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二年（1427年）11月，大明朝廷放弃了朱棣时期所建立的“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决定恢复明朝和安南的朝贡关系，并选择从安南地区进行大撤退。

毫无疑问，此举让永乐盛世以来建立的明朝威望大大受损，毕竟安南可就是如今的越南。

历来古代王朝都以开疆拓土为荣耀，那世人眼中被称为“明君”的宣宗皇帝，为何会放弃他爷爷给他的这份“政治遗产”呢？其中缘由有偶然，也有必然。

偶然因素无疑和宣宗性格有关，他的对外态度是对父亲仁宗皇帝的继承发展，他们并不喜欢打仗，更想休养生息、发展经济。

比如仁宗当政时，就开始大规模停止父亲的一些朝贡政策，以前采买外国珍稀物料、修造海船的行径全部废除，要走稳健之路，不再去“扶贫”。宣宗则更进一步，他不再局限于经济，甚至将目光延伸到政治领域。

安南在明宣宗看来只是块“鸡肋”，拥有它，虽然对东南亚诸多小国能起到震慑作用，但得到的回报微乎其微，并不能给大明王朝带来财政税收，这就是面子工程，不可取。而且为守住它，所耗费的精力也极大，这就是必然原因——当时安南一直有反叛。

安南示意图

这个现象也并非是宣宗一朝才存在，其实自从朱棣平定安南，划入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后，明朝虽然已经统治安南地区，但从那时开始，这片区域就一直不太平。

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朝派遣丰城侯李彬为总兵官镇守安南。自此以后，从李彬、陈智，再到洪熙年间的李安，连续两朝，明朝的镇守将领几乎一直在进行平叛，未有片刻歇息。

宣宗上台后，一开始也没打算彻底放弃安南，为维护国威也曾积极进行平乱——比如宣德元年（1426年）4月，他任命成山侯王通为征夷将军，率领大军讨伐安南。

王通是宁国公王真的儿子，和他父亲一样，王通身经百战、作战勇猛，在永乐时期转战各地，积累过不少军功。可以说要背景有背景，要能力有能力。因此在仁宗时期，他得到重用，负责掌管后军都督府，还被加封太子太保。

在安南地区失控的时候，宣宗选中他作为平叛统帅，可见对这场战役的重视。不得不说，宣宗虽然觉得这块地可牺牲，可该做的事一开始也一点没少做。

王通

那王通的表现如何呢？这在史书中有一些详细记载。一开始，当地征剿黎利，但却因为配合不当失败。“时交阯总兵官丰城侯李彬已前卒，荣昌伯陈智、都督方政以参将代镇，不协。黎利益张，数破郡邑，杀将吏。智出兵数败，宣宗削智爵，而命通佩征夷将军印，帅师往讨。黎利弟善攻交州城，都督陈濬等击却之。会通至，分道出击。”之后王通雄心壮志，不再小觑对方，决定做好规划，分三路进攻。期间，大军列营连亘数十里，柱旗蔽野，极为壮观，因实力之悬殊，似乎已胜券在握。但结果却是都指挥袁亮作战失利，指挥陶森、钱辅被杀，手下士卒五百余人皆被俘。

吃了败仗后，王通很不甘心，开始有些急躁，于是在不了解地形的前提下冒进，于宁桥遭到伏击战败，导致尚书陈洽、内官李亮及士卒五万牺牲。“参将马瑛破贼于石室县。通引军与瑛合，至应平之宁桥中伏，军大溃，死者二三万人，尚书陈洽与焉。通中伤还交州，利在乂安闻之，自将精卒围东关。”资料记载：“溺死者甚重，宁桥之水为之不流。”可见这场大败仗有多惨烈。而王通经此大败后，则仓皇撤退东关城，后面也顾不得面子了，无奈上书朝廷请求增援。

王通的惨败让宣宗甚是震惊，因为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弹丸之地居然如此棘手，不得已开始继续增援.于是在1427年，朝廷再派安远侯柳升率师征交趾。

