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兴起了一个政治集团，它便是所谓的“清流派”（或称“清流党”）。其主要成员多是翰林院有专折奏事权力的官员。清流派参劾官吏，臧否人物，上疏谏诤，评议朝政，一时蔚然成风，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一度产生较大影响。

辛酉政变后，清政府对外维持“中外和局”，对内推行洋务新政，作出励精图治的姿态，宣布“广开言路，谏议时闻”，鼓励臣下对时政提出条陈，做遇事敢言的“直臣”。至70年代，列强染指边疆，民族危机严重；国内灾荒频仍，社会矛盾凸显。清廷内部的政争，如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之间、奕䜣与醇亲王奕譞之间以及军机大臣李鸿藻与沈桂芬之间的明争暗斗也时隐时现，一系列外患内忧促成了清流派的兴起和活跃。此外，清流派成员多系都察院和翰林院的京官，京官人数众多，而“军机大臣偏重门生”，朝中若无奥援，清流派便很难升迁或外放，所以他们“专讲资格，原以抑幸进也，自仕途拥挤，而怀才不遇者，仍倡破格求贤之说，以耸动当途，而自为脱颖计”。这也成为清流派活跃的一个因素。

清流派有所谓“翰林四谏”或“四谏”及“十朋”等名目，“四谏”，最初指张佩纶、黄体芳、宝廷、何金寿四人，稍后以张之洞代何金寿而称“翰林四谏”，接着又以陈宝琛代黄体芳而共称“清流”。“十朋”，则指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张之洞、陈宝琛、邓承修、张观准、吴大澂、刘恩溥、吴可读。但多为标榜之说，不能当做完全的事实看待。主要成员有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黄体芳、邓承修、吴大澂等人。其中张佩纶和张之洞最为有名，号称“青牛（清流）角”。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号绳庵，又号蒉斋。直隶丰润县（今属河北）人。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初年先后授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一直任职京官，后又在总理衙门任职，是清流派中最活跃的一个人物。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与其他清流派人物有所不同，他多喜评说时政，很少参劾他人。

清流派在清廷内部的政争中，倾向于支持李鸿藻和奕䜣。李鸿藻(1820—1897)，字寄云，号兰孙，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人，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同治帝师傅。1865年入值军机处，翌年其母去世，两宫太后谕令其守孝百日即入值。李鸿藻则坚请开缺回籍守制三年，声称：“若亲丧未终，而出入禁闼，则先已违礼忍情，负罪名教。”因而在京官中博得维护名教的声誉。1867年，前山西巡抚沈桂芬入军机处，取得批答奏章的“主笔”地位。李鸿藻丧满复职后，与沈桂芬政见屡屡不合，两人矛盾渐深。1876年文祥去世，沈桂芬在军机处的地位上升，李、沈矛盾加剧。李鸿藻“势孤无援，清流从而赞助之”，并奉为宗师。

奕䜣在帮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中起了关键作用，事后即被授为议政王大臣，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慈禧太后一方面要利用奕䜣的声望和才干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为防止大权旁落，又对奕加以牵制，伺机打击。同时，慈禧太后对李鸿章等洋务官员也采取了既利用又控制的手法：一方面借重洋务派来加强朝廷的军事、经济实力，以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又担心洋务派羽翼丰满后无法控制，形成内轻外重的局面，所以她驾驭清廷内部各派，利用他们之间的争斗，维系自己的最高权力地位。

总体说来，在清廷内部的矛盾中，清流派多是以调停的面目出现。他们既维护慈禧太后的地位，以获得其信任；又请求慈禧太后委以奕䜣军国重任，从而也为奕䜣所倚重。有人称张佩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摅，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1879年，御史吴可读实行“尸谏”，抗议慈禧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张之洞即上疏为慈禧太后辩解，遂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

当奕䜣受到慈禧太后的打击时，张佩纶于1878年上疏为之辩护：“王赞画枢要有年，任荐贤，任锄佞，非不能自任者”，请求“推诚委任恭亲王，责令竭忠尽诚以安危为己任”。张佩纶入值总理衙门，奕即表示：“恨相知晚，署中事悉倚办。”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张之洞连连上疏建言，奕对其见解也表示重视，“颇为虚心咨访”。

清流派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保守派和洋务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清流派主张仿效西法，兴办洋务，实行自强。这不同于保守派而接近于洋务派。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清流派强调维护名教，主张整饬纪纲，标榜士人气节，似乎接近于保守派而不同于洋务派。对洋务派“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的做法也“愤懑不平”。在清流派看来，保守派“不知洋人之情”，洋务派则“不知中国君民之情”，皆不能有所作为。他们试图“参酌中外之情势”，以“夫任天下之大事，须曲尽天下之人情”的政治理念，推行一种不同于两者的自强之策。