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一片石之战是明末三大军事力量同时参与的一场大会战，同时它也是决定了新生的大顺政权能否继续存在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在某种意义上也改变了之后近三百年中国历史之走向：满清政权取代了大顺政权。

李自成性格坚毅，屡仆屡起，用十余年的时间耐心砍伐明朝这棵参天大树，消耗了大量明军有生力量，可说百余万明朝正规军几乎被他扫荡殆尽。他在攻占明都北京时几乎兵不血刃，各地守军纷纷献城归降，传檄而定，这使李自成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李自成以为“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言暗合天命在己，却忘了在辽东还有个对中原虎视眈眈的满清政权。

他这次亲自率军东征只带了五、六万精兵。史料记载说“声言十万”，只是为了故意虚张声势，震慑对方。另有明降将唐通的八千人马和白广恩的两万“火器营”官兵随征，参与山海关大战的大顺军总兵力其实不足十万。

李鸿基

大顺军的对手呢？吴三桂的关宁军有五万人马，清军几乎倾巢而来，据称有十四万，双方合起来近二十万众，基本上是大顺军的两倍。由此可以看出，李自成过于轻敌，对战场形势发生误判，加上对情报掌握的不充分，只专注吴三桂军，却忽视了更为凶悍的清军，彼时数万八旗主力已经开至山海关东北面欢喜岭，李自成对此竟懵然不知。由于当时双方兵力悬殊太大，加上满清铁骑战力又处于鼎盛期，李自成的失败也在意料之中。

在这一关键性战役中，李自成在战略战术上也发生了一连串失误。譬如对吴三桂这一攸关胜败的重要人物重视不够，吴襄被拷掠和陈圆圆被夺占自不待言，首先对关外咄咄逼人的清军就缺乏足够的重视。实际情况是，即便吴三桂不勾引清军入塞，清军也一定要参与这场逐鹿中原的争夺战，并在吴三桂投怀送抱前就已紧锣密鼓地付诸行动了。因此，当剽悍的八旗大军突然参战时，李自成军立即陷入一片慌乱之中。

另外，李自成对这场攸关全局的山海关战役的重要性认知不足。当时，争夺山海关已成为三大军政集团矛盾的焦点，局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除一些偶发因素起作用外，更关键的是各方实力之较量，但李自成对此并不重视，或许被之前屡获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对这场生死大战有些敷衍了事 。抵达山海关后，他只派降将唐通率其旧部约八千兵马前去山海关接防，后派另一位降将白广恩率两万人前去增援，但白广恩部当时驻守永平（今河北卢龙），距山海关近170里路，赴援需要时间。即使白广恩迅速开到山海关，与唐通的人马加起来也不足三万，力量仍很单薄。李自成派到山海关协防的左懋泰、张若麒等人都是他进京后归顺的明朝降臣。这一切让人感到，李自成对山海关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对来自辽东的威胁太掉以轻心。

李鸿基

正因为如此，当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政治态度突然转变时，镇守山海关的明朝降将降兵惊慌失措，几乎完全失去了应变能力，迫使李自成不得不亲自率大顺军精锐主力东征。当如狼似虎的满清八旗兵突然搅入战团时，身经百战的李自成也慌了手脚，遂导致一败而不可收拾。

当李自成惨败于山海关一片石后，率少数残兵败将撤退到永平（今秦皇岛大部）时，为泄愤下令将三桂老父吴襄斩首，仍觉不解恨，又在“王府二条胡同”将吴三桂一家老幼三十多口全部处死。但却未将三桂爱妾陈圆圆一并杀掉。原来，陈圆圆不仅长得美，人也颇有心机，她向李自成表示，“妾为大王计，宜留妾缓敌，当说彼不追，以报王之恩遇也。”陈圆圆声称能劝阻吴三桂与清军的追击，居然奇迹般地得以存活下来，后来又趁乱逃离“贼营”，重投吴三桂怀抱。

李自成率余部于四月二十六日侥幸逃回北京。此时对李自成来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尤其严峻的是，面对吴三桂和清军的紧追不舍，继续留在北京固守还是撤离，他必须当机立断，迅速做出抉择。李自成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浴血征战，历经九死一生，终于摧垮明王朝，占领北京，胜果确实来之不易，如果现在主动放弃，实在心有不甘。但他经过冷静思考分析，还是决定放弃。这决定虽属无奈，但还算明智，因为大顺军在山海关之战中损失惨重，最能打的数万精锐几乎全部被歼，士气低落，而吴三桂报仇心切。清军又是虎狼之师，大有锐不可当之势，大顺军主力刚遭惨败，一时组织不起强有力的抵抗。

再加上大顺军攻占北京不久，在京师缺少稳固根基。尤其是由于李自成的认知缺陷，在策略及管理上的失误，使大顺军的军纪很快废弛、崩坏，大部分将领、官员也滋生了享乐腐化思想，兵败山海关后，京师各种谣言四起，喧嚣尘上，导致人心惶惶，很多明朝降官相率出城南逃，也有人开始暗中策动叛乱，甚至还发生了好几次骚动，有大顺官员、裨将被人暗杀。这就更加促使李自成决心放弃北京，暂时返回陕西老巢，休整士马，以等待时机再次卷土重来。

李自成进京到征讨吴三桂，在北京滞留仅一个半月。时间虽不长，但大顺军的军纪却瞬间由好变坏。《明季北略》就记载说：“贼初入城，不甚杀戮，数日后，大肆杀戮，即降而授官者，诸贼将长班审问，如云其富有金，即锁去拷打。一贼拷过，又被他贼锁去，拷打不休，每贼将一人领长班五十名，缉访官民藏蓄，长班一人，每日限访过一件，名曰公刺。贼兵大索，时厚结长班，及无赖子弟，使为乡导。本地乡绅，如周锵、刘余佑、梁以樟、米万钟、吴邦臣、沈自彰等，咸蜂聚其家，恣意掠取，与籍没无异。至青衿白户，稍立门墙，无幸脱者。贼兵满路，手携麻索，见面稍魁肥，即疑有财，系颈征贿，有中途借贷而释者，亦有押至其家，任其拣择而后释者。若缚至刘宗敏伪府，便无生理。贼初入城时，先假张杀戮之禁，如有淫掠民间者，立行凌迟。假将犯罪之寇，杀死四人，分为五段，据称以淫杀之故也。民间误信，遂安心开张，店市嘻嘻自若。”

尤其是刘宗敏、李过等人在北京“拷饷”之事，即追赃助饷，先是明朝王公大臣、豪门巨室被逼捐，随后追赃面越来越大，牵扯范围越来越广，甚至一些小康之家、贩夫走卒也被牵连。刘宗敏为了勒索更多财物，特制了一种夹棍 ，“木俱有棱，铁钉相连”。许多明大臣、官员因没有按时交纳粮饷或纳银数量不够而惨遭夹刑，被活活夹死者不在少数。“宗敏之门立二柱，磔人无虚日”。有官员因纳银缺斤少两或慢交被刘宗敏凌迟处死，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刘寸磔处死。这也是促使京师民情激愤、骚动的原因之一。

另外大顺军官兵随意掳掠、奸淫妇女，抢掠民财，无恶不作，引发京师民众公愤，这一切都严重败坏了李自成政权的名声，也给敌对势力的宣传带来了绝佳机会。

假如李自成继续待在北京固守，到吴三桂和清军兵临城下时，京师居民与明朝遗臣定会联手与其里应外合，共同击“贼”，到时候李自成能不能保全性命还真不好说。所以他匆匆撤离北京西逃虽是无奈之选，但也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