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之与大顺政权，成也自成，败也自成，兴亡都离不开他，因此史书上大顺也被称为李顺。这个短命的王朝统治北京总共四十二天，若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武英殿登基算，只一天就弃城而走。如果从西安建国时算起到土崩瓦解也仅一年多，即使从襄阳政权初创时算起，满打满算也不过两年多一点，无论怎么看都可谓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成大事者，不谋于众”，权威不立则令不行，禁不止。决策民主固然可取，但物极必反，无原则的软弱退让造成的后果是相当致命的。进入北京后，李自成似乎失去了对手下高级将领的约束权，最典型的当数老哥们儿刘宗敏。刘负责追赃助饷，日日严刑拷掠降官，死者不计其数，据《甲申传信录》记载，李自成也觉有些过分，便对刘宗敏讲：“何不助孤做好皇帝？”刘宗敏马上顶他一句：“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面对如此生猛的部下，李自成竟无可奈何。
李自成打下北京城，与此同时远在关外的满清名臣范文程大喜过望，上奏章说：“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伐厥君后，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何功不成。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思。倘思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范文程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李自成的三个错误：弑君灭国，刑辱权贵，劫掠百姓。
而反观清军进入北京城后，多尔衮下令，“将士皆乘城”，“毋入民舍”，更为英明的是，多尔衮为崇祯皇帝大办丧事，“发丧三日，具帝礼葬之”。
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率领1000人从商洛山出来重新起义，当时中原大旱，李自成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已经拥兵百万：“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
在四年时间内，李自成大军就从一千人急速扩张到100万大军。基本上来说，除了20万的核心精锐部队以外，要么是心怀鬼胎的新附之军，要么都是各地灾民为了讨口饭吃组成的乌合之众了。
明朝当时的经济崩溃，李自成所到之处的官军往往都没有发饷，除了少数事实上变成了土匪，到处抢劫之外，剩下的官军滚雪球似的加入了李自成的部队。李自成也是很想做一个好皇帝的，可在起义的过程中，李自成连自己的亲信都管不住，更别提麾下梯队的培养。
李自成在山海关战役中一败涂地的消息传回北京后，本已忐忑的人心变得更加惶恐不安，各种谣言更是喧嚣尘上，真假难辨，有人甚至说李自成已经撒丫子往西安逃跑了。为了稳定人心，恢复秩序，大顺政权派人在各大城门和通衢要道张贴告示辟谣，但越辟越多。一些明朝的降官也在各寻生路，这些人本已不满大顺“追赃拷饷”之苦，于是采用各种方法离京外逃。大顺军虽加强力量日夜巡查，严防死守，但也无济于事。
李自成亲自率数万大顺精兵东征山海关时，天祐殿大学士（相当于丞相）牛金星留守北京。牛金星是大顺文官之首，其眼光应该比他人长远、头脑应该比常人清醒吧？实际并不是这样。李自成率军离京东征后，牛相一面筹备李自成的登基大典，一面开科取士，明里是为新顺朝招贤纳士，实际是为自己招揽门徒，他乘坐一顶八抬大轿“往来拜客，便请同乡”，俨然一副太平宰相的洒脱样子。在这种情形下，纵使有那么一两个头脑较为清醒的智士，也劝阻不了牛相，扭转不了那种颓散的局面。
鉴于明朝旧官、降将相率出逃，还有人趁乱暗杀大顺官兵，李自成败回京师后下令挨家挨户搜查京城居民家中私藏的兵器，弓弩、刀剑、鸟铳都必须上缴，到后来连市民家中的切菜刀、劈柴刀都要收缴。这样一来，京师民心更加鼎沸不安，诚惶诚恐。这种不利局面是促使李自成下决心放弃北京的重要原因。
李鸿基
《明季北略》记载说，“丙戌，李自成自称帝，即位于武英殿，伪磁侯刘宗敏扶创出，平立不拜，曰：‘尔故我等夷也。’伪官皆拜，宗敏不得已，再拜而退。丁亥昧爽，李自成出齐化门西走。先运薪木积宫内，纵火发炮击毁诸宫殿。又烧九门雉楼，火光烛天。先是，三桂知贼将西走，设疑兵于西山，密取酒罂数千，实以石灰，夜埋齐化门道上，上覆浮土。贼万马并驰而出，践罂皆穿，马足惊踣，后骑相压奔，石灰迷目不可视。疑兵远噪以惊之，贼阵大乱。三桂望城中火作，知贼走，绕城而西，追奔三十里。贼马骡俱重载，日行数十里，追兵至，尽弃其辎重妇女。自卢沟至固安百里，盔甲衣服盈路，贼兵散去者又数万。三桂徐收所弃，已逾数百万。”
