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曾是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和执行者，他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在遵义会议后，博古能正视并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最终走出了王明路线，并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博古
1931年9月，经王明提出，由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24岁的博古一下被提升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吃惊，因为当时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他于是提出这样的安排不符合组织手续。
王明却对博古说：“24岁不小了，米夫当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时，还不是24岁？”就这样，伴着某种糊涂、自信和激情，博古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
1933年1月19日，博古到达了江西瑞金，不久以后，中共临时中央开会成立了新的中央局，博古被参会的同志推选为中央局书记负总责。
由于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共产国际派李德作为军事顾问来到了苏区。在博古的心目中，李德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对李德可谓是言听计从。伍修权曾十分生动形象地回忆说：“我们称他（李德）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
李德
正是因博古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和李德的指挥，致使红军伤亡惨重，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初期，红军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部队也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人。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博古痛心疾首，李德则是一筹莫展，常常发脾气。
对于如何走出困境，中央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博古和李德仍坚持中央红军应按原计划到湘鄂西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则力主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最终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1935年1月，中央红军北渡乌江，占领了贵州重镇遵义，并赢得了十几天的休整时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总结。博古首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分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是这样的：
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给予大量借款、提供现代化军事技术和配备军事顾问等手段，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使得蒋介石能够巩固他的中央集权，并建立强有力的军事优势；
另一方面是红军在白区人民和敌军中政治工作不足、游击战开展得不够、以及在贯彻中央基本正确的军事战略上犯有战术和策略错误。
遵义会议会址
但博古这番推卸责任的说法并不能令大家满意，周恩来就站起来直截了当地说：“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我军战略战术指挥方针及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这是由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三人团’造成的。”
此时张闻天也站起来发言：“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和我一致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张闻天又接着说：
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其错误是很明显的。博古同志呢？在这方面同样有着严重的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但是对于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的不正常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反而积极拥护和执行，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我们认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但是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对此并无自我批评，说明他还没有认识甚至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此时朱德也起身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遵义会议油画
会议最终纠正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剥夺了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遵义会议结束以后，博古虽然没有想通，但对于大家的批评还是能听得进去，没有依仗权势去堵别人的嘴，对于会议取消他和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决定，他也能表示服从。
不过博古的心里还是很郁闷，此后他一直沉默寡言，情绪低落，减食少睡，还还写下了这么几句似诗非诗的话：
我是多伤惨，
光阴犹如胆，
何日胆光转，
红军出青天。
在博古的内心深处，他盼望着红军中有像包拯这样的“青天大人”来替他主持公道。
博古的状态也让部队的许多事务受到了影响，党内急需确定新的领导人。有一天，红军行至云贵川三省交界地时，周恩来出面来找博古谈心。
周恩来、毛泽东和博古
周恩来首先说：“邦宪弟（博古原名秦邦宪），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
博古说：“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周恩来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来领导我们。我考虑了很久，你我都不适合做领袖，只有毛泽东行。”
博古想了很久，觉得周恩来的话确实很有道理，自己搞宣传和组织工作是内行，但搞军事确实不行，于是他说：“那就让毛泽东负总责吧！”
周恩来又说：“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进行过渡。”
博古爽快地同意了，并立即交出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和中央书记三枚印章。
周恩来走后，凯丰马上跑过来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受不了，中央的挑子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凯丰
但博古坚持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了，中央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的。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应该服从和执行。”
博古虽然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但仍是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委员。1935年6月，博古所在的中央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时中央红军只剩下8000余人，但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力量的悬殊让张国焘的心理发生了变化。
张国焘于是找到博古说：“遵义会议怎么开的？我们四方面军不承认遵义会议，它的决定是不合法的。”张国焘的话是想挑拨离间，希望博古跟毛泽东等人分开，跟自己合作。
张国焘
博古却严肃地拒绝了张国焘的挑唆，他还反问张国焘：“四方面军中为什么仍沿用伙夫、马夫的称呼？这是旧军阀的残留！”
张国焘听后大怒：“叫什么名称有什么要紧！”他回去以后，马上召集四方面军的营以上干部开会，说毛泽东和博古的态度最坏。
