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安徽考察时说：“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我这次来安徽是还债的。”胡耀邦与安徽有着怎样的渊源？他欠安徽人民什么“债”？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这背后的故事。

胡耀邦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年9月，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被中央派往安徽进行调查研究。

当时安徽省在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推动下，每个县都搞起了一两个“责任田”试验点，一些社队则干脆自发地搞起了责任田。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省搞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了39.2%。

责任田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起了立竿见影的奇效，但用当时的政治标准来衡量它究竟姓“社”还是姓“资”，人们莫衷一是，中央领导人对此也是毁誉参半。胡耀邦来到安徽调研，责任田自然会被列为重要的调查对象。

曾希圣

胡耀邦在安徽调研了近一个月，他回到北京后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里专门谈到了责任田：

1.在一些“五风”刮的严重的地方，这种做法对于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2.这种做法已经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

3.这种责任制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二是各户对产量负完全责任，这两个前提势必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

4.这种做法如果大家还要干，认可试行，但要允许别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的绝对，避免被动。

最后胡耀邦对责任田给出了这样的看法：“这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从报告里可以看出来，他对责任田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不久以后，毛泽东对胡耀邦的报告作出了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1962年3月，中央免去了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安徽省责任田的试验也就这么终止了。

毛泽东

但在此后的10多年里，胡耀邦对责任田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1978年1月，已经是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公开批评了“农业学大寨”，他尖锐地指出：“农业学大寨，搞人造平原，是破坏生态平衡，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在当时的条件下，批评大寨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清算“农业学大寨”，可以说是在农村工作中清算了“两个凡是”，胡耀邦是发出先声的开拓者。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讨论两个农业文件，这两个文件专门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会议开始后，对这两个农业文件的讨论远远超出了会前的预设，胡耀邦专门在会上发言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碍我们吃透农业上的一些根本问题。”

胡耀邦讲话

胡耀邦还说：“如果农业要发展，还是要依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用我们中国以不到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来安慰自己，并不合适，‘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体质好也是‘养活’。现在我们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似乎好歹吃饱肚子就行了。”

胡耀邦的这番话，在今天似乎不算新奇，但在当时，远远超出了农村工作部门的思想认识水平。1980年，当年安徽的“责任田”又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面貌出现在江淮大地上，并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功不可没。

1982年10月，胡耀邦来到安徽省砀山县视察，他在对砀山县委作指示时说：“过去提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现在看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责任制。过去20多年间，农业走向死胡同，摸错了门，至少是一段时间里摸错了门。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我这次来安徽是来还债的。”

胡耀邦的道歉是很有诚意的，他也确实做到了“还债”。从1982年到1986年，胡耀邦先后主持制定了5个“一号文件”，这5个文件总结和吸收了亿万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改革经验，将其转化为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改革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