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红岩魂纪实——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历史的怪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美国人捧腹大笑遭重创/戴笠一手握情报，一手要手铐有关这个组织的活动情况，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业务资料档案中有记载: 原中美合作所气象通讯组少将组长程浚:“在该所内统一性活动的有双方组长以上汇报，戴笠在重庆时每周进行，不在时就不举行，匪方组长以上汇报不定期举行，由主任秘书潘其武主持,全所业务会报，每日11时至12时举行，经常由副主任梅乐斯及美方参谋长贝利主持，只作必要性的业务报告及各组间有关的业务联系(该所各单位大都不在同一地点工作，有的组与组间相差步行在20分钟以上，因此相互了解的情况依靠电话还不够)，有时间也不举行; 匪方人员每周必须参加军统局在乡间(该局缫丝厂办事处，是在重庆的一个训练基地，与该所相隔一个山头相通连)举行的纪念周，主要业务联系，都是有关组间单独会报.不作全所公开性报告，更重要的都是双方几个主脑人员举行会报。该所占地范围很大，通路较多，除军统局人员可凭该局出入证进出以外，须凭该所人事组所发的出入证进出。该所外设单位包括各训练班都归各业务组室领导主管,属于军事组的有13个大型的特务训练班，三个联站; 属于情报组的只有与美帝战略局合作部门有外设单位，包括分水前进指挥站、武汉工作站、20多个情报站组、重庆短期情报训练班、凉安训练班;属于气象组的有各地气象站60余个，气象训练班一个;属于通讯组的有总台一个，各地支分台80余个，均配设于其它业务单位，短期电训班一个、海岸监视哨10余个;属于特警组的有特警班一个;属于侦译组的有昆明的侦译单位(名称不详)、两个长距测向台;研究分析组医务、运输、人事、会计、总务、总翻译室、工程处均无外设独立单位……” 原中美合作所会计室少将副主任郭旭:“中美所在第二期的主要任务是训练特务武装部队、特务警察和布置气象、情报站。是蒋介石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出卖国防秘密，使美帝特务渗入到蒋匪帮的内部,控制蒋特和警察。美蒋特务合流，表面上是对日作战，实际上是美帝加强对蒋匪的控制，为蒋匪加强训练特务武装部队和特务警察，以便蒋匪加强镇压中国人民和配合蒋匪军屠杀中国人民的。在这一时期,美帝和蒋匪帮补充签订合同四条，在未正式签合同前,他们已先行协商办理,到1944年秋才正式签订。美方主持人为美国联邦调查局代表杜若万和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参谋长贝利;军统方面参加的为戴笠、郑介民、唐纵、潘其武及该所组组长，萧勃也参加了。补充合同的大致内容如下: 1.美方愿意协助军统训练刑事警察人员; 2.美方愿意供给训练刑事警察有关的各项教材、器材(主要有测谎侦察器、刑具等); 3.美方愿协助军统在各地训练和装备特务部队五万余人; 4.美方无偿地供给军统十轮大卡车2000辆、中小型吉普车200辆，以及修车厂设备，供三年使用的零件、轮胎。此项合同未正式签订之前，中美所已于1943年10月起扩大组织，在雄村、南岳等地设训练班训练特务武装部队。” 原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1945年秋间，戴匪与梅乐斯正在东南一带活动时，得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时便决定派参谋长李崇诗赶赴上海去，成立中美所上海办事处，以便利用这个机会，更大的发展军统组织和利用中美所武器装备的特务武装部队加紧赶到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以便会同事先勾结好了的汉奸武装部队，阻止在敌后斗争多年的人民武装部队进入各大城市，而积极的去抢劫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同时还积极筹备成立上海、北平的两个中美所警察训练班，以便把南北两个汉奸组织中的一些有反共经验的汉奸特务，和在沦陷区吸收的一些军统特务分子(大半也是汉奸和汉奸的亲友)，加以短期的美式特务训练，好让他们摇身一变，马上由日伪组织中的‘反共专家’一下又成为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继续去担任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而把他们过去投靠敌人认贼作父、残害人民的罪行当作‘功劳’加以奖励。但是，根据中美所的目的是假借为抗日寇的一骗人招牌，不能再利用下去了，许多美特们也无心工作，纷纷作返国准备。当戴匪和梅乐斯到达上海后，便不得不正式下令办理结束。而美特们更迫不及待地赶到上海，候船返国，连一些物资办理一下移交手续，美特们都不高兴。最后便决定中美所一切结束工作全部由军统特务办理，美方人员可以先行离开。但是军统都利用这一罪恶组织,继续干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直到1946年间戴匪死去以后，才真在开始办理结束工作。” 原中美所心理作战组少将组长王一心:“中美合作所的目的，虽然是要打败日本，但是中美双方，都不是为人民谋利益，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打算。也就是说，中美合作所主任戴笠，他一则为维护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而出力，一则为发展军统权力而出力。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他一则为维护美帝独占亚洲的侵略霸权而出力,一则为发展海军情报局的权力以及他个人的前途出力。中美合作所另一个副主任魏金生(后来更换陶中校为副主任)和陶中校，他除了维护美帝侵略霸权之外，也是为了发展美国陆军战略局的权力以及他们个人的前途而出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三方面的矛盾继续不断。从现象上说: (1)1943年7月代表美国陆军战略局的魏金生进入中美所担任副主任时，梅乐斯在戴笠面前正式警告魏金生，凡是梅乐斯方面(即美国海军情报局方面)已经办起的工作，在魏金生方面(即美国陆军战略局方面)不能再办; (2)梅乐斯在中美所建立的无线电收发报台，可以从中美所直接和美国通报，但是，魏金生方面要求代发电报，好几次都被梅乐斯拒绝。所以魏金生方面和美国的往来电报都由重庆美军总司令部电台代为收发: (3)梅乐斯收买总翻译刘振芳，规定魏金生方面的翻译人员，每天须将经办工作的主要内容报告刘振芳,刘再暗中报告梅乐斯; (4)1944年12月，梅乐斯又在戴笠面前正式警告魏金生，凡是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作(准备美国海军登陆)，已由梅乐斯方面包办，希望魏金生方面不再在沿海地区进行工作; (5)梅乐斯要求戴笠将魏金生方面的工作尽量压制，使它不能开展。这样，梅乐斯方面的工作胜过了魏金生方面，美国海军方面的物资就可大批运进中美所。同时和戴笠约定:由梅乐斯在蒋介石面前尽量赞扬戴笠;由戴笠在美总司令史迪威面前尽量赞扬梅乐斯，这样互相标榜，彼此都可以升官;在1945年春，梅乐斯和戴签约定，打败日本后，由蒋介石向美方建议，由梅乐斯担任远乐舰队司令，另一方面，由梅乐斯向美国海军方面要求，由美方向蒋介石建议，任戴笠为中国海军部长。 “梅乐斯这些要求;戴笠都答应了，因而魏金生方面的工作不能开展。1944年12月，美国战略局局长郑若文就将魏金生调回美国,另由中美所秘密行动组副组长陶中校升任为中美所副主任。同时，郑若文另想别法，和反动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芄生进行合作，在昆明训练了一二千人的特种降落伞部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为了维护其一党专制的法西斯统治，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灭共”的错误方针，提出“全国党化”的口号，同时，强化其特务手段，拨出庞大的特务经费，制造恐怖黑暗。戴笠和他的军统局要武器装备，要手枪子弹，要各种特工活动器材，要大量的经费;美国海军情报署要中国的兵要地志情况，要气象水文，要各种军事情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摘自红岩魂纪实——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