毛泽东听说此事后，对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8月3日，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头北上，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等人率领，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人领导，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都跟随右路军行动。
但此后张国焘篡权的野心仍然不死，9月9日，他竟然向陈昌浩发去密电，命令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假如中央领导同志不听劝告，就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用武力危害中央，分裂党和红军。
还好叶剑英及时向毛泽东通报了这一秘密，毛泽东马上开会研究对策，博古在会上提出，继续说服张国焘北上已没有任何指望。会议最终决定：为了执行党的北上抗日决议，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央率一、三军团迅速先行北上。
博古
部队出发之际，博古对叶剑英说：“老叶，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了毛主席，又把军委直属队带了出来，人家会恨死你，会放过你吗？”
叶剑英听从了博古的劝告，当晚迅速回去组织直属队北上，并赶上了中央的大部队。博古见到叶剑英后，又对他说：“老叶，好在你走了，好危险啊！你走了大约十多二十分钟的时候，追上来4个持驳壳枪的人，到处找你。我问‘找他干什么？’，他们说‘把他打死后再说。’”
叶剑英听后不禁长舒了一口气，他对博古说：“谢谢你昨天提醒了我，是你帮了我很大的忙。”
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博古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等职。1941年前后，抗日根据地舆论导向混乱，不时出现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博古提出延安需要有一份日报与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统一思想与认识。于是中央决定让博古兼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
从此以后，博古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宣传方面的特长，不仅创办了《解放日报》，还亲自翻译了《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著作，对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5月3日这天，博古作了长篇检讨发言，心悦诚服地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他用严于解剖自己的态度深刻检讨过去所犯的错误，将这些年埋在心里的痛苦和内疚，毫无保留地向党倾诉了出来。
由于博古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新的岗位上作出了新的贡献，在党的“七大”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4月8日，博古和叶挺、王若飞、邓发等领导人由重庆乘飞机飞往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后经军统特务证实：这起空难是军统特务精心设计的暗杀。博古遇难时，年仅39岁。
4月15日下午2点，中共中央为“四八”遇难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郭沫若专门为博古写下了祭文：
秦公博古，南方之强，守正不阿，寡默深藏，为民请命，锐不可挡，言室满室，言堂满堂。
4月20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向“四八”遇难烈士致哀》一文，高度评价了博古等人的功绩。
博古的妻子张越霞在得知丈夫遇难的噩耗以后，悲痛欲绝，她专门写了一篇4000字的悼念文章《悼博古》，文章可谓是声情并茂、字字泣血，其中有几段是这么写的：
你有奔放的革命热情和独特才能，你还懂得英、俄两国文字，能说能写，你正当壮年，在毛主席领导下，还能做更多于人民有益的工作，分担毛主席及我们中央同志一部分的繁劳。
我记得我们俩曾谈过这样的话，我也曾经这样希望你，因为你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你又有相当理论基础，如果再能够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做十年八载的工作，我相信你进步会是更快的，你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成就也一定更大。
想不到你就这样快地永别了久未见面的年迈的母亲和远处的弟妹，永别了我和未长大成人的孩子，永别了你所喜爱的新闻事业的岗位，永别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中心——延安……
张越霞在博古的追悼会上发言
博古遇难时，张越霞才36岁，相貌好能力强，许多同志都劝她改嫁，但她却说：“那博古的6个孩子怎么办？”张越霞还说：“博！我和孩子们一定要继承你的遗志，分担你死难的损失！”
博古的6个孩子，除了小儿子秦铁是张越霞所生，其余5个均为前妻刘群先所生。张越霞已经下定决心，要独自抚养孩子们长大成人了。
当时6个孩子里有3个流落在外地，张越霞通过组织和自己的多方努力，终于让孩子们都团聚到了自己身边。张越霞自己的工作也很忙，她只能把孩子们寄宿在幼儿院或小学，孩子们周末回家后，就跟张越霞一起在机关食堂吃饭。
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实行供给制，6个孩子的学费、衣、食、住全由国家管，但不久以后，国家干部都改成了薪金制，时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的张越霞，靠工资实在难以抚养6个孩子，她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去找博古生前的好友、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求助。
张越霞和孩子们
张越霞一见杨尚昆就说：“你们光管活人，死人你们管不管？”
杨尚昆连忙说：“哎呀老大姐，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别生气。”
张越霞说：“博古这些孩子我养不大。”
杨尚昆马上明白了张越霞的意思，他想了想说：“对，这是烈士子弟。”
不久以后，在杨尚昆的帮助下，每个孩子每月能领到20元的生活费。但没过多久，国家给张越霞补发了一笔博古生前译著的稿费，将近1000元钱，张越霞便主动把孩子们的生活费都退了，此后孩子们再也没有领取过任何抚恤。
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但张越霞对每一个孩子都一视同仁，每到周日和节假日，她都要给孩子们改善伙食、补充营养。孩子们的学校都离家很远，张越霞就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工资，给孩子们每人买了一辆自行车，她怕孩子们掌握不好时间，又专门给每个孩子买了一块手表，在那个年代，有自行车和手表，在学生中是不多见的，这也足以看出张越霞对孩子们的爱有多深。
张越霞（中）
在张越霞的悉心培养下，6个孩子除了长子秦刚因肺病不幸在1954年早逝外，其余5个全部成长成才：
长女秦摩亚，在张越霞的建议下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等高校任教，直至2001年退休。
次子秦刚（博古为他取名时，忘了自己的大儿子也叫“秦刚”），是几个孩子中学习最好的，他先是在哈军工学习，后来又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教授、实验室主任、轻小型飞机研究室副主任等职，科研成就斐然。
次女秦新华，1962年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一直从事于临床医学相关工作，曾任卫生部科技司副司长，为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民生福祉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秦新华的丈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李铁映。
秦新华
三女秦吉玛，是刘群先1940年在苏联生下来的，直到1954年才回国，她曾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海军装备部驻大连红旗造船厂当军代表。
三子秦铁，1962年参军入伍，转业以后进入天津远洋公司，他从干部船员的最低等干起，历任驾驶助理、三副、二副、大副，一直干到船长。1995年，秦铁以县团级的待遇退休。
秦铁
张越霞除了抚养孩子们长大，自身的工作也做得非常不错，她在建国后历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处长、推销局副局长、日用杂品局局长、物价局局长等职。1979年2月12日，张越霞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