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发生的事
1972年初，团党委一纸调令，我从2连调到新组建的唯一种植水稻的21连当副指导员。
我是北方人，到北大荒后也一直种植旱地的小麦、大豆、苞米等农作物，从没有种植过水稻。因此，到21连后，我必须积极参加种水稻的劳动，尽快熟悉与水稻有关的各项生产环节。同时，作为副指导员，还需在劳动中与大家直接接触，逐步建立感情，了解同志们的各种想法，在沟通交流中发现问题，及时给予适当的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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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水稻收割了。
脱粒阶段的一天早晨，我起床收拾床铺，无意中发现枕头上湿了一片。我很纳闷，又没有出汗，枕巾怎么会弄湿呢?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脑袋，突然感觉到右耳朵眼里湿漉漉的，用手指一抹还有白色液体。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去找卫生员，卫生员看了看，说耳道里可能进了脏东西，感染发炎，叮嘱我赶快到团部医院去看。
这时我才想到稻子脱粒时的工作环境：脱粒机很简单，一副支架，一个布满钉尺的滚筒，电磙子带动滚筒，操作的人凑近机器站立，脚踩踏板，用双手握一把割下的水稻，送进滚筒，稻谷被飞速旋转的钉尺打下来，打碎的稻杆、稻芒和大量的灰尘从机器里飞出，操作的人便被笼罩在漫天飞扬的一大团尘土和碎屑之中。正是这些弥漫的碎屑钻进我的耳道造成发炎的。
团部医院的医生检查以后说：“你这是中耳炎，要及时治疗。注意不要进水，更不能再进脏东西。”给我开了一些外用消炎药，让我按时用药，尽快消炎。因为这个病只是耳朵感觉不适，不影响其他方面。所以回到连队后，我没把它放在心上，照旧和大家一起站在脱粒机旁边脱稻谷。过了几天，外用药用完了，耳朵炎症还没有好，我又去团部医院开了点药，回来继续脱谷。
不久连里北京知青李寅生要回家探亲，想顺便到北京知青家中去看望。
他也要去我家，我很高兴，但叮嘱他千万不要把我得中耳炎的事说出来，免得父母牵挂。可他在探望时还是说漏了嘴。父母很着急，打长途电话来要我尽快回家治病。连里批了我事假，我回家后马上到协和医院看病。医生仔细检查以后说：“你的右耳底部耳膜发炎，因治疗不及时，现已穿孔。需要尽快消炎，待炎症控制后看耳膜能否自然长出愈合，若不能自然恢复，只能补耳膜。”
我没想到这个病会发展得如此严重，要是因为治病超了假，虽说理由是正当的，但毕竟会因为我是副指导员的身份引起大家议论，以后我说话都不硬气。所以我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期盼我的耳朵立刻好起来。可是不管我怎样着急，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假期快结束了，我的耳朵仍未消炎。医生说如果不彻底治好，留下病根，以后常年发炎，最终会失聪，将来你是否能正常生活我都无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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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话把我吓得够呛。只好给连里写信，说明情况，请求续假，继续在京治疗一段。连里很快回了电报，不问青红皂白让我按期归队。看到电文如此不近人情，我一股火冒上来，三把两把将电报撕了。心想我又不是留恋家庭不愿回去，要求续假是为了看病，何况这个病是在工作岗位上得的，按照劳动保护条例，还应该算公伤报销路费呢，连里怎能这样不近人情呢?
稍稍冷静一下，我立马有了答案，肯定是“那位”领导的主意。因为我不久前得罪过他，现在他要给我施以颜色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天下午，我在宿舍里准备第二天会议的发言稿，他走进来，笑眯眯的，一个劲儿夸我表现不错，人也很好，弄得我心里直发毛，这是怎么了? 共事不是一天两天，他还从来没有直接对我这样评价过，而且评价得让人有点害怕，怕后边藏着东西。果不其然，绕过几个圈子之后，他终于道出本意，想让我与他大儿子谈对象。他大儿子一直在外当兵，我跟他儿子连面都没有见过，谈什么对象！ 再说了，我当时才22岁，还不到搞对象的时候。我怎么可能答应呢！
为了照顾情面，我只能用年龄还小为由婉言拒绝。
可他仍不死心，几次三番动员我，我只好敷衍说：“这是大事，必须要和父母商量。”这才算把他支走了。
我头一次遇到这种问题，真不知怎样处理才好，第二天我到团部开会，借这个机会去找张锦秀团长帮我出主意，张团长平时对我们很好，像个慈祥的长辈。他知道我态度很明确后就说：“你不用给家里写信了，拖过几天后，直接告诉他家里不同意。”听了团长的话，我心里踏实了，照此办理。没想到这位领导从此见到我就拉下脸，关系处得很僵。这回我要求续假治病，正好撞到他“枪口”上了。
我决定不理睬他，继续在京治疗。
中耳炎治好了，因耳膜穿孔面较大，自身不能愈合，若要人工修补耳膜，一是还要等些时间进一步恢复后才可做补膜手术，二是补耳膜的成功率仅5%，三是补耳膜费用昂贵，难以承受。权衡再三，我决定放弃手术，立即返回连队，算起来已经超假一个星期了。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连队，刚迈进宿舍准备打洗脸水时，他尾随着进来，连一句“路上累不累? 耳朵治的怎么样?”的话都没有，劈头盖脸对我说：“你是连里的青年干部，又是党员，未按期归队，给知青带来很不好的影响，给连里工作带来很大被动，明天召开党支部大会，你要做检查。”说完转身就走。听到这冷冰冰的话，我很生气。本想与他分争个明白，但考虑到宿舍里还有其他知青，吵起来影响不好，才勉强把内心的火压下来。
我顾不上洗脸，带着满肚子的委屈和气愤搭车去了团部，只想找团长倾诉一番。进了团长的办公室，团长热情地招呼我坐下。我控制不住情绪，眼泪就掉了下来。
团长一边安慰我，一边递给我毛巾让我擦眼泪。稍后，我的情绪稳定了一些，一五一十向团长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团长很关心我的病情，详细询问治疗情况及不做补耳膜手术可能带来的后果，然后严肃地对我说：“你回去，如果他还让你做检查的话，你让他直接找我。”看到团长这么关心我，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田。虽然团长的话语中没有直接对他的做法提出批评，但是我感悟到团长态度是明确的，站在我这边。我很欣慰，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团长对我的关心，报答连里所有真正关心我的老职工和我的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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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连队后，他见到我，没有再提让我做检查之事。肯定是团长亲自给他打了电话，劝阻了他。我呢，也就全当没有发生这件事，一如既往地工作。
由于我各方面的表现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连续三年被推荐上大学。前两年均被某些人以不安心边疆建设为由否决。75年迫于舆论压力，才终于开了绿灯，让我上了大学。
但由于中耳炎治疗不及时、不彻底，造成耳膜穿孔，对我后来的健康还是有所影响。随着年龄增长，听力已经过早下降，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
中耳炎前后一些本不该发生的事也曾经是一个难以忘怀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