刘宗敏只是九位侯爵之一，竟敢恃功而骄，放在任何朝代，这样公然犯上的言行都绝对难以容忍，但李自成对此却似乎无计可施。
第二天就要大规模撤离京师了，登极大典就只有草草收场。李自成之所以仓促即位称帝，主要目的是昭告天下，明王朝已被推翻，自己就是新天子。无论他撤到何处，天下百姓都要听从自己这个新皇帝的号令。只有正式出任皇帝，他才能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才能拥有毋庸置疑的威权和崇高声誉。
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才从商洛山出来，并迅速在河南发展起来，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就直接拿下整个北方。此时他好多地方都是新打下来的。政权建设严重不稳，也没有能够成功拉拢地主阶级。他应该学习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但是他的政治统治力不强，他是被一帮杀红了眼，渴望得到巨额财富的众将领们的裹挟下进军北京。
这就导致一旦他的军队遭遇失败，没有巩固的大后方给他兜底。所以可以看到后来李自成几乎是一溃千里，他控制的地盘上的地主阶层纷纷投效清朝。
李鸿基
李自成将封建社会的真正支柱士绅阶层完全推向对立面。要学朱元璋一定程度地打击约束士绅阶层也应是在自己统治完全稳固以后。
李自成、太平天国以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均贫富”，这项政策只能初期使用，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应该舍弃这项政策，回到以前老路上去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刘邦和朱元璋就是典型的转型成功。而死守“均贫富”这个政策看似一时繁花锦簇，然而却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经济基础和小农生产方式，连税收都没有，占地再大也只是一群流寇而已。
在进入北京后，起初李自成并不想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父母之国。形胜之地。朕将建都焉，富贵归故乡，虽十燕京，岂易一西安哉？”李自成这一认识的产生，认真说来，是考虑到情况比较复杂。觉得在北京建都不如在西安建都安全。于是将搜刮来的白银3500百万两，黄金150万两全部送往西安。
刘邦也好，朱元璋也好，在建立政权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根据地。刘邦在汉中，朱元璋在江南。
“均田免粮”根本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政策，岂能长期使用。这时起义军应该转变为为士绅阶层服务了，也就是地主阶级。真正导致大顺政权早夭的原因之一是政策上没能及时转变而犯下致命错误，那就是李自成集团还是秉承农民阶级的朴素需求作为执政方略，继续实行以打压前明官员和地方土豪而不收农民税负之政策，如此一来，大明官僚以及地方士绅从开始对大顺示好到纷纷倒戈反顺。
这个根据地面积大小不要紧，关键是对它的治理，等于是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国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朱、刘从中积累了治理国家的经验，也培养了管理人才，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政府机构。
李鸿基
而李自成起义多年，一直是流动作战。“吃他娘，穿他娘，早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军队所耗一直是靠抢，从富户手中抢。虽然一时痛快了，一时吃饱了，但并不是长久安天下之计。
没有根据地，没有征税，没有统治民众管理民众的经验。虽然打北京非常顺利，几乎是“兵不血刃”“望风而降”，但是进入北京之后的李自成，面对一个需要管理的国家，他忽然变得毫无经验了。
李自成大军先向南行抵达保定， 再从保定进入山西，穿过山西渡黄河进入陕西境内，继而退往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