩，力挽本朝危局最得力，权力把控最给力的时候，针对他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这些攻击来自他的政敌、清流派，以及被改革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深知张居正的改革成绩斐然，无可指摘，所以只能试探性地在他的道德上做文章，以此离间他与皇帝的亲密关系。

这波道德攻击，声势最大的一次出现在万历五年（1577）九月。

当时，张居正父亲逝世的丧报传到京城，给张居正出了个大难题。按照规定，张居正应该离职回家守制二十七个月。此时，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朝廷上下都离不开总设计师把舵。张居正如果走开了，整个帝国就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强者，可以继续推进改革。

万历皇帝还未成年，对张先生的依赖性正是最强烈的时候，于是下旨“夺情”，要求张居正留任。

根据惯例，张居正需要三次恳请皇帝放他回乡尽孝思，皇帝也连下三旨加以慰留。在给皇帝的疏中，张居正一再强调这个事情“非常理所能拘”，暴露了他不想在此时回乡守制的真实想法。这，为攻击者提供了最大的把柄。

舆情汹汹，弹劾张居正的人结队而来。在皇帝的支持下，弹劾者均受到了廷杖、流放等处置。张居正铁石心肠地留了下来，没有退让。

事关改革成败，他从未畏惧清议，也从未畏惧权斗。他可以赢得很漂亮。

▲张居正和未来的皇帝朱翊钧。图源：影视剧照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任何时代，在染缸里做大事的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给自己先染上颜色。干干净净的人，只会站在染缸外指指点点，还生怕被溅到了，绝不可能在染缸里做成大事。

张居正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文化特性的悲剧。

张居正的“死党”冯保，并非善类，至少在以权谋私这一点上相当在行。张居正为了换取他对改革事业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他的贪污行径。当冯保利用贪贿之财营建生圹的时候，张居正应邀为他预撰“墓志铭”，给他高唱赞歌。在张居正笔下，冯保被塑造成一个清廉守法且有所作为的宦官政治家。

身处染缸之中，张居正自己也越染越深，但他始终在与自己的内心抗争。

他曾给一个地方大吏写过信，解释他为什么拒收贿赂。他说，这么贵重的礼品，无一不是从百姓身上盘剥来的，我要是昧着良心收了这些礼品，那就是“以肉驱蝇，蝇愈至”。

他还曾拒绝过名将李成梁的行贿，说你有血战之功，我要收了，对得起开国皇帝吗？

总体而言，张居正虽然在作风和私生活上饱受诟病，但他的底线意识还是很清晰的。他说过，做官做到这个位置，不用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

张居正死后，在被反攻倒算的浪潮中，很多落井下石的揭发文字四处流传。这些为了证明他是罪孽的文字，极尽诋毁之能事，把他写成乘坐32人豪华大轿回乡葬父的暴发户，把他写成四处收受海狗鞭以满足壮阳需求的淫相……政敌罗织罪状，全凭想象力，这跟写小说有什么区别？

张居正的财富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皇帝和太后的赏赐。据统计，张居正当首辅期间，接受赏赐达208次，赏银一次最多一千两，少的也有数十两，赏物则从彩缎、蟒衣到玉带、貂鼠皮等等，应有尽有。

他的儿子，一个被赐为状元，一个被赐为榜眼。万历皇帝对他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张先生的功劳唱不完，照顾一下你的子孙，也是理所应当的。

张居正的堕落，其实就表现在这里。他是有资格教导皇帝的帝师，他也正在带头推进帝国的改革事业，而他面对皇帝和太后的功名利禄诱惑，明知破坏了规矩，糟蹋了科举的公平本质，他仍然得意洋洋地接受了。

朱东润以同情又带批评的笔调，对张居正作了这样的评价：

▲在明朝，做官和做事几乎是两回事。图源：影视剧照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张居正的改革。

皇帝和太后对他的信任、恩眷，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帝国到了离不开张居正的程度，在他被恩准短暂还乡葬父的过程中，朝廷大事的定夺还要快马加鞭送到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内阁制度名存实亡，帝国的命运系于张居正一人。

在江陵期间，最高峰的时候，张居正一天之内收到皇帝的三道诏书，地方官拍马屁，要为他建造“三诏亭”以资纪念。张居正拒绝了，颇有忧虑地说，自己现在是骑虎难下之势。

“骑虎之势”，意味深长，说明他已经感觉到危机的逼近了。

从万历五年顶着舆论压力不肯离职丁忧，到万历八年突然以年老精力不济请求退休，三年之间，张居正对权位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

这个转变恰恰证明，张居正不是贪恋权柄之人。他也有深刻的危机感，知道身在高位，难得善终。

所以他的进退之间，是以改革事业为参照的。在那三年里，他注重的考成法、一条鞭法，以及南倭北虏问题，有的已解决，有的初见成效。乞休而退，正是时候。

他自己估计也想不到，万历皇帝和李太后不放人，还要他辅佐到皇帝三十而立。

老天最终以最粗暴的方式，及时制止了这项漫长的计划。

第二年，万历九年（1581）五月，张居正病倒了。病情来势汹汹，但无论张居正如何乞求，皇帝就是不放他退休。

在张居正去世前九天，皇帝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明朝二百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项荣誉。

但是，疾病很快夺去他的生命。他无法，也不想利用这项新的荣誉来增加自己的权威。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走完一生。

当皇帝意识到“张先生终究是会死的”之时，针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已经开始了。

年轻的皇帝从一开始的顾念旧情，到后来的逆反报复，用两年时间，清算了张先生在他少年时期刻下的印记。

张居正被定的罪名很多，但说起来就一条：威权震主。

也只有这一条，才能戳到皇权的核心与痛处。尽管张居正得意之时也不忘小心谨慎，但是，只要皇帝听信了流言，就会把当年对他的隆遇与慰留，当作是被张居正情感洗脑的结果，通通不认账。

万历皇帝的最后一丝皇恩，体现在顾念张居正效劳多年，恩准免于开棺戮尸的说辞里。

政治何其冰冷无情！

22岁的万历皇帝，已经“出师”了。

悲剧的是，正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张居正一死，帝国患癌，且无人疗救。

他当国十年的家底，只够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糟蹋半个世纪。到崇祯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张居正家族才获得全面平反。

江河日下，国破家亡，崇祯皇帝无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世间已无张居正。只有庸人还在指摘张居正的道德瑕疵。

最后，谨以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送给那些诋毁张居正的人：“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