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以彭老总为司令，志愿军入朝参战。
先批入朝的，是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等约26万众。
入朝之后，急需解决的问题很多，诸如后勤补给、军队调度、作战部署等。
从整个战争全局来说，这些问题都只是其中的某一部分。
让彭老总感到最为棘手的，是两军指挥大权的归属问题。
毕竟，这是中、朝两国携手作战，绝对不能各打各的。
中国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如果不能统一指挥，不能统一部署作战计划，自然就做不到战场上的“如臂使指”，甚至会因配合失误导致败仗。
此事万分马虎不得，彭老总该如何处理？
志愿军入朝时，金日成正于德川打游击，人民军的临时指挥所也就设在德川。
金日成派遣朴一禹与志愿军进行前期交涉，朴一禹向彭老总转达了金日成的意见：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德川，志愿军与人民军，统一由金日成指挥。
金日成的意见，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
一者，此为朝鲜，金日成与朝鲜人民、人民军才是主人家，而志愿军是客，所谓客随主便，当然是听主人家安排。
况且，这场战争事关国家存亡，金日成当然要极力争取。
二者，从民族感情上来讲，如果要让出指挥权，金日成难以接受。
在摆脱日本的侵略与奴役之后，朝鲜迫切需要独立自主，如果此时不能将自己军队的指挥权握在手中，谁乐意？
彭老总当然明白这两点，但在权衡利弊之后，他断然拒绝了金日成的请求。
毕竟，战争是无情的，战场上讲的从来不是感情。
彭老总之所以拒绝，是出于两方面的考量。
其一，志愿军与人民军，作战风格迥然不同。
不管是战场上的打法，还是人员上的编制，两军均有不同。
志愿军的显著特点，是高度的机动性与灵活百变的战术，带有明显的“游击战术”色彩，单兵素质极为强悍，通常凭借悄无声息的穿插、迂回、包抄，然后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敌短兵相接。
人民军则是不同，他们更依赖于先进装备，崇尚凶猛火力，在作战时多以“大开大阖”的正面硬刚为主，加之金日成等一众高级将领都曾在苏军服役，人民军在战法上带有明显的苏联烙印。
因而，如果让崇尚“冒险主义”的人民军将领来指挥志愿军，他们是驾驭不住的，也没法彻底发挥出志愿军的彪悍战力。
其二，对战士们负责，对人民军将领的能力不放心。
从战争全局来看，因为仁川登陆，此时的人民军主力已被打得仅剩3万余残军，建制被打散，士气低落接近崩溃。
以一支“衰兵”来指挥一支生力军，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况且早在仁川登陆之前，毛主席、周总理就曾对金日成提出忠告，让他不要将全部主力都压到釜山前线，要防止来自仁川方面的“背刺”，而这样的忠告被金日成无视了。
故而，要把志愿军的指挥权交给金日成，彭老总是万万不干的：“我要对中朝人民负责，要对数十万的战士们负责！”
首次磋商，金日成与彭老总谁也不让谁，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如此结局，也让志愿军与人民军在之后的战斗中，吞下了不必要的苦果。
不难想象，如果两支语言不通的军队各打各的，又怎能携手御敌？
朴一禹在带来金日成意见的同时，也在彭老总处驻扎了下来，以保持两军联络。
1950年10月25日，朴一禹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即便如此，统战问题仍是悬而未决。
各自为战带来的严重后果，除了无法相互配合之外，更要命的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譬如，1950年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于博川围攻美军第24师，挺进顺川的人民军路过博川，误将我军当敌军，无情的坦克炮火就轰到了志愿军阵地，使得美军第24师得以趁乱逃脱。
譬如，长津湖战役期间，志愿军第26军在江界附近的厚昌地区，也遭到了人民军的坦克误伤。
为了防止敌我不分引起误伤，人民军在部分区域划明界限，这虽在一定程度减少了不必要的误会，但其弊端也是极为严重。
由于部分铁路也被划入了人民军的军管范围，这就使得志愿军无法通过铁路运输，只能通过卡车进行后勤补给。
当志愿军的交通线被美军炸毁之后，就只能通过牛马、骡车等进行物资运送，这就大大地降低了作战效率。
面对如此情形，彭老总忧心忡忡，再一次派人与金日成协商。
由于此时入朝作战的志愿军人数越来越多，金日成也意识到“以小驭大”的不现实，也在协商中作出了一些让步。
按彭老总的建议，金日成同意将方虎山、崔仁的两个人民军军团，派往敌后进行游击作战。
但在两军的指挥大权归属问题上，金日成不作妥协，仍是采取“派遣参谋”的形式，以达成双方在作战目标、作战部署上的通讯协作。
彭老总迅速将这样的情况告知毛主席，请毛主席给出指示。
毛主席的意见，是与彭老总的意见一致的，因而在与周总理等人商议之后，毛主席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让彭老总再次与金日成沟通，一方面致电苏联，让斯大林从中协调。
