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路
1973年的夏天，在“老三届”的脑海中多多少少都留有一些记忆，而我的这段经历更是刻骨铭心。
文革以来，全国范围的第三届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工作开始了，这次的做法比前两届更加公开、透明和公正，具体到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说，就是采取“群众推荐，领导审批，文化考核，学校录取”四个步骤进行。远离家乡和亲人，已在北大荒呆了多年，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渺茫的广大知青，现在面临着能圆大学梦的机会，还有谁不想摩拳擦掌、跃跃一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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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在兵团16连任文书兼出纳，凭借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和与领导有更多接触机会的优势，幸运地成为连里两个推荐名额之一，进入了文化考核阶段。
北大荒的盛夏不仅炎热难当，更有蚊虫、小咬时不时的袭击。我们在一天里完成了政治、语文、数学三科笔试，走出考场时，个个满面通红，汗流浃背。这时又得到通知：报考外语专业的还要增加一道口语面试。我曾在白堆子外语学校初中部学了三年阿拉伯语，有着难解的外语情结，因此就报考了北京外国语学院。
这次口试由北外的一位陈老师主持，那天口试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走进考场后，陈老师示意我在椅子上坐下，问了问我的基本情况。当他获悉我团有数十名白堆子外语学校的知青时，高兴地说：“我在这里的招生工作变得容易多了。”他接着说：“口试不难，我说几个句子，你翻译成阿拉伯语，就这样。现在开始，好吗? ”我点头表示同意。接着他就用中等语速、平稳的语调念了“我们热爱毛主席”、“工农兵最爱学毛主席著作”等几个句子，我逐一译成阿语，语速很快，不打磕巴。末了，他频频点头，表示满意。我还放心不下，小心地问：“老师，我还行吗?”他庄重地说：“真的不错。”停了片刻，他又说，“我是一名华侨，会六种语言，但不懂阿拉伯语。校方派我来你们这里招生，对像你这样的非通用语考生，我是从翻译时的语言流畅、发音清晰、口齿伶俐的程度来判断你们的水平的。”这真是我参加的完全另类的一种考试啊，考官竟不知道答案！
口试结束后，陈老师交给我10元钱，托我买2斤蜂蜜(4元)、一两鹿胎膏(6元)，并写给我他在北外的住址。蜂蜜和鹿胎膏是我们连队的特产，他当时无法很快买到。我接过钱和地址，茫然地说：“如果我上不了北外，东西怎么带给你呢?”他会心地笑道：“你上不了，总会有人上的，东西交给他们好了。”就这样，我接受了他的委托。事后一想，我才明白，他这是暗示我已经被北外录取了。
8月下旬，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录取通知。25 日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照例锁好连部办公室的抽屉和门窗，回到宿舍休息。当夜突然风雨大作，我睡得很香，全然不觉。第二天吃早饭时，有人对我说，连部被撬了。我顿时懵了，扔下饭碗就往连部跑，到那里一看，泥泞的土地上有一排脚印，窗户被强行撬开，窗台上也有两个清晰的脚印。
这时连长也来了，他让我打开门锁，我们走进连部，我的办公桌已被撬开，里面的250多元现金不翼而飞，幸好出纳的记账本还在。在当时，250多元相当于我8个月的工资。天哪，怎么办呀！我要求保护现场，上报团部保卫处前来处理。连长凝思片刻，沉稳地说，“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现在团部可能派不出人手，还是我们自己来处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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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巧不成书，就在出事的当天，连队指导员找到我，对我说，“你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了，录取通知书刚刚到我手里。连队出了盗窃案，虽然不是你的责任，但钱是你负责保管的，就这样让你去上大学，恐怕别人会有意见。这样吧，录取通知书先放在我这里，罚你多留几天再走。”我只好表示同意，但我还是要求看看那张盼望已久，将改变我命运的白底红字录取通知书。果真，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盖着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大红印章。
9月12日，离外语学院新生报到截止期限只有三天了，指导员才决定放我走。在盗窃案发生后的这10多天里，我终日心不在焉，呆若木鸡，脑子里时常浮现出一个黑影，在夜色中跳上窗台，自己又无法抓住他。这种幻觉一直伴随我多年。
9月13日清晨，我带上简单的行李，避开了送行的场面，一个人悄悄地提前离开连队。在团部火车站，我与其他连队的5名知青不期而遇，他们也是到北京上大学的。旅途有伴了，心情立刻好多了。我们凭录取通知书，用了20元左右，购买了去北京的半价学生票。从兵团到哈尔滨，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次日上午抵达哈尔滨火车站，然后改乘市内公交汽车到三颗树车站，再乘特快列车回京。这时心情越来越激动，终于又快成为北京市民了。
公交车上，不断有人在我身边挤来挤去，可我并没怎么留意。到三颗树车站后，我才发现放在外衣兜里的钱包丢了，里面有我的全部家当：十七元钱、一张哈尔滨-北京的火车票和北外录取通知书。
录取通知书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弄丢了呢，就因为买学生票用到它，才顺手把它放在钱包里了，真后悔没放在背包里。
当时我就懵了，站在那里直跺脚，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碰到这样倒霉的事，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几乎绝望了！
同行的5位同学见此情况，也为我着急，并不断地安慰我，陪我到火车站调度室，找到调度长说明情况。调度长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但他又爱莫能助，说我还得买张哈尔滨-北京的车票，但只能是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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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此时我身上已不名一文。还是这几位同学，立即伸出援手，纷纷拿出自己的积蓄，凑足了20多元的火车票款，还多给我留了几元钱，说是到北京后搭乘回家的公交用。我感动得实在不知说什么好，可他们说我们都是兵团战友，相互帮助理所应当。在火车上我总在想，我接连两次遭遇失窃事件，真是福无双降，祸不单行，幸亏碰上了这五位仗义的同学，我才得以顺利地回到北京。
此后，我如愿地上了大学，又到埃及开罗大学留学，然后进入外交部工作。我曾多次与亲朋好友说起我上大学的这段经历，每每都由衷地感谢这几位慷慨解囊为我买车票的好战友，我也为迄今未能回报他们而深感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