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繁华》电视剧热播，其中的几个女主角：李李、卢美玲，汪小姐等，她们都是民国时期的上海老板娘。

这些角色并不完全虚构，她们的传奇人生都有一个人的影子—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近代知名女企业家，董竹君。

在光鲜亮丽的身份背后，董竹君有着鲜为人知的艰辛，她的人生堪比大女主剧本。

1900年，董竹君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家庭，这也奠定了她悲惨又传奇的人生。

她的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母亲是低微的洗衣女佣。

虽然家境十分贫困，但她的父母还是咬紧牙关，挤出钱供董竹君读书。

董竹君也非常争气，读书非常努力。

但好景不长，她的父亲染上了伤寒，使得这个原本就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

家里的顶梁柱倒下，董竹君的母亲为了给丈夫治病，不得不借下高利贷，而结果自然是偿还不起。

在董竹君十三岁时，她的父母含泪将她抵押到青楼卖唱以偿还高利贷。

董竹君也因此沦落为许多人看不起的风尘女子。

董竹君从小就长得标致，唱歌又好听，很快在青楼里崭露头角，受到许多客人的关注。

但她并不想一辈子困在这里，仍然坚持“卖艺不卖身”这一被别人看起来可笑的原则。

她时刻计划着，准备离开这里，但夏之时的出现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27岁的夏之时当时是四川军督，是一位出名的青年军人，为了掩护革命工作，他常常去青楼听歌。

时间一长，董竹君与众不同的清冷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他。

一来二去，两人经常私下接触，夏之时还承诺要为董竹君赎身。

但从小接受教育的董竹君当然不会这么这么轻易地答应。

经过几天思考，董竹君向夏之时提出了三个条件：

1. 她不做夏之时的小老婆

2. 夏之时要送她去日本接受教育

3. 夏之时位高权重，她要协助夏之时管理家庭。

夏之时此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当然答应了董竹君，承诺只会娶她一个。

于是，夏之时问了青楼老鸨，但老鸨一开口就要30000赎金。

董竹君得知后，让夏之时不要付钱，她会找机会逃走。

终于，在长时间观察与计划后，董竹君找准机会，逃了出来。

就这样，15岁的董竹君穿着一条不合身的婚纱，和27岁的夏之时办了一场简陋的婚礼。

两人按照约定来到了日本，董竹君在这里学习了各个学科。后来夏之时父亲病危，董竹君提前结束学业。

回国和夏之时一起生活在四川老家，董竹君在家里操办各种事项。

但两人幸福的生活维持不久，当爱情最初的激情退却，两个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会不断被放大。

1919年，夏之时由于站错队伍职位被撤，他也因此变得颓废，抽起了大烟。

每次回家都将怒火发泄到妻子女儿身上，对董竹君非打即骂。

同时，他也经常抱怨董竹君只生了四个女儿，生不出儿子。就这样，两人婚姻的裂痕越来越大。

1926年，董竹君终于生出了儿子，期盼这丈夫的态度有所改观。

但在夏之时看来，女人肯定要依附着男人而活，他把董竹君为家庭做的一切当作她应该做的。

1927年，夏之时跑到上海，希望开创一番新天地。

此时四川形势混乱，董竹君便带着父母和四个女儿跑到上海。

同时她也想让女儿接受上海的教育，但这成了压死她和夏之时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即使夏之时积极参加革命，但他仍保留封建的思想，认为女孩读书没有用，最后总要嫁人，这和董竹君的想法有很大差别。

因为自己从小的经历，董竹君坚定地认为女孩必须读书，不能只依附男人。

董竹君终是心灰意冷，不再抱有夏之时会改变的希望，下定决心和他离了婚。

夏之时以为董竹君不出一年就会灰溜溜的回来，但董竹君思想前卫，没有问夏家要一分钱。

她独自在上海闯出了一片天地，创立了锦江饭店，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企业家。

解放后，董竹君把自己一手创办的价值十五万大洋的锦江饭店交给了国家，自己积极投身于为国为党的奉献中。

而夏之时被污蔑在土匪的地盘上担任过职位，惨遭枪决，夏家家底也被清空。

当这个消息传到董竹君耳中，想起来夏之时曾经是那么的意气风发，最后却是这个结局，她只能叹息。

但董竹君是有情有义，心胸宽广的人。

在夏之时的长子—夏述禹写信求助后，她给夏家提供了三年帮助，直到夏述禹找到新工作。

1997年，董竹君病逝，她留下的第一句遗言是：请在我的墓碑上刻上一句话——“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步伐”。

而第二句遗言则是：请在我的葬礼上播放爱尔兰民歌《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

据说《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是她与夏之时热恋时最喜爱的歌曲。

于此，人们才意识到，董竹君并非彻底忘却了夏之时对她的情意，她只是恼他的大男子主义、气她自己没有得到平等对待。

董竹君的一生充满坎坷，夏之时则贯穿了她的大部分人生。

如果没有夏之时，董竹君或许不能受到好的教育，没有机会成为优秀的女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