柳升不愧是宣宗朱瞻基的“底牌”之一，一到安南地区便连破敌军。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柳升也开始忘乎所以，犯了轻敌的大错，曾追击敌军进入圈套陷入泥淖当中，结果四面俱起的伏军攻击，柳升在这一仗中身亡。

其实因为上一次犯过同样的大错，手下已经有人劝过柳升。“升以贼屡败，易之。时李庆、梁铭皆病甚。郎中史安、主事陈镛言于庆曰：‘柳将军辞色皆骄。骄者，兵家所忌。贼或示弱以诱我，未可知也。防贼设伏，玺书告诫甚切，公宜力言之。’庆强起告升，升不为意。”最终酿成悲剧。后来因为后勤、加上军心涣散，打败仗也就成习惯了——之后右参将都督崔聚整合大军，在昌江与叛军交战，结果再遭大败，崔聚被俘，郎中史安、主事陈镛、潘禋、李宗昉皆战死，万余明军全军覆没。“至倒马坡，与百余骑先驰度桥，桥遽坏，后队不得进。贼伏四起，升陷泥淖中，中镖死。其日，铭病卒。明日，庆亦卒。又明日，崔聚帅军至昌江。贼来益众，官军殊死斗。贼驱象大战。阵乱，贼大呼：‘降者不死。’官军或死或走，无降者，全军尽没。史安、陈镛及李宗昉、潘禋皆死之。”

黎利

王通得知朝廷强援都战败后，尤其是柳升身死，更是吓得魂不守舍，于是慌不择路地撤退。至此，明军败势已定，安南的黎利集团掌握交趾大部分州县。

因为损失惨重，王通无奈选择与安南叛军会盟于东关城南，商讨议和。“通气沮，阴遣人许为利乞封，而檄清化迤南地归利。按察使杨时习执不可，通厉声叱之。”“二年二月，利攻城。通以劲兵五千出不意捣贼营，破之，斩其司空丁礼以下万余级。利惶惧欲走，诸将请乘胜急击。通犹豫三日不出，贼势复振。树栅掘濠堑，四出攻掠，分兵陷昌江、谅江，而围交益急。通敛兵不出。利乞和，通以闻。会柳升战殁，沐晟师至水尾县不得进。通益惧，更啗利和，为利驰上谢罪表。”

明朝在平定安南之乱中，仅战士伤亡就已经非常之大。例如宁桥惨败，被杀5万士卒。柳升惨败，又被杀万余精锐。加上其他杂七杂八折损，此次平乱，明军的损失竟然高达7万之众，大多还都是精锐。

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大明已远不是永乐时期的大明。当年朱棣能顷刻之间拼凑五十万大军讨伐蒙古，但永乐年间以来南北水灾旱灾频发，税收一年不如一年。又加上各种大的工程项目，例如迁都、讨伐蒙古和下西洋，明朝国力日趋紧张。到宣宗时期，明朝国力已经到低谷，7万人的损失，还是能劳师远征的部队，对于明朝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讨伐安南，已经导致了明朝地方叛乱和守备、劳役用人不足等严重问题。此外，除了士兵的损失，明朝还损失了诸多勋贵、名将。其中最让人心痛的，当属柳升、陈洽的牺牲。

柳升

柳升可是在整个大明王朝都排得上号的名将，他虽是承袭父亲职位，但却比父亲更为出色、有勇有谋，早年曾跟随重臣张辅打过交趾，因战功被授安远伯爵位。

对于他，人们可能都只知晓他曾跟随朱棣五次北伐，战功无数。但此人组建了中国历史上首支正规编制的“炮兵”，无疑是中国热兵器时代第一人，明朝赫赫有名的神机营，他曾经是“一把手”。

曾几何时，他在跟随朱棣北伐时，率领神机营为前锋，大破阿鲁台，晋封为侯爵。加上还参与过平定过宁夏叛乱、唐赛儿之乱。北边、南边、西边，只要有战争，哪里就有他，可见朱棣对他的喜爱，而史书中也表示：“帝五出塞，升皆从，数有功，宠待在列侯右。”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柳升加封右军都督府、太子太傅。这不单成为重臣，更是太子（后来宣宗）的师傅。

