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清明节的时候，大寨驻点记者段存章脚步沉重地走到陈永贵的墓地那儿。他在墓碑前毕恭毕敬地放上一盒香烟，然后恭恭敬敬地深深鞠了三个躬。在这位记者的脑海里，过去的一幕幕事儿又都浮现出来了。
陈永贵生前身后的事老是让大家心生感慨。在那个特别的年代里，他靠着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使命。
陈永贵离开工作岗位之后，就把自己的红旗车退了，只留下一辆生活用车。可这辆车他也不怎么开，他，就爱步行或者坐公共汽车出门，早都习惯这样了。
小事往往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格。陈永贵晚年的时候，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大家对他的看法都出奇地一致，都觉得他是个好人。
1980年往后，陈永贵有了不少重新看待世界的时间。听人说，他曾经跟一个人聊起过从前的事：“上面要是提出干到九十九，我这个人就非得干到一百。以前我特别瞧不上机关那种八小时工作制，后来才明白，那可是巴黎公社用命换来的一点自由。”
陈永贵到了晚年，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看报纸、养养花。但到了1983年的时候，这位操劳了一辈子的退休干部觉得这样的生活有点不适应了。于是，他就主动给中央写了封信，说自己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这样的请求没过多久就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很快，他就被安排到北京东郊的一个农场去当顾问了。
陈永贵慢慢开始老年生活了，单位对他挺照顾的，他一天就上一天班。说起来，他到农场后，农场可方便多，为啥？他老是能买到一些农场平常弄不到的东西。
陈永贵到了新工作里，一直都透着随和、朴实的劲儿，这让他赢得了好多同事的尊重。
可倒霉事儿还是在1985年1月降临了。当时，陈永贵感觉头疼还咳嗽，他寻思自己是感冒了，就自己去买了些感冒药吃。但这个“感冒”拖的时间特别长，过了好久都没见好，他右耳那儿还长了个疙瘩。
为了保险点，陈永贵就去医院检查耳后了，这一查就确诊是腮腺瘤。7月的时候，他在医院做了腮腺瘤切除手术。结果，医生在给他做了全面检查之后跟他说：“你得了肺癌，已经是晚期。”
病情耽搁不得，陈永贵很快就住进北京医院了。
老相识华国锋知道这事儿以后，当天就赶到医院去看陈永贵了。华国锋可了解陈永贵的心思，还宽慰他说：“你就安心在这儿住着吧，这儿挺好的。一个月的饭钱才60多块，算下来一天也就2块多。现在上街吃饭，没个5元可不行。”
俩人这次唠了一会儿，陈永贵，就安安稳稳在医院里治病。当时，他心里头还闪过一丝绝望的想法：这病怕是治不好。
他跟身边人说过：“周总理得的也是癌症，要是能治好，咋会不治？”
陈永贵躺在病床上，除了自己的病情，他又琢磨起国家的事儿来了。他这人，从来就闲不住。在他心里，最惦记的就是国家的“西水东调”工程和“国家支援”的事儿。只要有领导来看他，他准会把这些事儿一股脑儿地跟人家念叨念叨。
陈永贵，想着想着就很容易想到自己的后事。
妻子在身边的时候，他就讲：“等我走了之后，你们得把那套四间的楼房腾出来，搬到平房去住。家里的被褥是借公家的，家具也是，都得还回去。这些不是你们能享用的，你们不但不能享用，还不许向中央提任何要求。”
当时，他有8123元的存款。一开始，他就把这笔钱分成了好几份，想着留给老伴儿和孩子们。
陈永贵住在医院里，他心里既装着国家，也想着自己的小家。
1986年春节快要到的时候，陈永贵病得很重了，但他还是想回家看看。他是很典型的农民代表，对那片土地一直有着深深的感情，在阖家团圆的时候，他也特别希望能和家人团聚。
陈永贵身体这状况，按说医生不该放他走的。可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都清楚陈永贵心里咋想的。
这时候的陈永贵就像个听话懂事的孩子，马上就同意了。当时的他，被癌症折腾得脸都瘦巴巴的，可一听说能回家，眼神里一下子又有了光彩，那光彩可耀眼了。
这个春节，陈永贵过得格外难忘。
年夜饭的时候，他身子虚，就吃了5个饺子。不过，看着孩子们在门里门外跑来跑去的，陈永贵心里可舒坦多，病痛好像都没那么折磨人了。他以前老爱抽烟，刚进医院的时候就把烟给戒了。
陈永贵跟家人们在一起的时候，话也慢慢变多了。
儿子和女儿们跟陈永贵讲着这些年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这让他也特别高兴。
他心里也在琢磨自己的事儿：他是从大寨走出来的农民，死了肯定得回大寨去。他就是个“大老粗”，批文件的时候都觉得费劲，可在那些日子里也干了不少事。
他回顾着一段段历史，心里慢慢就平静下来了。
可是，这个春节是陈永贵最后一次在家过的春节了。
1986年2月28日，陈永贵又一次住进了北京医院北楼的高干病房。身体的状况让他只能离开家，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他心里是不情愿的。
