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我没病！”近日，安徽淮南某公司的职员王某某绝望的呐喊，最终却消散在精神病院病房惨白的灯光之中。当天，四名民警以“协助调查”为由将他带走，22天后，家属等来的竟是一纸“偏执型精神障碍”的诊断书。
淮南男子的22天噩梦
据王某某回忆，刚入院，他的随身物品就被全部没收，像皮带、鞋带这类可能用于自残的东西都未能幸免。每天都必须服用抗精神类药物，要是拒绝服药，就会被直接束缚在病床上。而让人震惊不已的是，涉事派出所相关人员直到现在，都没有对采取强制措施的合法性给出任何解释。这种“先抓人后诊断”的执法方式，真的是个例吗？
类似案例:“被精神病”
在2012年的深圳，某公司高管李女士因为举报公司财务问题，她竟突然被家人以“精神异常”为由送进了康宁医院。在没有经过任何司法鉴定的情况下，院方仅仅凭借家属的一面之词，就开具了诊断证明。被关的13天里，李女士遭受了电休克治疗和药物控制，最后还是通过咬破手指，在病历本上写下“求救信”，才重获自由。
这起案件充分暴露出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前，监管方面存在的巨大漏洞。当时的法律没有明确强制医疗的启动程序，以至于“被精神病”成了某些人打击报复的手段。虽说事后李女士获得了12万元国家赔偿，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谁能来捍卫普通人最基本的尊严呢？
亲情陷阱
还有在2018年的杭州，张某某因为反对女儿的婚事，被家人联合居委会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送进了医院。在长达3个月的治疗过程中，医生始终没发现他有精神疾病，可院方却以“防止意外”为由，拒绝让他出院。最后还是在媒体的介入下，张某某才得以重见天日。
这起案件揭示了另一种极端情况：当“被精神病”披上亲情的外衣，法律的干预就变得愈发艰难。虽然《精神卫生法》规定以“自愿治疗为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家属签字就能启动强制程序的漏洞依然没有完全堵住。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合法伤害权”的滋生？
违规送医的数据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统计数据来看，在2016-2020年间涉及强制医疗的行政诉讼案件里，原告胜诉的比例还不到15%。更让人担忧的是，83%的案件都存在“先收治后鉴定”这种程序颠倒的问题。这种类似“有罪推定”的思维，和刑事诉讼法里的无罪推定原则形成了鲜明反差。
在精神卫生领域，我国目前专业医师仅有5.6万人，可面对的却是1.8亿精神障碍患者的庞大群体，专业力量严重不足，这就使得诊断的随意性大大增加。更为关键的是，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机构大多依附于医疗机构，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导致“诊断权寻租”的现象屡屡发生。
当我们在看到那些所谓“疯癫”的表演时，可曾想过，这背后也许是有人用尊严换来的流量？当我们随口调侃“被生活逼成精神病”时，又可曾意识到，这或许会成为某些人滥用权力的借口呢？
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人遭遇了类似的不公，一定要保留好就医记录、沟通凭证等关键证据。根据《精神卫生法》第30条规定，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实施强制医疗：一是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二是存在危害他人安全的情况。要是您发现有违规操作，可以向当地卫生主管部门投诉，或者拨打12345市民热线寻求帮助。
那么，您对强制医疗制度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宝贵意见，让我们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男子称被强制送精神病院 警方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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