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军统重庆集中营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杀人魔王戴笠。

重庆是八年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陪都。1938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随南京政府迁到重庆。为了对付共产党，排除异己，军统组织机构由原来的4处2室发展为8大处和 10多个室、委。军统在歌乐山下设办事处、建集中营、又与美国海军情报署建立了庞大的特务机构。 杀人魔王——戴笠: 一生爱好手枪、汽车、女人/为蒋家王朝肝脑涂地/他规定了“生进死出，活着进来，死了算出去”的纪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黑透了的人物 戴笠(1896~1946)浙江江山人，黄浦军校骑兵营第六期肄业。曾任蒋介石侍从副官,后任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1946年3月从北平(北京)乘机飞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摔死。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藏笠一生追随蒋介石，不遗余力地从事特务活动，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积极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活动;为维护蒋家王朝的统治大肆逮捕、关押、屠 杀 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掌握着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杀手、装备先进的特工、动作迅速的暗探;其势力和影响使人谈虎色变。在中国他被称为——东方希姆莱。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资料中，对戴笠有许多深刻的记载: “《中国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祭文中:‘……胡期一朝，殒此英贤，心伤天丧，五内俱煎。忆昔黄埔，君受陶铸，天资英敏，慧眼独具，志虑超群。……’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国民政府令》中对戴笠这样地盖棺定论:‘志虑忠纯，谋勇兼备’。 “戴先生的工作是惊人的，是传奇的，因为他的观念基于除国家外无个人事业，除领袖外无个人生命。 “将军以一书生，学兵于黄埔，独得统帅信任，依之若股肱，寄之以心腹，因成一代勋名，自有足千秋者。” 戴笠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以黄埔军校学生的身份，处心积虑地向校长蒋介石不断地递送情报，施展其从事特务活动的本领，终于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戴笠“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的特务工作原则，换来了蒋介石给他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职务。 1932年4月1日,“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戴笠任复兴社特务处少将处长，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特务处采取军事编制，最先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1937年南京沦陷前，又迁到湖南省长沙市梓园。复兴社特务处是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反革命方针的法西斯机构，“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是特务处最高原则。 “匪复兴社又称‘蓝衣社”。该社‘组织牵挂’规定社员必备的政治条件是‘绝对服从’蒋匪，做蒋记‘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和‘坚决完成任务’。匪复兴社采用单线联系，即只能有纵的联系，不能发生横的联系。社员入社在符合上述反动政治条件的基础上，经过两人的负责介绍，填写申请书和登记表一式两份及附二寸半身脱帽照片三张，经基层小组通过，转报上级核准，然后定期宣誓，缴纳入社金一元，发给入社社员证，参加基层组织生活，才得称为匪复兴社社员。 …… 匪复兴社社员证，为了对外保密，系规定用‘南京厚生消费合作社’社员证代替。社员证是六十四开厚磅纸印制，封面和封底均系蓝色。封面铅印有‘南京厚生合作社社员证’字样。翻开扉页为姓名、年龄、籍贯、现职、入社年月日等栏，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填写。左下角粘贴本人二寸半身相片，加盖钢印。底页为逢中直写中华民国X年X月X日，靠右边编有发证字号，匪复兴社并在南京明瓦廊实地开设南京厚生消费合作社，以入社人所缴入社金一元为基金，供销日用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煤炭之类，作为掩护，以免暴露。” 戴笠在特务处采用了法西斯的管理手段，限制特务处成员的人身自由，在内部实行督查制度，要求特工人员做“绝对服从”、“绝对效忠”的“无名英雄”。