1950年11月13日，周总理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转达了毛主席的意思：由彭德怀、金日成、苏联顾问什特科夫组成三人小组，共同制定战略统筹全局，以利战事进程。
对于朝鲜战局，斯大林与毛主席的意见相同，一是他见识过中国军人的战力，二是他对彭老总的指挥能力极为认可。
1950年11月16日，苏联的回电中说：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并将意见转达金日成与什特科夫。
不数日，朝鲜战场上的金日成、什特科夫应邀前往志愿军总部。
会上，什特科夫作为苏联代表，毫不客气地对金日成表达了不满：“人民军拥有最好的苏式装备却打了败仗，志愿军用着‘万国牌’武器却消灭了大量敌人，由中方指挥是不容置疑的决定。”
1950年12月3日，金日成亲赴北京，与毛主席见面。
毛主席对整个战局作了清晰透彻的分析，进一步向金日成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金日成终于做出了表态：指挥问题，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
之后，联合司令部成立，全面负责作战计划的部署，全面负责前线的一切行动，以彭老总为司令员兼政委，以人民军金雄伟为副司令员，以人民军朴一禹为副政委。
彭老总与金日成的争执，总算是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然，以彭老总、金日成、什特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毕竟是代表了中、朝、苏三方，在许多军事行动上的部署，就免不了分歧与矛盾。
这些问题，又该如何去磨合？
彭老总的指挥权限，又是怎样得到进一步巩固的？
分歧与矛盾，很快就来了。
长津湖战役之后，彭老总、金日成、什特科夫就“是否南下”的战略规划进行了激烈争论。
主张穷追猛打、乘势而下的，是金日成与什特科夫。
他们认为，随着志愿军入朝，一度烧到鸭绿江边的战火被迅速扑灭，敌人已经被撵到三八线附近，只要穷追猛打，就能一举将他们打过三八线，甚至能将他们打下海。
对于二人的意见，彭老总持反对意见。
彭老总认为，由于严重缺乏制空权、制海权，加上志愿军的补给线极为脆弱，武器装备极为落后，长津湖血战虽是取得了胜利，但敌军主力仍在，我们应抓紧时间休整，等待开春。
彭老总与金日成、什特科夫互不相让，但不管是战与不战，如此争论不休的结局，都只能是贻误战机或是耽误休整。
彭老总火速将情况上报毛主席，希望毛主席从中斡旋，拟定方案。
从战场全局上考虑，毛主席赞同彭老总“稳扎稳打”计划，但也觉得不能过于求稳。
从政治角度来说，毛主席在实事求是的同时，也需要顾及到金日成与什特科夫的感受。
经仔细考量，毛主席作出批示：将敌驱至三八线后即可收兵，但下一阶段的行动无需等到开春。
毛主席的批示，既维护了彭老总的指挥地位，也照顾到了金日成、什特科夫的情绪，很大程度缓和了矛盾。
后续的军事行动也证明了，毛主席的决策是正确的：志愿军夺回汉城，但不足以对敌人造成毁灭性打击，想要一战功成将其彻底打下海的念头，是不切实际的。
可即便如此，习惯了“大开大阖”战法的金日成与什特科夫，还是难以改变“速胜论”的想法，时常催促彭老总抓紧进兵。
1951年1月11日，金日成、什特科夫在会上再次提出，应尽快发动下一轮攻势。
彭老总不为所动，怒道：“人民军4个军团的12万人，你们以此兵力南下，如果能把敌人赶走，我必高呼万岁。如果你们没有把握，那就与志愿军一起，按计划进行战事部署。”
如此分歧，很快也传回了苏联，斯大林深思熟虑之下，亦认为彭老总的方案才是最合适的，很快致电联合司令部：彭德怀是当代天才军事家，真理掌握在他手中。
在致电褒扬彭老总的同时，斯大林顺便将什特科夫臭骂一通，称其完全不懂军事，喜欢瞎指挥，责令其不可再对彭老总的决策进行无脑干涉。
至此，一场分歧得到了解决。
之后诸如此类的分歧与矛盾虽仍不绝，但每一次的分歧与争论，在得到解决的同时，也都在一步步地巩固住彭老总的指挥大权。
1951年1月29日，在志愿军与人民军的最高层会议上，彭老总在会议总结中特意加上了一段话。
这一段话，是经毛主席多次修改补充的，旨在消弭两军存在的分歧，加强两军、两国之间的相互团结：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奋斗到底！
彭老总的发言，赢得了满堂喝彩，众多高级将领听得热泪盈眶，紧紧相拥。
经过多次的误会、分歧、磨合，志愿军与人民军彼此之间的默契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配合作战更显得心应手。
如此，也为日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事实上，如此一场旷世大战，想要不存在任何分歧与矛盾，是不现实的。
有分歧与矛盾，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我们能在解决分歧与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地把握住正确的方向，不断地作出准确的决策。
凭借毛主席、周总理、彭老总等人的大智慧，志愿军与人民军之间，不仅没有因为指挥大权归属的问题而伤害到彼此友谊，而是携手谱写了人类军事史上的一次伟大胜利。
以血铸就的革命友谊，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