过了半个多月，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到病房。他紧紧握着陈永贵的手说道：“陈老，我是受总书记委托来看望您的。您可得好好养病，中央很认可您过去的贡献，您可是战天斗地的大英雄。”
陈永贵听到肯定的话，激动得不行，马上使出全身的力气回应：“谢谢中央领导！”
陈永贵说这句话的时候，眼泪也顺着他的脸颊滑落下来了。
胡启立想到陈永贵的状况，于是对他的子女提出要求：必须好好伺候老人，可不能对老人不敬。
陈永贵的女儿陈明华想让父亲多吃点东西，好有精力，就专门给父亲做了家乡的特色小吃“溜尖”。
陈永贵正被病痛折磨着，他看着心爱的女儿，还有自己最爱的食物，可就是没什么胃口。旁边的医护人员差不多是在恳求他了，说道：“陈老，您就看在我们的面子上，再多吃一口吧，这样才有力气跟疾病作斗争。”
在那段时间，好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到病房去看他，还对他说：党和人民都盼着他能脱离危险。
陈永贵有不少关心的事儿还没个最终结果，各方都特别期望他能好起来，他自己也盼着能早点打败病魔。
输液的时候，有一回，一个女护士给陈永贵扎针，在手背上扎了4次，愣是都没扎进血管里。
那时候，陈永贵都已经没力气多说话了，他伸出3根指头，指了指自己的脚背。他这是想说，胳膊太瘦了，血管也不好找，不妨在脚背上扎针试试。
护士又感动又难受极了，急忙跑到外面喊来另一个同事，这才总算在陈永贵的脚背上把针扎上了。
陈永贵眼见着自己的身体一点点不行了，好像也晓得自己没多少日子了。
他还讲过这么一句话：“我多谢你们，别再给我用那些好药了，把省下来的药留给其他同志吧，再用也是浪费。”
另外，他遗嘱都准备好了。
在他秘书的帮忙下，断断续续写成这样的内容：去世后不开追悼会，遗体告别仪式也不举行，啥都从简，子女把骨灰送到大寨，撒在大寨的土地上。
那阵子，陈永贵就跟一盏油快烧光了的明灯似的，心里惦记着的，依旧是故乡的土地。
他特别想再回大寨看看，可这时候，他不管说啥都回不去了，只能在深夜的梦里再次回到大寨。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的老战友和老朋友都赶到医院来见他最后一面。这些人看着半睡半醒的陈老，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有时候，默默无语比说出来更煎熬。他们悄悄离开，好像都明白，再也不会有下一次见面的机会了。
陈明亮这个孩子，是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最放不下的。
在好多子女里，陈明亮特别得很，为啥？就因为他有北京户口。
他以前讲过：“我当初是跟着爸妈一块儿到北京去的，那时候我刚小学毕业。要是那会儿我已经18岁了，能自己养活自己了，肯定就来不了。”
陈永贵，他是离开副总理岗位之后，户口才变成北京户口的。在这之前，他一直都是大寨户口。周总理好多次想给他安排户口，他都干脆地拒绝了，为啥？他说“这样能减少城市户口”。
他老是要求子女别沾自己的光。他几个孩子里，大儿子陈明珠的职务是最高的，当过昔阳县宣传部部长，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二儿子陈明善一开始在陕西做工程兵，他各方面都特别优秀。眼瞅着就要提干了，可陈永贵发话了：“他是我儿子，就不能这么干。”
所以，一直到陈永贵去世的时候，陈明善都仍然是个工人。
1986年的时候，陈明亮就要参加高考了，陈永贵对他可关心了。
恰恰就是他把父亲的遗嘱安排给揭秘了：原本，陈永贵一开始是想把那8000多块钱全都交党费的，这里面还包含着3000元赔偿款。但是，陈永贵的夫人和他狠狠地吵了一架，还提出说“要是明亮考上大学了，那学费从哪儿来？”
这么一来，遗嘱才被修改过。
3月26日陈永贵去世那天，他流着泪跟儿子讲：“我的孩子就要没爹了，这就是命。本来想着再活四年，现在瞅着，连四个月都成奢望。陈家还没出过大学生，还想看着明亮大学毕业。”
可惜，陈永贵到最后也没等到陈明亮被录取的时候，但是，他交代的事儿儿子都给办好了。
陈永贵去世几个月后，陈明亮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上大学后，家里条件慢慢变糟了。从大二起，他就边上学边打工。毕业之后，他既在公司上过班，也开过发廊和餐馆。
他的人生准则是：能赚的钱尽管赚，但白送的钱可不能拿。
在孩子们眼里，陈永贵就是这样的人。他具备他们那代人都有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可是中华民族不能缺少的传统美德。
陈永贵，他身上那些乐愁的，都跟着他那农民本色一起没了。他对得住这个时代，也对得住党，没什么可愧疚的。
陈永贵去世的时候72岁。给他遗体化妆的马师傅，之前还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化过妆，这对陈永贵来说可算是一种很大的肯定。
4月4日那天，灵车慢慢开动了，向着大寨那边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