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杨治兴的话刺激了郑洞国的神经，或许是尚传道、王中兴、李寓春、项迺光等人的明争暗斗引起了郑洞国的警觉，或许是把用飞机押解“政治犯”到沈阳受审处决引起了空军的不满，或许是遍地的民怨让郑洞国感觉到寒心，他决定出手，整合一下长春城内的情治机构，把杀人权集中到自己手中。
对于这件事，准备离开长春到南京开会的吉林省秘书长崔垂言丢下一句话：“我，不参加这个组织。但吉林省政府方面，我举荐省政府参事王中兴同志，在这个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因为这个人，能力强，尤其是针对干部、学生教育方面，有其独到的一面，比我更适合对此项工作的领导。”
对于这件事，李寓春说：“既然是特秘处代表长春市整个党、政、军系统，以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为主，我愿意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的身份，承担此重任，在郑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完全各项使命。”
对于这件事，尚传道说：“我，本人不参加，但，李寓春也不能参加，因为我们都是本地人，这里面又牵扯着他个人的一些事，希望郑主席三思。同时，我也举荐王中兴同志负责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另外，既然是秘密组织，我建议一些党团外围组织不能参加，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得太多。”
对于这件事，项迺光说道：“既然以督察处为主体，我没有意见。况且此前毛局长有明确的指示，我们愿意接受郑副总司令和王主任的领导。只是在业务指导上，我们还是要保留相对的完整性的。我建议，中统方面仍然以意识形态和党团建设、纯洁组织为主；国防部二厅那里，仍以对共军的情报采集为主；警察局那里，以长春治安为主；而我们这里，以清除共党、民盟及各类反动势力的侦破、破坏为主。同时，在您和王主任的领导下，我们的触角，要向第1兵团和省保安部队延伸，谨防坏堤之蚁，破墙之虫。”
在经过一番征求意见、甚至是讨价还价之后，“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简称特秘处）终于成立了，正式参加这个会报秘书处的单位和负责人有：国民党中统局长春区区长张思明，军统局北满站站长项迺光，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长春市警察局副局长李贺民，第1兵团司令部军法处长邵惠林，吉林省政府参事兼第1兵团政工处处长王中兴，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岳希文，国防部第2厅长春站站长史祚炎等。这个特秘处由王中兴任主任秘书，李友濂任秘书，下分五个组：
第一组是调查组，由中统特务张伯樵兼任组长；第二组是行动组，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特务陈寿岚兼任组长；第三组是审讯组，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侦审组长陈牧兼任组长；第四组是管训组，由军统局北满站特务崔毓琛兼任组长；第五组是总务组，由国防部第2厅长春站特务张鸿业兼任组长。
这个执行逮捕与屠杀的总机构，按照项迺光等人的建议，仍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为骨干，并规定在四月以前，军统特务所逮捕的人，全部解送到沈阳，由东北行辕第2处决定处理。四月以后，按照毛人凤给项迺光等人的复电，就近请示最高军事长官郑洞国后处决。于是长春城内屠杀人民的“魔窟”，正式成立了。
特秘处成立之时，第一个问题便摆上了议事日程，原来，以长春大学为首的师生，竟然反对起尚传道的疏散长春人口，有计划地把长春大学搬到平津的计划，掀起了“反迁校”运动，而且是“非暴力”式的，让人奈何不得。
这里就不得不说说共产党方面留在长春市的人物了，不然的话，读者还认为白色恐怖下的长春城，没了共产党地下人员的身影呢。其实，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就派出地下工作者到了东北，东北光复后，组建长春市委，长春第一次解放时，徐慎同志任长春市委第一任秘书长。中共部队从长春撤离后不久，徐慎同志又按照上级指示，返回长春领导地下工作。当然，这是一支力量，主要活跃在国民党的上层、教育界、文化界，其中包括孙亚明、金山、张瑞芳、王长新等人。而活跃于第60军的中共地下组织，此时和他们并没有横向的联系。活跃于情报战线的中共地下组织，此时正在受着特务机构的搜索冲击之中，形势危急，同样和他们没有横向的联系。
而徐慎这支队伍中的骨干，确实是高级分子，比如孙亚明，是王若飞同志按照周恩来的意见，通过特殊关系派到当时的国民党长春市市长赵君迈身边，以接收大员身份到长春的，第一次解放长春之时，与赵一同被俘到佳木斯。后来又同赵君迈一起，以国共双方交换俘虏的方式回到长春。赵君迈复任市长后，孙亚明被任命为长春市社会局局长，后到市政府参事室工作。1947年10月，改任公用局局长一职。
徐慎回到长春后，孙亚明将其安排在蒋经国在长春主办的《正气日报》报社上班，而孙亚明根据党的需要，于1948年2月，通过关系受聘到长春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另一名特别党员王长新受聘任长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1948年初的时候，长大校长黄如今逃离长春后，张德馨代理校长，王长新任校长主任秘书，孙亚明任校总务长，二人相互配合，在学生中发展外围组织，推荐骨干人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团结进步教授，领导学生运动，为解放长春积蓄进步力量。
就这样，一场迁校与反迁校的战斗，在国民党特务和中共地下组织之间，便打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