所以柳升不仅是爷爷留给宣宗的名将，在军中有特殊意义，更是父亲留给他的师傅。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更不要说军事将领，他无论是声势地位，还是政治影响力都超乎普通将领。

朱瞻基

然后再说陈洽，此人也非同一般身份。他早在洪武年间就担任兵科给事中，因为过目不忘、工作出色，曾得到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表彰，还被赐予金织衣。

后来朱棣上台，他又被大力提拔，先是被任命为吏部右侍郎，之后再提拔大理寺卿。在朱棣讨伐安南时，他就负责参赞军务主管粮饷，功劳不小。

朱棣平定安南后，配合黄福安抚安南地区百姓、选拔人才、整肃风纪，为安南的归顺起到极大作用。尽管安南多次生起叛乱，但他跟随张辅左右数次平乱，被提拔为兵部尚书。

到仁宗时期，这样的老臣自然德高望重，开始掌管布政、按察二司，还参佐军务，影响力很大。

宣宗上台后，他积极配合王通平叛，在王通遭遇宁桥埋伏前，这位经验丰富的元老曾极力劝阻要小心伏兵。可惜对方不听，导致大军全军覆没。

陈洽‍

其实在这场惨败中，陈洽本来有机会逃走，但他却跃马冲入敌阵，却因受伤过重坠下马，左右想把他扶回去，遭到他的呵斥。“宣德元年九月，通至交阯。十一月进师应平，次宁桥。洽与诸将言地险恶，恐有伏，宜驻师觇贼。通不听，麾兵径渡，陷泥淖中。伏发，官军大败。洽跃马入贼阵，创甚坠马。左右欲扶还，洽张目叱曰：‘吾为国大臣，食禄四十年，报国在今日，义不苟生。’挥刀杀贼数人，自刭死。事闻，帝叹曰：‘大臣以身殉国，一代几人！’赠少保，谥节愍。官其子枢刑科给事中。”

陈洽是重臣，柳升是名将，这一文一武也可谓是左膀右臂，宣宗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中。

除此以外，还有郎中史安，主事陈镛、李宗昉、潘禋，这四人是在与柳升一战中阵亡的。

其中史安是江西丰城人，以“廉重好学”著名，作为进士出身的一名杰出政治人才，后官至礼部“仪制司郎中”。这是礼部最主要的官员，于选拔和任命官员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在当时文人里面威望颇高，因为手中的权力，影响力更是超乎寻常。

陈镛同样是进士出身，官至礼部祠祭司主事，作为礼部主掌祭祀大权的官员，在当时重视祭祀的朝内也有不小影响力，还曾获杨士奇“清介端确，表里一出于正”的称赞，未来前途大好。更不要说，他曾在当时劝说柳升不要轻敌，若能活着回去，本必定受到重用。

而潘禋曾参与过《永乐大典》修订，以“军都事”一职从柳升伐安南，能力不弱。至于李宗昉，身份也与陈镛、潘禋应该大体相当。

柳升一战中被俘的崔聚是曾经跟随过朱棣靖难过的将领，官至河南都指挥佥事、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属正二品大官。他虽然被俘，但誓死不降，最终被残忍杀害。

另外前期王通一战中，牺牲的指挥陶森、钱辅，内官李亮。指挥使仅次于总兵官的军队中层领导，内官是永乐时期派遣到各地负责监督外观的重要官员。显然，地位也是不低。

除了这些贵族阶层，肯定还有很多中低层官员将士，在感叹明朝武将骨气、文官气节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如此众多的人才损失无疑是对宣宗新朝文化、军事集团一个重大打击。

长期镇压需要巨额拨款就算了，平定安南叛乱过程中的损失更是极大，收益与付出完全不成正比，于是宣宗战略性放弃安南，并于宣德二年（1427年）派人前往安南，对叛军表示：赞同遵洪武旧制，恢复明朝和安南的朝贡关系。

宣德三年（1428年），明朝开始大规模撤回军民人员，逐步放弃安南，之后安南彻底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