他施用恩威并济的控制方法，给部下金钱、官职，也处以部下坐牢、杀头;他对蒋介石和权贵、元老以家属、仆人身份投其所好，送钱送物;他规定“生进死出，活着进来，死了算出去”的纪律，他为了达到疯狂的政治野心，为了拼命地追求物欲的享受,不择手段地使用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等各种特工伎俩。特务处的成员以黄埔学生、杭州警校学生、留俄学生和戴笠的家乡江山人为主，以江山人最多。从1932年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打击一切反蒋势力，收买叛徒。镇压共产党,力图消灭革命是特务处执行蒋介石旨意的重要策略。 戴笠在反 共和为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活动中，利用中共叛徒进行反 共活动和替他训练特务学生，而戴笠领导的一套暗杀和绑票工作最为蒋介石欣赏，戴笠派人将吉鸿昌刺于天津国民饭店，将张敬尧打死在北平六国饭店，轰动一时。在抗战爆发前。戴笠组织的一些重要活动都是在上海方面进行的，他本人对此极为重视。经常亲自赶去指挥，更为蒋介石称赞。如，1933年6月将宋庆龄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铨(杏佛)打死在离宋庆龄住宅不远的亚尔培路，企图以此威吓宋庆龄，阻止她从事支援中国共产党和反蒋抗日活动;1934年11月在沪杭公路上打死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以威吓上海方面一些同情中共的进步人士；戴笠的组织还经常在上海逮捕绑架中共人士，破坏中共组织。戴笠还经常命令上海行动组在英法两租界内用绑票方法，秘密逮捕中共领导人员，他为了在租界绑票和搜捕共产党方便，就大量收买租界巡捕房的中国籍工作人员。 在为蒋介石排除异己方面，戴笠也不遗余力。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安徽帮帮会首领王亚樵专干绑票、暗杀工作，被一些反蒋人士利用来进行暗杀蒋介石的活动，先后在庐山和上海法租界刺蒋未遂。其中规模最大、布置最周密的是1935年11月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会时，发生在中央党部内刺蒋未中而击伤汪精卫的事件,戴笠将王亚樵视为威胁蒋介石集团安全的心腹大患。必除之而后快，经过多次失败，终于在广西梧州将王暗杀。 戴笠把他的特务学生、手枪、汽车看成是进行特工活动的三个法宝，他认为:“只要有这三件宝，什么事都办的了”。 从各种途径挑选人员受训，在“绝对效忠领袖”的思想管制下，戴笠要求特工人员把组织看成是“家庭”，每一个成员必须服从“家长”。他在“家庭”中依靠江山籍成员实施“内部监控”，并制定了严密的“家法”。纪律条例的主要内容是:不得违抗命令、不得有小组织、不得泄露秘密、不得倾陷同志，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不得贪赃纳贿、不得狂嫖滥赌、不得娶妾，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讲求手枪的数量和质量，重视使用方面的优点特性，强调杀伤力强、携带方便、射击准确，是戴笠嗜枪如命的特点。即是在国难当头、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他也不惜重金购买枪支，包括嵌有金丝盘花纹的勃郎宁式手枪，以及用不锈钢精制的强力式、美国制造的长管无声手枪，和专用来讨好女人的钢笔式、打火机式的小手枪。 为了逮捕、绑票、暗杀和跟踪监视的方便、迅速、准确，戴笠对汽车特别感兴趣。他自己经常使用的各式小轿车就有十多辆，他使用汽车要求同一年份制造、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各备两辆，只是牌照号码不同,以使别人不可能知道他坐在哪一部汽车内。抗战期间，他以各种名义不惜重金购买大量汽车，但每次见蒋介石时总是坐一辆美制卡迪拉克老式汽车，以博得蒋介石的好感。 戴笠玩弄女性，只要看得上眼的就要绞尽脑汁用一切手段搞到手。他对兴建房屋有着特别的兴趣，正是为了他的“金屋藏娇”,他对女性任意蹂躏,还有专门替他经管这类事务的亲信秘书。有一次，为了讨好一个姓余的女秘书，他把自己的化名也改为“余龙”，以示他是余家的“乘龙快婿”。生活上的奢靡、豪华、享受与他对部下的要求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这也是戴笠这个人的本质所在。 特务处从1932年4月1日成立到1938年4月解散,“绝对拥护蒋介石”，“彻底消灭 共产党”是一切活动的根本所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在人民的压力下，中华复兴社这个法西斯的秘密特务组织被解散，并入公开的三民主义青年团。1938年8月，蒋介石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第一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编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戴笠因资历不够，军统局局长一职名义上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兼任，戴笠升任为副局长，掌握实权。 “一手接派令，一手提头颅，成功为敌人所杀，失败为领袖所杀”，这是戴笠当初受命为特务处处长时讲出的“豪语”,“有功归之领袖、有过我们承担”这是戴笠贯穿于军统工作的两句口号,由此可见他为蒋介石政权的倾心倾力、肝脑涂地。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提起戴笠就会说起蒋介石，谈到蒋介石就少不了戴笠，他们是镇压人民革命，阻碍中国民主进程，倒行逆施的历史人物， 摘自红岩魂纪实——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